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创举
——由建军理念看“党指挥枪”

高 炜 何 荷

伟大的创举
——由建军理念看“党指挥枪”

高 炜 何 荷

“党指挥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为重要的建军原则，为历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所强调。由于我军建军理念的独特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多官兵未能真正理解这个机理，以至产生各种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在我军建军90周年之际，从建军理念的角度再次梳理“党指挥枪”这条生命线的历史价值，对于在军改大潮中不忘初心并坚持人民军队的本色具有特殊意义。

军事历史 解放军军史 ［党指挥枪］

“党指挥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为重要的建军原则，为历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所强调。由于我军建军理念的独特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多官兵未能真正理解这个机理，以至产生各种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从建军理念的角度再次梳理“党指挥枪”这条生命线的历史价值，对于在国防和军队改革大潮中不忘初心并坚持人民军队的本色，具有特殊意义。

一、传统军队——军队与军人的“机器化”

传统军队的建军理念，是把活的“人”予以“机器化”，即通过严格的纪律、严酷的刑罚、僵化的生活等手段，让原本多样的人成为统一的模式。军事题材影视作品中威严而冷酷的军士和教官便是其典型形象。这种建军理念，通俗说就是先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将个体原有的“三观”完全粉碎，再按军队需要进行标准化的“重塑”。实际上，这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基本理念——只有一切都标准化，才能以最小的成本制造最多的产品，才能保证同一种零件能够互换。

与此同时，传统的“职业化军队”由于集中精力于战争和训练（准备战争），无法进行生产，必须由其他力量为其提供生存物资。因此，谁能够向军队提供生存物资，谁就决定了和平时期军队的生存，借此取得军队的领导权。历史实践证明，行政权力（财权）若不受约束，则必然催生军事权力；军事权力若不受约束，则必然追求行政权力。而一旦军权与财权结合，诸如唐朝的节度使、晚清的督抚等，必然产生独立的权力系统，大者为帝王，小者即军阀。因此，各国历来对军费的掌握都极其敏感。清朝中前期甚至明文规定：军队的经费只能出自朝廷掌握的国库，地方政府自发的“拥军”行为不但不会被鼓励，反而可能招致罪过。这一规律决定了：在封建专制社会，军队作为一种工具，始终为能够通过剥削来提供生存物资的专制权力集团所掌握。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封建专制王权被推翻，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打出了“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军人不干政”的招牌，体现出相对于“皇家私兵”的进步性。然而，无论招牌写得如何美丽，都逃不脱一个基本问题：在一个存在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有条件为军队提供生活以及各种战争准备和战争实践物资的，仍然是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的农民和工人显然没有余钱去养活军队。因此，对于剥削阶级而言，这种固定的经济关系决定了其掌握军权的稳固，并尽可能避免其他因素干涉这种稳定关系。

传统建军理念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军事效益上说，以固定的模式面对千变万化的战场，其结果必然导致适应是相对的，不适应是绝对的。比如，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面对已经发生变化的武器系统，南北军双方仍然采用传统战术，组织步兵以线式队列走过数公里的开阔地，顶着对方炮火接敌，如联邦军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以及邦联军在葛底斯堡的冲击。所以，这场为期4年的内战成为美国历史上伤亡最大的战争实践。另一方面，这种军队彻底变成没有思想的工具，只能盲目跟随指挥棒去冲锋陷阵。而从封建王朝到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体系决定了，指挥棒永远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如此一来，尽管军队的主体由广大劳动人民和无产者构成，但他们不但为剥削自己的阶级服务，还要在战争中流血牺牲。

因此，尽管在人类文明数千年的进步过程中，武器从大刀长矛演进为火炮导弹，军队编制由师、旅、卒、两、伍改成军、师、旅、团、营，但从孙武提倡的“愚其耳目”“若驱群羊”，到今天发达国家军队仍然在强调的“没有任何借口”“军人的天职就是绝对服从”，无不显示传统军队对其成员最本质的要求，即没有活性的“机器”，而非有活性的“人”。这种态度和要求，从根本上讲，是落后的、反动的、违背人性的。

二、无产阶级军队——由“机器”到“人”的回归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导师显然认识到传统“职业化”军队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国家是不需要职业化军队的。1845年2月，恩格斯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一文中指出，“而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谁也不会想到什么常备军。要常备军来做什么呢？……是为了自卫吗？自卫也不需要常备军，因为要使每一个适于作战的社会成员，为了保卫国家而不是为了参加检阅，在自己的本行职业之外学会掌握武器，是一件容易的事情”①《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47页，战士出版社，1981。。恩格斯认为应代之以民兵。民兵，亦民亦兵，平时不用国家给养，自然不会迫于生计去执行认为不对的命令，乃至不用服国家政府的兵役。而这样的武装力量只会服从有利于劳苦大众（即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命令。

在面对近代战争的专业化趋势时，两位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修正了观点：专业化乃至职业化的军队是必要的。1852年1月，恩格斯在《英国》一文中指出，“武装力量首先由两个部分组成：（1）担任国内勤务的城市无产阶级自卫军和可靠乡村中的农民自卫军；（2）抵抗侵略的正规军”①《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3页，战士出版社，1981。。1861年11月，他在《美国战争的教训》一文中再次指出，“任何一支新由平民组成的军队，假如它得不到比较强大的正规军的巨大精神资源的陶冶和物质资源的支持——主要是正规军的基本要素即组织的陶冶和支持，就永远也不会有战斗力”②《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页，战士出版社，1982。。1871年4～5月，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也指出，“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③《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417页，战士出版社，1982。。

但是，两位革命导师所认同的“专业化军队”绝对不能是传统的那种不过问政治、“谁给我军饷我就跟谁走”的军队，而必须是掌握先进的革命理论、具备应有的革命觉悟，能够判断历史的进步与倒退，从而明辨是非的军队。十月革命时期，列宁的《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指出，“参加军队的人虽然没有受过刻板的正规训练，但他们有争取被剥削者解放的思想作为指南，这在世界斗争史上是第一次”④《列宁全集》（第33卷），中央编译局，271页，人民出版社，1985。。列宁在总结苏维埃政权胜利的原因时则指出，“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就贯彻社会主义历来的训条，彻底地坚决地依靠群众，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唤醒社会上最受压迫最受摧残的阶层，让他们投入生气勃勃的生活，起来创立社会主义。因此，旧军队，即对士兵实行严酷教练和严刑拷打的军队已经成为过去。这种军队已经被废除，已经彻底摧毁了。军队的完全民主化已经实现了”⑤《列宁全集》（第33卷），中央编译局，269页，人民出版社，1985。。也就是说，军队必须具备选择正确方向的能力，能在历史的大势前作出正确的判断，否则就会沦为剥削阶级的工具。这就要求，军队必须学习先进的革命理论，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

由于掌握了先进的革命理论，有了明确的目标，军队的官兵知道自己是为历史的进步而战，也就是为了解放自身而战，所以，会拥有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为了战胜敌人而甘愿无畏地付出。其战斗力的源泉就是两个字——自觉。自觉的纪律、自觉的战斗、自觉的牺牲……更重要的是，自觉地思考如何战胜敌人。这样一来，有多少官兵，就有多少思考克敌制胜问题的大脑。因此，任何技术化思路下产生的战术战法，都很难与这种浩瀚如海的大脑智库相抗衡。

这种先进的建军理念，无疑会与旧式建军理念产生冲突：对人性的解放完全推翻了旧式军队建立在高压、反智基础上的纪律体系，对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完全推翻了旧式军队主要依靠技术指标衡量战斗力的评价体系，建立在官兵一致基础上的上下级关系完全推翻了旧式军队森严的等级关系。这些先进理念的实践必然受到旧式经验的抵制。比如，在强大的沙俄旧式军队传统影响下，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们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以致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建立的苏联红军也没能真正全面彻底地践行这些理念。

真正实现先进建军理念的契机，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军队的身上。由于近现代以降，积贫积弱的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从而旧式“职业化”军队文化基础相对薄弱。从“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到古田会议对军队党的建设做出规范，中国共产党人得以彻底践行了半个多世纪前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崭新的建军理念。这样一支仅有少量军人，更多由毫无纪律可言的农民构成的军队，当其对手将棍棒与皮鞭视为维系军纪的必然手段时，却坚决废止任何打骂体罚士兵的行为；当其对手强调“官大一级压死人”时，这支军队却建立了士兵委员会，甚至可以对犯错误的军官予以惩戒；当其对手将“当兵吃粮”视作天经地义时，他们却一手操枪一手拿锄，在劳动生产中与人民建立起血浓于水的紧密联系。时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向士兵要求绝对服从”是“无理的”“恶习惯”①[美]福尔曼著，朱进译：《中国解放区见闻》，69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

如此彻底地推翻旧式建军理念，在最初遭到质疑和反对后，这支人民的军队很快在战争实践中开出硕果。从中国工农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人民解放军，没有了棍棒与皮鞭的恫吓，这支军队的官兵表现出比其他所有对手更加严明的纪律和意志；在重炮与机枪所构成的火海中，官兵们无需督战队的驱赶，即能战胜本能的恐惧，迎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

在朝鲜半岛，以步枪为主要步兵火力、飞机大炮奇缺、给养经常断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了一场决定世界格局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面对敌人千变万化的种种战法，志愿军始终坚持“群众性运动”的绝招：你对我狂轰滥炸，我发动群众炸完就修，保证畅通；你用飞机在公路上撒下不计其数的三角钉，我发动群众扫得一干二净；你用无穷的火力把我的山头炸成“秃顶”，我用群众性“冷枪冷炮”战术打得你抬不起头；你用世界第一的产能造出成千上万的地雷，我搞群众性“地雷大搬家”，用你的地雷炸你。在志愿军的“群众性运动”面前，即便是全世界装备水平最高的军队、即便动用各种技术手段，其战术效果也统统被消解。尤其重要的是，这些运动并非由统帅部发起，而是由基层官兵发挥主观能动性率先取得战果，再由高级指挥员予以推广。当旧式军队中的“战争机器”回归为有思想的“人”本身之后，他们所表现出的对战争的适应和掌控能力是前所未有的。

三、“党指挥枪”——新型军队的铸魂之道

1948年末，伴随着辽沈战役最后的炮声，国共双方军队在辽西大平原上进行最后的较量。一夜之间，双方各部如两条长蛇缠斗在一起。面对同样的混乱，敌我双方的表现截然相反——国民党军指挥官廖耀湘愁得茶饭不思，而原本装备精良的国军部队在我火力下狼奔豕突；林彪则说“找不到谁都没关系，找到廖耀湘就行”，第四野战军各纵队化整为零，顽强地穿插、分割、包围敌人，最终将敌围而歼之，奏响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序曲。

为何国民党军会在最紧要关头失去军纪的震慑，而我人民解放军却自觉自愿地以更高的标准执行纪律？为何从不回避政治且具备独立思想的军队能够更好地服从指挥？原因就在于，这支人民的军队与指挥他的政党秉承同样的革命理念，其觉悟与价值追求也与指挥他的政党高度一致，从而使他们不但拥有自己的思考，而且得到一致的答案。

纵观历史长河，无产阶级军队并非唯一向军队灌输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的军队，人民解放军也并非中国唯一向军队灌输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的军队。在欧洲，希特勒同样强调建立“党军”，纳粹党不但全方位向德国军队渗透，甚至组建起完全属于希特勒个人的“党卫军”；在近现代中国，孙中山、蒋介石等人也接受“党军”的概念，当共产党人尚在最初的军事实践中摸索时，国民党人已经率先建立了“党军”，而且率先将其政党的政治理念在军队中传播、在军队中发展党员、强调“党的领导”。然而，几年之后，希特勒的“党卫军”就到了即使动用强制手段也招不满员额的地步；国民党的“党军”更是要靠抓壮丁来勉强维持。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但拥有“母亲送儿去参军，妻子送郎上战场”的豪壮，甚至能把俘虏兵改造成志同道合的战友，并肩消灭敌人。为何看似相同的统军之术却结出了不同之果？根本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同。

在我军英模榜上，大多数英模是士兵，军官的职务越高，获得荣誉越少，这与西方军队明文规定的某些高级荣誉只能由军官乃至高级将领获得的做法截然不同；历数我军的战法创新，多数源自基层官兵的“非专业”“不教条”行为，这与西方军队强调“专业性”的思路又背道而驰。在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现象背后，恰恰是这支军队的制胜秘诀——从内心深处尊重士兵，唤醒他们的革命觉悟，为他们打天下，也让他们去打天下，从而使这支军队凝聚起钢铁般的灵魂。这种灵魂，因为由全体官兵共同的价值观汇聚而坚强无比，又因其符合历史进步的规律而长在长新。这一建军之道长盛不衰的根本，在于共产党本身的先进性，如果没有政党本身的先进性作保障，就不可能有革命理论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决定了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军队铸魂的能力，也决定了“党指挥枪”是与党自身的建设紧密结合的。只有我们党永远坚持自身的建设，永远保持先进性，这种铸魂的能力才能得到延续和强化。唯有如此，“党指挥枪”才不致流于形式。

今天，面对新的战争形式和政治格局，我军正进行翻天覆地的变革。在国防和军队改革大潮中，是继续规避曾经存在的“技术含量低”“专业性弱”等问题，将“剑走偏锋”的传统发扬光大，还是借日渐强盛的国力提升军力，补充短板，突破瓶颈，回归世界军事力量发展的普遍道路，是我们必然面对的选择。以灵活性和主动性作为根本特点的理想型军队与以专业化和制度化作为根本特点的职业化军队，虽无法绝对统一，但可以相对兼容。如果能够科学地确定主次，兼取其优长，找到最为合理的平衡点，必将促进我军的新生，从胜利走向胜利。

（责任编辑：何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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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4484（2017）07-0016-05

作者：高炜，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军事系，讲师，上校；何荷，军事科学院原军队建设研究部国防综合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