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困境与对策

李飚

摘要：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将越来越突出。随迁子女的教育融入问题既是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补充。只有为下一代子女的城市融入打下一定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才具有了一定的稳定性、彻底性和延续性。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体成长，也关联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下一代新市民的城市融入。立足城市化进程的全局，妥善解决随迁子女教育是实现教育公平、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本研究梳理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面临的困难及原因，提出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对策思路。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教育融入

一、问题的提出缘由

在大力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人的城镇化是真正的核心。相对于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所受教育年限较父辈长，具有一定的视野，深知城市文化教育资源丰厚，有别于父辈候鸟式的打工生涯，新生代农民工积极融入城市、有留在城市的心理预期，更倾向于将子女带在身边，重视子女教育。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比上一代有更强烈的城市融入意识，但客观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令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城市职工依然是弱势群体，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要面临就业、教育、生活等一系列的考验。农村户口令其随迁子女陷入入学难、所受教育质量不高的困境。这种境况势必影响我国城市的稳定与发展、影响农民自身的现代化进程，有待我们寻求解决对策。

学界采用社会网络、社会冲突、现代性理论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进行多视角研究。龙萍以湘潭市农民工为案例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开展实证研究（龙萍，2013）。有学者在体制分割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排斥（方巍，2008）。农民工被完全甩在城市发展和繁荣的结构之外（简新华、刘传江，2003）。学界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研究多关注农民工的就业、生活消费等层面，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心理适应与随迁子女权益保障缺失的原因分析。本研究从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困境人手，剖析其随迁子女教育权利缺失背后的制度根源，进而提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融入学校、融入社区”问题的建议和对策，以期为制定提高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就业机会、促进其城市融入的政策提供借鉴依据。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与特质

农民工：指在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下，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产生的，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或在其他城市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主要是指在外地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龙萍，2013）。我国狭义农民工的数量为1.5亿人左右，广义农民工的数量大约为2.5亿人。

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中央第一号文件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对农业生产不熟悉，怀抱融入城市生活的渴望但现实又难以融入城市的落寞不甘心的复杂心理。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新生性、时代性、工人性和农民性。随着老一代农民工返乡“落叶归根”，当今我国农民工群体内部结构产生了明显的代际分化，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然成为农民工中的主力军，约1亿人，年龄分布在20-30岁之间，其主要特征是：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高，工作耐受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低。

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龄在20-30岁之间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子女”。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则是跟随父母来到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子女。

与父辈农民工“候鸟”式的打工经历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体现出向往城市、融入城市的心理特征。由于受教育年限较长，初高中学历占了总体的多数，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农业生产的认同度较低，他们在城市大量选择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为职业，选择的工作环境相对较好，职业期望值高，与老辈农民工不同，大多不想返乡。

如果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主要包含融入企业、融入教育、融入社区三大主题，那么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所面临的城市融入主题则是教育融入，即能够在迁移目的城市顺利入学。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除了谋取一份职业、寻求一个栖息住所后，整个家庭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随迁子女在当地是否能入学关系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持续性。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融入关系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关系到整个家庭成员是否成为名符其实的城市人，只有教育融入了，才能实现城市融入，因此新生代随迁子女教育融入有利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推进城镇化建设，有利于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农村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进程。

三、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困境

（一）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普遍面临当地入学难的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不仅自身面对着就业歧视、社会保障不完善、社会融入程度低等问题，其子女也陷入入学难、受教育不公平的困境。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由于农村出生的环境身份问题导致其与城市职工的孩子在教育资源拥有上存在着先天性差距，而这一先天差距在后天养成中通过亲子关系的交互渗透、代际间的行为习惯思维传承中又不断加深了这一教育背景的差距。这一差距或不平等的现状，在现行户籍制、城乡二元结构下一时将无法改变。农村户口导致其在城市入学时很难享受到与城市职工子女相同的教育机会和资源，加之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也面临生存发展焦虑，在权益维护和保障方面存在劣势。从而使其随迁子女往往面临入学难的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权利难以保障。目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尽管许多城市的主管部门都在承诺着手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但实际收效不大。出于地方保护主义下，公立学校面向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就读名额有限，加之社会对“乡下人”的歧视，城市里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公立学校难、私立学校费用高的问题突出。农民工子女在选择公办学校时有5.34%的人遭到学校拒绝。农民工经常更换工作地点，给子女上学带来困难的占41.5%，因户口问题，子女上学有困难的占18.67%（梁雪萍、崔永军，2013）。

（二）心理落差与资源匮乏交互强化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包括三种流动：一是职业流动，即从农业向工商服务等非农产业的流动；二是地缘流动，即从偏远落后的农村向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流动；三是阶层流动，即从收入较低的农业劳动者向收入较高的职业阶层流动。新生代农民工在向上的社会流动注定了其城市融入要承受巨大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自身已完成了义务教育，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比父辈们更高远的志向和视野，有较高的教育诉求。因自身学历低、导致收入低、受歧视、遭排斥、婚恋不易、晋升难度大、维权道路艰辛，诸如此类的“伤心事”，刺激到新生代农民工敏感神经，深刻认识到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重要性，坚信城市更先进的文化教育生活设施，希望培养下一代实现其社会层级的跨越。有近80%的农民工认为子女将来应该选择在城市中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强烈的城市认同感，会主动改变自己，力求从消费观念、生活习性上模仿靠近城市生活，但较低的经济社会地位令其不自信，敏感于城市人歧视，泛化了对城市人的敌视疏远，形成了较为封闭的心理结构与生活交际圈，弱关系型的城市社会支持网络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生活的能动性，拉大了与城市社会的距离。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这种相互排斥关系，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和融合，使其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较匮乏。自身归属感较差，渴望融入城市却举步维艰，常陷入就业无门、入学无门、社会参与无门，“城市难留家难回”的两难境地。

（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处于较低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虽生活在城市，但身份仍然是“农民”。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调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例为67.2%，高出传统农民工相应数字18.2个百分点。拥有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经历的比重分别是传统农民工的1.6倍、2倍与2.3倍。尽管教育年限相对延长，但所接受教育的内容欠缺，绝大多数（62.5%）新生代农民工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高阶段，接受过专业技术教育（中专、中技、职高、大专、高职）的比重尚不足四成（37.5%）。职业培训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次数偏少。受培训次数在2-5次之间的比重仅为44.6%，受培训次数在6次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比重为11.5%。自外出务工以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为61.1%（全国总工会，2010）。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还是其职业技术能力，都是相对较低的。将近70%的人没有或较少务农经历，在企业间的流动频繁。

（四）陷入困境的制度性根源。首先，缺乏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权益保障的法律制度。党的十八大将“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写入党的报告，是国家深入推进教育公平的战略部署，为促进教育公平，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指明了方向。但缺乏政策的配套或适用范围有限导致在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方面存在障碍。其次，有政策但在体制框架内实际政策落地困难。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一文提出，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实行“两为主”原则，即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然而在财政分权、分灶吃饭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会出于自利自觉不自觉地猜测理解调整上级政策，以期自身利益最优化，在教育资源稀缺的当下，公立学校大多不愿意接收取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读。“两为主”的原则要求在多数地方没有得到很好落实。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令其子女无法享有平等的教育。我国存在了半个世纪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种种不平等的根源，各级政府将新生代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明显列在服务对象之外。由于没有城市户口，无法享受迁入地政府的优惠政策，无法享受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最终使新生代农民工自身难以真正让融入企业、其子女难以融入学校、其家庭难以融入当地社区。

四、对策建议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人的城镇化被放在首位，农民工的市民化成为重点，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新市民，成为产业工人的正规军。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融入城市”，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要使进城农民工生计可持续、社保有着落、心理能适应，需要政策支持，法律保障，究其根本离不开制度创新。

（一）创新户籍制度管理

当前城乡差距扩大和农民工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刚性的二元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正常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赵萌萌，2012），必须尽快的进行改革和创新。当前我国农民工结构发生了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展现出众多不同以往的农民工阶层的新特征，原先的户籍制度已不能适应新的需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于城市间、城乡间的流动管理需要创新户籍制度。尽快剥离依附于上的各种附加利益，建立统一开放的户籍制度是身份认同。

（二）加大政府财政帮扶力度

政府应当加大财政力度，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子女享受公平的教育资源，满足其对城市公共教育服务的正当需求。除了学校外，城市社区也应为其随迁子女提供“市民化”社区教育服务，且与城市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城市公共精神文化需求。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健康生活和愉快工作。其次，要满足农民工的城市公共制度需求。

（三）构建家庭、学校、社会、政府综合教育体系

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应当从自身的职责和义务的角度来反思自身的不足，营造一个良性互动的教育体系。城市的教育、文化、法律机构及其工作者应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存在，把他们作为城市重要成员来对待，免费向他们开放城市的文化教育设施为其融入城市生活创造更加理想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