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七下西洋一巨人

说起历史上的大航海家，我们往往想到的是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这些在西方大航海时代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名字，尤其是1492年率领西班牙船队远航，并抵达了美洲的哥伦布，更是为人所熟知。其实，早于哥伦布出航八十多年，中国就出现了一位率领船队劈波斩浪的大航海家。他，就是郑和。

一、郑和七次下西洋

郑和，原姓马，明洪武四年（1371）生于当时尚被元朝残余势力控制的云南。洪武十三年（1381），明朝平定云南，郑和被俘虏至南京，成为宦官，配属于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的王府。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次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在战争中，年轻力壮的郑和追随朱棣作战，数次立功，逐渐成为一位“有智略，知兵习战”的将领。朱棣登基称帝后，郑和因军功被赐姓“郑”，并升任内官监太监，担任了内廷（宦官）体系中的重要职务。因他小名“三保”，故民间习称“三保太监”，后来又讹写为“三宝太监”。

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六月，郑和奉命率领一支船队“通使西洋”。这个使团以郑和为正使，另一宦官王景弘任副使，团队成员既有宦官和文武官员，也有医士、买办、通事（翻译）等技术人才，还有明军将士两万余人。整个团队乘坐当时称为“宝船”的大小海船六十余艘，船只排水量多在千吨以上。就当时来说，这个规模的船队是历代罕见的，

郑和一行从苏州的刘家港（今江苏苏州太仓市浏河镇）乘船出航，抵达福建后稍加休整，便扬帆西去，抵达了占城（古国名，在今越南南部）。自明朝建立以来，占城多次朝贡，郑和以占城为远航的首站，是非常谨慎的做法。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抵达占城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郑和出航所到的国家大多在今印度洋海域，明朝时将这一带海域称为“西洋”，故民间有“三保太监下西洋”的说法。船队所到各国多对使团持友好态度，除接受明朝的诏书、礼物并回赠礼品外，还往往遣使者随船到明朝访问。永乐五年（1407）九月，郑和的船队回到国内，向明成祖汇报了出使经历，献上各国的礼物，各国来华使臣也随郑和朝见了明成祖。

郑和船队航行的成功，以及各国纷纷遣使来华的盛大场面，使明成祖对航海出使有了很大的信心。在成祖的余生中，郑和又于永乐六年（1408）、十年（1412）、十四年（1416）、十九年（1421）、二十二年（1424）分别率船队出使，往返时间短者一年，长者两年有余，这样的长时间航海，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

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命郑和出使旧港（今印尼的巨港），归来时成祖已经去世，其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仁宗对其父北击蒙古、南拓西洋的事业不感兴趣，但对郑和依然信任，故命郑和“以下番诸军守备南京”。仁宗去世后，继位的明宣宗朱瞻基追慕成祖的事业，于宣德五年（1430）岁末命郑和再次统率船队前往西洋各国。此时，郑和已经是一位花甲老人。从永乐三年到宣德五年，郑和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了航海事业，为此付出了很大心血。

这次出航前，也许是因为预感余生无几，郑和在刘家港留下了《通番事迹记》碑刻，到福建后，又在长乐立有《天妃灵应之记》碑，分别记述了自己六次通使西洋的情况。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九日，郑和的船队从福建起锚出海，周历忽鲁谟斯（今伊朗的霍尔木兹）等十七国，于宣德八年（1433）二月十八日自忽鲁谟斯返航。同年六月二十一日驶返刘家港。然而，郑和并没能看到祖国的土地，他于归国途中在古里（今印度的科泽科德）病逝，享年六十三岁。船队回国后，明宣宗得知郑和去世的消息，下诏赐葬于南京牛首山南麓，以此表达对郑和功绩的肯定和纪念。

二、“郑和下西洋”的性质与意义

郑和七下西洋，前后历经二十余年，所为何来？从明代开始，就有对郑和动机的探讨。一种观点认为，“靖难之役”以明成祖攻入南京城，建文帝不知所踪告终，成祖对这个可能逃亡在外的侄子很不放心，所以派郑和去海外搜寻。另一种观点认为，成祖抱有“天朝上国”的理想，派遣郑和远航，是为了向南洋各国耀武扬威，逼迫他们来朝贡。《明史·郑和传》说：“成祖疑惠帝（即建文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就是对上述两种说法的综合。近代以来，针对这个问题，还有人提出过包抄帖木儿帝国、扫荡张士诚旧部、解决“靖难之役”后士兵闲散无事问题等多种说法。

其实，早在宋元时期，我国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各国的贸易就非常活跃，也不时有官方的通使往来。至明成祖时期，社会经济已经从元末的战乱中恢复过来，具备发展海上交通、开展海道贸易的基础。郑和每次航海归来，总会带回大量香料、染料、宝石、皮革等异国特产，这些特产有的是所谓“贡物”，但主要还是贸易所得。当时，郑和的船队在满剌加（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立排栅如城垣……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我们从船队的“番货”需要专门整理分装，已见当时贸易规模之一斑。不仅如此，郑和船队的翻译人员马欢在回国后，著有《瀛涯胜览》一书，记载了他随船队所到的二十国的情况，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各地特产和贸易情况，如他记占城“其买卖交易使用七成淡金或银，中国青磁盘碗等品，纻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则将淡金换易”，记爪哇“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器并麝香、销金纻丝、烧珠之类，则用铜钱买易”，等等。这是只有亲历贸易活动、深知其中三昧的人才能写出的实录。可见，郑和的航海活动具有很强的海上贸易色彩。

此外，郑和的航海活动也给国内带来了大量的白银。根据史料记载，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一两黄金可以折换四两白银，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一两黄金可换五两白银，金银比价变动很小。然而，等到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归来的永乐十一年（1413），一两黄金已经可以兑换七两五钱白银，而且不久后就变成了一两黄金兑换十两白银，这显然是国外白银经由海上贸易大量流入明朝国库的结果。因此，明中期官员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对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航海活动评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当然，郑和的七次出海远航，都是奉明成祖和其孙宣宗的意旨“通使西洋”的，这就决定了郑和下西洋不会是单纯的海上贸易活动。第一次出航，周历十余国，所到之处，郑和都宣读了明成祖的诏书，船队回国时有各国使者随船来访，外交色彩很浓厚。此后的航海活动，也间有送使者回国或赴某国公干的，谓之外交活动，应无大错。在旧港，郑和还打击过当地的海盗，为维护贸易秩序和国家尊严做出了贡献，这又是一种军事行动了。

所以说，郑和下西洋，既是遵从明朝皇帝意志对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进行访问的外交活动，也是官方经营海上贸易的一个缩影。郑和凭借其杰出的个人才能，以明朝官方的充分支持、国内的丰富贸易资源为背景，在外交和贸易两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来华的各国领导者中，事迹尤其显著的，有渤泥国（古国，在今加里曼丹岛）的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和苏禄国（古国，在今菲律宾苏禄群岛）的东王巴都葛叭哈剌。这两位国王都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率家属和大臣泛海来华的，受到了明朝官方的热情接待，却不幸在中国因病去世。成祖对两位国王的后事非常重视，不仅派遣官员致祭，而且命有关部门为其营护丧事、建造墓茔，对去世国王的家人也给予了妥善的安排。两位国王的墓地现在仍受到良好的保护，是中国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友谊的历史见证，而缔结这份友谊的使

者，则应当首推郑和。正因如此，《明史·郑和传》对郑和的外交活动作出了很高的评价：“（郑）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郑和确实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

三、郑和下西洋的启示

虽然在郑和去世后，明朝逐渐停止了大规模的官方航海活动，但“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长期在民间流传。到了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甚至有以郑和航海活动为故事原型的《三宝太监西洋记》刊刻出版。据作者自序，他撰写该书的目的，在于以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来鼓舞时人抵抗倭寇的决心。郑和在明朝人心中的地位之高，可见一斑。时至今日，距郑和七次远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六个世纪，我们还能从中获得哪些教益呢？

首先，郑和的航海活动告诉我们，我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郑和每一次出海远航，所到国家少者数国，多者十余国，一向秉承睦邻友好的原则。我们以他最后一次航行为例。宣德六年底，郑和率船队离开福建，前往东南亚，经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到达苏门答剌（在今苏门答腊岛）。在这里，郑和船队分成了几支分队。郑和本人率一支船队，经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古里，航行至忽鲁谟斯。其他几支船队，有一支经溜山（今马尔代夫）直航非洲东岸，访问木骨都束（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不剌哇（今索马里的布拉瓦）、竹步（在今索马里朱巴河口一带），另一支船队在太监洪保的率领下直航古里，访问了阿拉伯海海域的多个城市。洪保到达古里时，古里正派船去麦加，于是洪保就派出以随队通事为首的七人小队，随古里的船只到麦加访问。这一次航行，郑和船队先后访问了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东非的十九国，不仅带回了诸多珍奇货物，还有力地扩大了明朝的国际影响。据《明史·宣宗纪》记载，在郑和船队归国的宣德八年，有十九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使者访问了明朝，其中有十五国属于郑和船队航海所及之处，有些使者可能就是随郑和船队前来明朝访问的。这些古国有的现在还存在，有的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中国人民和亚非各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则毋庸置疑。

其次，郑和的航海活动告诉我们，在国际交往中，友好往来是主流，但也要捍卫国家自身权益。在通使西洋的船队中，有供使团人员乘坐的“坐船”，有运输粮秣物资的“粮船”“马船”，也有载运将士、打击海盗的“战船”。船队航行时，以战船置于外围，保护内侧的非军事性船只。即便如此，郑和船队的航行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第三次下西洋时，郑和奉明成祖的旨意到今斯里兰卡的锡兰山寺布施，并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以纪行（此碑现存于科伦坡博物馆），同时访问了锡兰山国。锡兰山国的国王亚烈苦柰儿以接待明朝使者的名义，把郑和引诱到都城内，向他逼索财物，又发兵攻打郑和的船队。郑和敏锐地看破了锡兰山国主力在外、国内空虚的状况，率领所部官军“中心开花”，出其不意地占领了锡兰山国的都城，生擒亚烈苦柰儿及其妻子和官属。前去攻击郑和船队的锡兰山国军队听说都城被攻克，急忙回兵救援，船队上的明朝官军乘势出击，又大破敌军。值得称道的是，郑和俘获锡兰山国君臣之后，并未在当地大开杀戒，而是将亚烈苦柰儿等人带回明朝国内，交由朝廷处理。成祖得知以往情由之后，也没有杀亚烈苦柰儿，而是下旨给予衣食，同时命礼部从锡兰山国的国人中选择贤者代之为王。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明朝君臣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既捍卫了国家的正当权益，为进一步开辟航路做了充分准备，又始终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明成祖和郑和能以恩威并施、轻重得宜的手段处理国际问题，证明他们是成熟的政治家。

第三，郑和的航海活动告诉我们，一时的优势不是永久的优势，故步自封、安于现状就会落后挨打。郑和所乘坐的宝船究竟有多大，现代研究者最乐观的看法是，大型宝船能达到排水量两千五百吨的规模（这几乎是木帆船的极限）；即使是保守的观点，也认为大型宝船的排水量在八百吨左右。而在流行于14世纪欧洲的柯克帆船中，大者排水量也不过五六百吨。15世纪产生的卡拉克帆船中偶见千吨级的大船，但百吨至数百吨的中小型船只仍是主流。所以说，即使与同时期的欧洲海上强国相比，明朝的造船技术也是很先进的。论远洋航行能力，郑和船队最远到达过东非，同时期在海上探险中走得最远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还在探索西非的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等地，水平迥不相侔。我们完全可以说，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中国拥有同时期最为强大的远洋船队。然而，随着明朝停止官方的航海活动，欧洲慢慢赶了上来。郑和第七次航海结束的次年（1434），葡萄牙人突破了欧洲传统观念中的“世界边缘”——博哈多尔角；1435年，葡萄牙船队再接再厉，航行到了北回归线以南地区。此后，受到激励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不断派出探险船队，先后抵达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的诸多地区，并进行殖民和贸易活动。与此同时，适应探险、作战等各种不同需求的新船型也先后在欧洲诞生。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出现了专门传授航海知识的学校，加速了航海队伍的建设。进入16世纪以后，葡萄牙人来到我们的家门口，与明朝发生了冲突，当时的葡萄牙战船“船底尖，两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蜈蚣船”，这给当时航速慢、装备差的明朝水师造成了很大困扰。此事发生在正德十六年（1521），距郑和舰队第七次航行归国尚不到百年。这期间，我国战船的建造水平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在抗风浪、船只规模等方面有所退化，这不能不说是明朝政府不重视远洋探索，舰队建设缺乏发展动力的结果。

郑和的时代虽然过去了，但在今天仍有深远的影响。在东南亚，“三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仍脍炙人口；印尼爪哇省的首府三宝垄市，据当地人说，是因郑和下西洋时在当地登岸而得名。2005年4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将郑和首次出航的公历7月11日定为中国“航海日”。同年7月11日，我国举行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大会”。郑和在航海活动中展现出的巨大勇气和探索精神，以及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传统友谊，会在当代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