丝路遗珍

王悦阳

古老的丝绸之路曾经为人类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时至今日，全新的“丝绸之路”已经开启，敦煌的辉煌，必将延续。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中国古人花了一千多年开凿出南北长1680米的敦煌石窟群。时至今日，敦煌不仅成了中国璀璨文明的活化石，更是“一带一路”上的绚烂明珠。难怪有人说，“世间有几处地方，有生之年总觉应该一到，敦煌便是其一。”多少年来，无数人曾跋涉千里，只为一睹敦煌莫高窟千年佛像唇边微笑，感悟千年沧桑，体会人间至情。

繁华之地 再现于世

敦煌，位于甘肃省西北部，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历来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敦煌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以敦煌石窟及敦煌壁画而闻名天下，是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和汉长城边陲玉门关及阳关的所在地。

“敦，大也;煌，盛也。”据史籍记载，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之间的中西交通（今称“丝绸之路”）。而敦煌正是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汉代敦煌，向东，可达长安、洛阳，继续东走，可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向西，经过西域的南北两道，越葱岭可通向中亚、南亚印度、西亚波斯，乃至地中海的古希腊和古埃及;向北，越戈壁沙漠，沿天山北麓西行，进入草原丝绸之路。因此，位于西部边陲的敦煌，处于丝绸之路的战略要冲，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又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会处。古人谓敦煌“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在这其中，莫高窟无疑就是古代中西文化在敦煌交汇交融的璀璨结晶。

在莫高窟第323窟发现的唐代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李克让修复莫高窟佛龛时所写的《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中，记述了石窟的一段始建历史和缘由;据称在苻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两位僧侣乐尊和法良行经敦煌鸣沙山，突然见到山顶有金光笼罩，宛如千佛现身，立即四出募捐，就地建造了第一座石窟，以作纪念。消息传开后，商旅纷纷差使在此修造石窟，以期旅途平安。这样一直延续到元代，经历1000多年。历朝历代，善男信女竞相凿窟供养，画壁塑像，香火绵延千年。直到明代，随着国力渐弱加上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敦煌才荒废湮没。

据一些古书记载，敦煌地区石窟数量达千余个，至今仍保留的，至少有莫高窟、西千佛洞石窟、东千佛洞石窟、榆林窟等多处。在这些洞窟中，只是对留有壁画或塑像的洞窟安排编号，目前就已有492个，保存着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纥、西夏、元、清、民国等时期的壁画45000多平方米，若把这些壁画以一平方米横向排列，长度可达45公里，是一座博大精美、无可比拟的历史画廊，所以人们喜欢把莫高窟比作“墙壁上的图书馆”。

在莫高窟的492个洞窟中还保存着历代彩塑3390身，其中圆雕塑像2088身，影塑1302身。以及唐、宋、清、民国等时期的木构建筑10余座。另外，莫高窟曾于1900年发现藏经洞，保存了4至11世纪的佛教经典、经济文书、文学、科技、史地资料以及帛画、纸画、织染刺绣等文物5万余件。

1900年夏天，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发现藏经洞，在3平米见方不到的洞窟内竟堆满5万多件中外文书、经卷、织绣和画像，是从三国魏晋到北宋一千多年间的古文献。这一发现轰动世界，英、法、日、俄、美等国闻风而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20多天的时间内，蹲跪在狭窄昏暗、灰尘呛鼻的洞窟内，翻看了近两万件敦煌遗书，平均每天阅看1000件，每小时100件，其工作强度可以想见。最后，他从中挑走精品约5000件，运回法国，这批遗书公认是最有学术价值的。敦煌遗书散落海外，历史学家陈寅恪曾沉痛地说：“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也正因有着这样的伤痛，终于在1944年，国民政府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任命常书鸿为所长。自此之后，从常书鸿、张大千、段文杰到今天的樊锦诗，一代代“敦煌人”用70余年时间把中古时代的繁华之地再现于世人面前。

莫高窟绝响 无可比拟

莫高窟艺术的成就，是世界上留存至今的任何佛教遗址所无法比拟的。进入洞窟，庄重的佛陀、仁慈的菩萨、灵动的飞天、壮美的佛国、动人的故事、有趣的生活、富丽的纹饰，一一进入眼帘，在人们面前展现的是领域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美不胜收的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文化艺术宝藏。

在敦煌石窟中，几乎窟窟都有说法图，经变画。这些壁画以描写人物为主，因此，其中有大量的服饰及纺织物的图形，不但历史风格各异，而且有许多少数民族和国外的服饰纹样。这充分体现敦煌这座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昔日的辉煌，这对现代人研究古代服饰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在敦煌壁画中，还表现了历代社会中的方方面面。如：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商贸;军事和体育方面的珍贵画面和史料;也是中国古代生活的写照;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记录等等。另外，敦煌也可以说是一座民俗史博物馆。1000年间的中国古代民俗概貌活现于壁画之上，不仅包括现今已看不到的事象，还包括流传到今天的民俗民风。由于纸绢绘画作品不易保存，宋代以前的民俗画真迹已绝无仅有，敦煌壁画堪称珍贵记录。

来到莫高窟，不得不看的就是45号窟。进入洞窟，几乎让人瞬间无言——一种大美的震慑。特别是两侧妩媚的菩萨像，堪称绝品——这两尊盛唐彩塑抬头仰观，面相圆润，云髻高耸，双目微启，眉目间似笑非笑，神情间恬静圣洁，身形则一曲三折，婷婷婀娜，衣纹垂坠若流云，立于佛像两侧，一种垂怜众生的神态让人望之而感动，复生庄严之心。洞窟两壁，还有精彩的经变画，一是观音经变，一是观无量寿经变，造型生动，线条流畅，是盛唐绘画“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最好诠释。

第98号窟也非常值得一看。这是莫高窟为数不多的壁画大窟，窟主是五代初统治敦煌的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窟内现存供养人题名163条，数量之多为莫高窟之冠。入口处可见张大千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编号“四十二”，黄框白底黑字，以其独有的风格写就。此窟由甬道和主室两部分组成，其中甬道口的供养人像于阗国王李圣天（曹议金之婿）、王后曹议金之女俱极精美大气，衣冠一如汉制，线条流利准确，像前方均有墨书榜题。于阗是西域古国，即今新疆和田一带，彼时崇尚佛教，汉语中的“佛”字即译自古代于阗语。因为对汉唐文化的喜爱，于阗国王后来改姓李，从唐末到宋代一直在敦煌开窟造像。

第96窟是莫高窟最大的佛窟，即著名的“九层楼”所在地，又称“大佛殿”。大佛系唐代武则天时代所建，红唇，抹胸，龙纹，气象庄严，与另一赫赫声名的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可作对比观，或能看出盛唐时期的独到审美与高超品位。

高窟中保存的供养人画像非常值得一提，不仅数量巨大，且历史悠久、内容丰富，长期以来都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从中更可窥出学术价值所在。如曹元忠造木板雕画《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观音菩萨立像》题记分别有“……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曹元忠”、“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表明五代时敦煌最高地方长官也参与了造像活动。

到了元代，著名的第3窟则是现存唯一以观音为主题的洞窟，这也成了莫高窟晚期石窟艺术的绝响。

鉴古知今 延续辉煌

以莫高窟佛教艺术和藏经洞文物为代表的敦煌文化和艺术，是在丝绸之路千余年发展演变的背景下，由来自印度、希腊、中亚和西亚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多种文化、艺术与中国文化、艺术不断交流、融汇，进而创新形成的古代人类文化、艺术硕果。它们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古代中西方多元文明交流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对于现代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要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要不断吸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使多元文化兼容并蓄，并不断加以创新，才能使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不断得到发展。”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有着“敦煌女儿”美誉的樊锦诗教授面对自己生活、工作了一辈子的敦煌，由衷地发出这样的感叹。

1962年，樊锦诗以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的身份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此后的50余年，她与莫高窟相生相融，再也没有分开。2015年3月从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卸任后，她没有返回故里上海，而是留在了敦煌。讲座、研究、学术会议……直至今日，她每天的工作日程依旧排得满满当当，从来没有休闲的时间。

“曾有观点认为敦煌学研究在国外，其实即使在解放前，中国敦煌学研究也是十分扎实的。”樊锦诗认为，解放前，北京大学成立的研究所国学门、清华研究院的国学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机构相继派学者赴欧洲调查、抄录被劫掠的敦煌文献，同时开始了整理、研究敦煌文献和考察敦煌石窟，其后，我国学者在政治社会史、语言文学、敦煌石窟内容调查、艺术临摹等领域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

在樊锦诗看来，中国敦煌学的真正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30多年成果多，人才也多，不少大学都有敦煌学研究课程，出版了大量文献。”她表示，经过20余年的努力，中国敦煌学者在敦煌历史、语言、文学、宗教、考古、艺术、科技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成就，中国已成为国际敦煌学的重要基地和中心。

中国有一句成语——“鉴古知今”。樊锦诗表示，敦煌文化遗产在丝绸之路上一千余年的历史成就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历史经验和启示。对于不同国家和民族来说，文化交流是长期的、和平的，并可增进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与互相信任，促进不同文明的和谐对话，共存共荣。

古老的丝绸之路曾经为人类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在这其中，敦煌与莫高窟，无疑是历史的见证人与活化石。时至今日，全新的“丝绸之路”已经开启，敦煌的辉煌，必将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