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优良作风的回顾与启示

陈兆芬+都超

摘要：革命导师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袖，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作中，形成了调研工作深入实际，不走过场；群众工作平等待人，不摆官架子；日常工作率先垂范，不搞特权；经济工作求真务实，不尚空谈等优良作风。反观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党风流弊，列宁优良作风不仅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马克思主义者密切联系群众、顺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任务提供了学习榜样，也为今天我们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可供镜鉴的历史智慧。

关键词：列宁；优良作风；调查研究；清正廉洁；求真务实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11

习近平同志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要下决心改进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首先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切忌“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因为领导干部所表现出的行为作风和道德风范对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普通人民群众起着示范和引领作用，党风正则政风清，政风清则民风纯，优良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关系着国家各项事业的进退成败。

一、调研工作深入实际，不走过场

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生动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国际无产阶级制定的每一个纲领、策略，以及某些重大原则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是对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结果。列宁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优良作风，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时刻把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方法，作为指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地进行活动的基本条件，他说：“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在确定任何重大政策的时候，必须以经得起精确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作为政策的基础和依据。”[1]283无产阶级政党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和建设形势特别错综复杂的时候，如果“把凑巧碰到，偶然听到的较为‘公开地叫喊的东西等等信以为真，自然要容易的多，但是，以此为满足的人，就叫做轻率的、轻浮的人，谁也不会认真地理会他的。不用相当的功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能找出真理；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2]，显然那些企图草率行事、轻浮的人，是绝不会寻找到真理的。换言之，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革命和建设计划、方案的时候，不到基层调研，不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深入了解真实情况，甚至即使去了也仅仅是走过场，那么党就不可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来，人们的实践活动也就必然失败。所以，无产阶级政党要使自己的计划、方案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必须把它建立在周密考察基础之上，尽可能地占有比较全面的材料，然后通过独立的思考、比较和分析，从事物的全部总和以及事实的联系中去把握事物本质，这样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制定出正确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办法。实际工作中，列宁十分重视实际调查研究对于政策制定的重要性。据德·伊·格拉兹回忆，列宁在采取任何一项重要决策之前，都要作一番周密的调查研究。1921年俄国粮食税政策制定就是列宁经过一系列亲自调查研究的结果。期间，列宁经常在办公室接见来访者；多次深入到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们亲切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直接了解第一手材料；亲自参加苏维埃第8次代表大会非党农民代表会的会议，从非党农民代表对农村生活最重大问题的讨论中了解到一些情况，并把他所记录的农民发言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征求他们意见。正是由于列宁能够深入实际进行调研，做到了对实际情况和群众意愿的了如指掌，才使废除余粮收集制这个决定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切实可行。1922年1月，为了了解某些管理部门出现的拖拉作风和形式主义问题，列宁以“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一个无名工作人员的身份乘车”，实地考察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直接管辖下的轨道车管理状况，针对工作中“秩序混乱、工作马虎”等现象给予严厉批评，并亲自委派和督促有关人员追查纵容这种作风的负责人的责任。他说：“幸亏我是化名乘坐轨道车的，所以能够听到而且已经听到职工们坦率而真实的（不像官方那样娓娓动听而虚假的）介绍”。而那些“出行往往要发几十份专电，兴师动众”的大官是看不到这些真实信息的[3]，所以列宁一再地告诫全党：“少来一些政治喧嚷，少发一些知识分子议论。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4]573。显然，在列宁看来，要想掌握客观真实的材料和事实，就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不要兴师动众，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否则就可能被假象所迷惑，不能获得真实情况，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

反观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某些领导干部下去调研时，热衷于讲排场、走过场，热衷于搞迎来送往、前呼后拥的形式主义的党风流弊，列宁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实际、不走过场的优良作风对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也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时刻铭记的。调查研究本是领导干部制定工作方案或计划时用以指导实际工作的重要依据，而某些领导干部作调研时却擅长于“文山会海”、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满足于看材料、听汇报、上网络，坐在办公室关起门来作决策；满足于“盆景式”调研，听听、转转、看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走过场。甚至有些领导干部满足于“被调研”，即专门到已经有准备、已经打好招呼和安排的地方调研，浅尝辄止，显然这种调研是看不到实情、得不到真知、作不出正确结论的，势必会影响科学决策，妨碍中央各项政策贯彻执行，有损于领导干部的形象。所以我们领导干部要想制定出正确工作方案和计划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带着问题下去，切忌走过场；必须掌握调研活动的主动权，坚决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

二、群众工作平等待人，“不摆官架子”

“摆官架子”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员讲究官阶、官场威仪而表现出来的显官威、摆官谱的习惯和常态，从本质上它是封建主义余孽，更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作风要求背道而驰的。列宁极其反对领导干部“摆官架子”，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于那些暂时还不打算被取消特权地位的旧机关工作人员和工程师，“我们很重视他们的劳动。我们将很乐意付给他们报酬。我们重视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但是，希望他们在工作中不要摆官架子，而应当同大家一样受工人监督” [5]525。而那些工作中崇尚“地主和资本家生活方式”的讲官阶、摆官谱、显官威的领导干部，是卑鄙的，是和苏维埃人、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相容的。1900年8月，列宁在致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信中，批评某些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工作中在因流言蜚语引起的人身攻击问题时指出：这“完全是摆官架子的行为和侮辱人格的吹毛求疵，所使用的手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6]。

1922年3月27日，列宁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针对某些共产党员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上暴露出来的不会经营管理、不擅学习、“狂妄自大”等官僚主义问题提出批评说：“我们既然不懂，我们就要从头学起。我们到底还是革命者（虽然很多人甚至毫无根据地说，我们已经官僚化了），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应当善于三番五次地从头做起，开头碰了壁，就重新再来，——即使这样来上十次也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不要摆架子，不要狂妄自大”[7]624-625。同样，列宁对于党的最高领袖表现出来的摆官架子习气更是气愤和担忧，1922年12月，鉴于斯大林对待同志的粗暴态度，列宁曾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位子上调开，希望要一个“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的人来担任党的总书记[8]。当然，对于自身而言，列宁虽位高权重，但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处处以一个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绝不摆官架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党做出表率。比如，列宁上班时客气、主动地向士兵问好；对于别人的帮助，哪怕带报纸这样的小事都要表示感谢；出席会议从来不迟到一分钟，总是按照约定时间提前几分钟，会上从不利用自己的威信压制别人，每个到会者都可以就所讨论的问题畅所欲言；自己发表文章不强人所难，经常提议编辑“如合用，请刊登；如不合用，请扔进字纸篓”[9]。对待普通劳动群众更是不摆官架子，有一次列宁在度假的国营农场周围散步，当他走进牛栏时，被农场的主人以命令语气呵斥他立刻走开，列宁听了这个命令迅速离开，并没有因自己身份特殊而感到不悦或谴责别人。

反观现实社会中，我国某些领导干部随着官越做越大，脾气也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来越大，装修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等“官架子”习气越来越浓的流弊，作为苏维埃最高领袖的列宁都能做到平等待人、不摆官架子，这不能不使那些“官不大，架子不小”的人感到汗颜。而对于那些不管走到哪里，总摆出一副盛气凌人、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姿态，热衷于“长戟高门、高车驷马、前呼后拥”的封建主义官场威仪，整天端着“官架子”，哼着“官腔”，陶醉于自我标榜、众人吹捧的“幻化的权力”之中的人，结果只会使“官不大、架子不小”的为官者离群众越来越远，更不用说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了。其实，摆官架子、耍家长作风是一种低级趣味，是与我党的光荣传统相违背的。人民群众心目中自有一杆秤，只有那些时刻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忧人民所忧的不摆官架子的干部才是好干部，所以要做一名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的好干部，必须丢掉官架子，永远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时时刻刻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

三、日常工作清正廉洁，不搞特权

特权出现是阶级社会等级制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个人的生活方式，个人的活动性质等等，不但不使个人成为社会的一个成员、社会的一种机能，反而使他成为社会的例外，变成了他的特权。”[10]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碎了封建等级制度，实现了人人平等，但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余毒即特权思想仍然侵蚀着新社会机体。为了彻底铲除特权余孽，首先，列宁领导苏维埃颁布了一系列废除特权的法令。1917年，列宁先后同意签署了《关于废除一切等级和文官官衔的法令》和《关于全体军人一律平等的法令》，法令规定废除一切公民间的身份区别和特权，取消公民中的等级制和文官官衔，废除军队中由于军衔而产生的一切特权。1918年列宁批准制定了《关于不准亲属同在一个苏维埃机关中工作的法令》和《关于俄罗斯联邦高等学校招生问题的决定》，法令规定：“三亲等以内的血亲和姻亲不能在同一中央机关或地方苏维埃机关中任职。”[11] 这一规定防止了苏维埃机关因出现新的亲属关系网而产生特权。教育领域的法令规定保证每个人都有升学机会，绝不容许有产阶级享受任何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特权。其次，列宁以身作则，带头自觉、模范地遵守各种规章制度，从不允许因为他自己对任何规定有所破坏，从不搞特权。1919年3月列宁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出于对人才的爱惜，请求列宁绕过法令，录用一名颇有才华但其姐姐在人民委员会任职的女同志到人民委员会工作，对此列宁给予秘书严厉批评，他说： “绕过法令是绝对不行的，光是因为提出这样的建议就该送交法庭审判。”[12]革命胜利后当苏维埃政府由彼得堡搬至莫斯科的时候，列宁带头自觉遵守关于人民委员会委员的住房规定，主动选择了一处与其流放期间的房子差不多大小的住宅，由此人们多次建议他在侧厅换一个更大、更好一些的房间，都被他严辞拒绝。列宁即使为了工作，需要借阅几本词典和参考书，也严格遵守图书馆的规则，不因位高权重而搞特殊化。在生活中，他会因为多给一份面包、多发一点工资这样的小事，都要严肃批评工作人员并主动退回。

反观当今中国现实社会中，某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利用手中权力在招生、就业等方面为子女谋取特殊利益；在保障性住房分配等民生问题上与民争利；有的干部家属仗势欺人，子女“衙内”习气严重；甚至有的干部依仗位高权重，漠视党纪国法乃至以权压法等现象屡见不鲜，多年来党内这些特权思想和行为的存在，既严重破坏了党的形象，也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这必须引起全党警觉。其实，反对领导干部搞特权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立场。早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就提出过防止各级领导干部特权化的主张，而且党章也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员永远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不得谋求私利和特权。2012年党的十八大中，我们党从新形势新任务出发，对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重申了这一政治原则：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自觉遵守廉政原则，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既严以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搞特权。这对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四、经济工作求真务实，不尚“空谈”

列宁著作中多次抨击“革命空谈”，十月革命前他多次告诫布尔什维克党说：“马克思主义者可能犯的最大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把空谈当作事实，把虚假的外表当作实质，或者一般地当作某种重要的东西。”[1]351尤其在革命紧要关头和重要转折时期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会断送我们的革命”，这种空谈的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其实质是“一味重复口号、空话和战斗叫喊，却怕分析客观实际情况”，并且“容易接受革命空谈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一种残余表现。” [5]355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学会独立地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你们才能认为自己的信念已经十分坚定，才能在任何人面前，在任何时候，很好地坚持这种信念”[7]624-625。如果有半点虚伪和不实，就可能作出荒谬的决定，而贻误革命工作。

1918年5月，列宁在揭露托洛茨基、布哈林、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在对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左派”幼稚病时说：“空话连篇，夸夸其谈，这是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对于有这种‘习性的人，一定会给以惩罚，大概最轻也要加以嘲笑和撤销其一切负责职务”[4]517。在列宁看来，对待革命事业尚且禁忌空谈，同样对待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应该反对“革命空谈”，他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随着所处环境和地位改变，俄共（布）党内一些人日益滋长出了一种不务实事、热衷空谈、对工作敷衍塞责的不良风气，比如某些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热衷于“革命空谈”，他们把“虚构、夸大和书生式的许诺（‘事情正在就绪、‘计划业已拟就、‘力量已经投入、‘现在可以担保、‘肯定有所改善，以及诸如此类‘我们特别擅长的油腔滑调）”作为自己业绩工作的体现，反而坚决回避具体实际工作，他们的这种做法既严重影响了党与人民群众关系，也阻碍了新生政权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况且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的经济是指搜集、周密地审核和研究新生活的实际建设中的各种事实”[4]572，不是泛泛的议论、学究式评述、书生的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话，列宁警告说，这种“空谈病”一旦传染开来，势必像“缠人的疥疮”一样，“折磨和危害”党的肌体，严重“妨碍经济建设”，这恰恰是目前“对我们党的（因而也是对革命的）最大威胁” [5] 372-375。基于这种分析，列宁号召共产党人“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3]573；“多知道些事实，少来些假冒共产主义原则性的争论吧！”[13]不要把代表大会和会议变成空谈场，而要变成检验经济成就和能够真正学习经济建设经验的具体工作，空话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害的，尤其在紧要关头，它会起致命作用。不仅如此，列宁自己与空谈作风也是格格不入、绝不调和的，他说：“如果空谈政策占了上风，那我个人当然是一秒钟也不会留在政府和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里”[5]377-378。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干部必须学会从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自己新的工作方法，不能以幻想代替事实，不能为自己制造神话，不能浮夸，不要武断，不要说假话，更不要吹牛。列宁在实际工作中历来时刻警惕革命空谈的危害性，认为讨论和研究问题必须求真务实。众所周知，在苏维埃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中，“租让制”是列宁提出的通过吸收外资参加开采和加工俄国天然财富，加速俄国生产力发展，并把资本主义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逐渐向社会主义大生产过渡的一种主张。为此，1920年3月，列宁亲自拟定了关于租让制的提纲，同年11月签署了租让法令，这一做法引起了党内不少干部的疑虑和担心，他们认为把外国资本家请进来，就是要毁掉俄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前途，对此列宁严肃地指出：“实际上，我们在革命前讲了15年理论，革命后管理了两年国家，现在就应当表现出求实精神和实践精神。” [14] 在列宁看来，这个时候纯粹从理论上探讨争论一般问题并作出原则性决议的时期已经过去，目前应该懂得俄国面临的实际任务，即以全部力量和革命热情来完成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实任务。如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没有一点求实精神，就只能说明我们是脱离俄国实际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只有统一全党认识，从根本上扭转部分领导人的狂妄自大和革命空谈，彻底把革命胆略、革命热情与脚踏实地精神结合起来，才是党的领导干部应具备的优良作风。

反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某些领导干部擅长于狂妄自大和夸夸其谈，由此给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损失，不能不说列宁经济工作中坚持“搜集、周密地审核和研究新生活的实际建设中的各种事实”的优良作风，对于指导今天我国领导干部经济建设工作具有普遍借鉴意义。虽然我们党长期以来大力倡导求真务实，力戒空谈，但是空谈这一顽疾却仍像牛皮癣一样在某些党员干部身上蔓延，正如人们所调侃的：随着各级领导干部文化素质的提高，经过各种学习培训，某些领导干部的“做功”不见增长，而“唱功”却日趋见长。可见某些领导干部工作中习惯于空谈政策、坐而论道、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不良作风严重损害了我们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更为危险的是，由于某些领导干部的空谈和好大喜功，也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比如某些领导干部说起发展宏图来，往往是大话、空话、假话连篇，口号震天实则大而无当；抓起工作落实来，往往是急功近利、表面文章、弄虚作假，大张旗鼓实则劳民伤财，结果造成经济虚假数字大行其道，豆腐渣和烂尾工程事件层出不穷，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难以避免，这正应了习近平同志多次告诫全党的“空谈误国”那句话。我们共产党人不是空谈家，而是实践家，新世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靠什么？不是靠空谈，而是靠实践，靠领导亿万人民群众生机勃勃的实践，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不提不切实际的口号，不提超越阶段的目标，不做不切实际的事情，力戒空谈，追求实干，把心思用在务实上。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谨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就要实干，不能空谈。

五、结 语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作为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在当前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回溯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进而再观照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暴露出的种种令人揪心的党风流弊，既能使我们深刻感知先辈们光耀千秋、永志后人，令贪者廉、儒者立的闪光人格，也能惊喜地发现其给予我们领导干部的资政育人、医治流弊的精神滋养。如黑格尔所言，传统美德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的洋溢，犹如一道洪流，离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新的世纪，党的大政方针已定、目标已明，惟愿列宁的优良作风也能成为一种美德，经过我们广大党员干部的生命洋溢越传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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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346.

[11]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38.

[12]列宁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521.

[13]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35.

[14]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88.

（责任编辑 王婷婷）

Abstract：Lenin is the supreme leader of the first socialist country in the world. He has made himself an example in leading the Russian people'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ork， formed the style of research deeply rather than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treating people equally rather than putting bureaucratic airs； working with equality rather than engaging in privilege； being practical in economic work rather than advocating empty talk .Excellent style of Lenin provides a good model not only for the Bolshevik Party and Marxian close to tie with the masses， to complete task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successfully， but also provides historical wisdom for us to advance the styl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Key words：Lenin； fine style； contr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