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有味是清欢

陈超武

童年生活中，我们都依赖父母的真切关怀，迷恋同伴的盈盈笑语，留恋游乐场的五光十色，我们是如此地热爱喧闹。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你是否也曾发现独处带来的快乐？你是否享受过在阳光明媚的下午，一个人安安静静地阅读带来的愉悦？你是否享受过坐在公园的长凳上，一个人欣赏秋叶片片落下的闲适？你是否享受过夜晚凝望星空，一个人畅想未来的舒心？这种独处，何尝不是一种“清欢”。何谓“清欢”？清欢，清雅恬适之乐也。

叔本华说：“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才能成为自己。谁要是不爱独处，那他就不爱自由，因为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才是真正自由的。”你属于家庭，你属于集体，你属于朋友，而归根结底，你是属于你自己的。只有在独处的时候，你的灵魂才是自由的。这时候，你有足够的时间与自己真诚相待，你才能获得清雅恬适之乐。享受独处，感受清欢，获得成长，是人生的一大必修课。我们一起来看看名家们是如何独处的。

天才梦

张爱玲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图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虽然缺少了这两样文明的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个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着《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那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顶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活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选自《张爱玲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赏析

张爱玲，与石评梅、萧红、吕碧城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1939年，18岁的她参加上海《西风》杂志以“我的……”为题的征文比赛，写下了这篇语言优美、感情真挚的散文。她8岁尝试写小说；9岁在音乐和美术之间做出抉择；她体弱多病，深受伤寒症的折磨；不懂得如何接人待物，无法适应生活环境。字里行间，无不诉说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烦恼。她是孤独的，但她观察生活，坚持写作，在不断的创作中，寻得心灵的归属。“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中，她体会到了清欢。

温暖孤独旅程

铁 凝

有一个冬天，在京西宾馆开会，好像是吃过饭出了餐厅，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灰色棉衣的老人向我们走来。旁边有人告诉我，这便是汪曾祺老。

当时我没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越是自己敬佩的作家，似乎就越不愿意突兀地认识。但这位灰衣老人却招呼了我。他走到我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儿头发也不留呀？”他打量着我的脑门，仿佛我是他久已认识的一个孩子。这样的问话令我感到刚才我那顾忌的多余。我还发现汪曾祺的目光温和而又剔透，正如同他对于人类和生活的一些看法。

不久以后，我有机会去了一趟位于坝上草原的河北沽源县。去那里本是参加当地的一个文学活动，但是鼓动着我对沽源发生兴趣的却是汪曾祺的一段经历。他曾经被下放到这个县劳动过，在一个马铃薯研究站。他在这个研究马铃薯的机构，除却日复一日的劳动，还施展着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天才：描述各式各样的马铃薯图谱——画土豆。汪曾祺从未在什么文字里对那儿的生活有过大声疾呼的控诉，他只是自嘲地描写过，他如何从对于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竟然到达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他描绘着它们，又吃着它们，他还在文中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这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我去沽源县是个夏天，走在虽然凉快，但略显光秃的县城街道上，我想象着当冬日来临，塞外蛮横的风雪是如何肆虐这里的居民，而汪曾祺又是怎样捱过他的时光。我甚至向当地文学青年打听了有没有一个叫马铃薯研究站的地方，他们茫然地摇着头。马铃薯和文学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呀。我却仍然体味着：一个连马铃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对生活该多有耐心和爱。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的小说《玫瑰门》讨论会在京召开，汪曾祺是被邀请的老作家之一。会上谌容告诉我，上午八点半开会，汪曾祺六点钟就起床收拾整齐，等待作协的车来接了。在这个会上他对《玫瑰门》谈了许多真实而细致的意见，没有应付，也不是无端的说好。在这里，我不能用感激两个字来回报这些意见，我只是不断地想起一位著名艺术家的一本回忆录。这位艺术家在回忆录里写到当老之将至时，他害怕变成两种老人，一种是俨然以师长面目出现，动不动就以教训青年为乐事的老人；另一种是唯恐被旁人称“老”，便没有名堂地奉迎青年，以证实自己青春常在的老人。汪曾祺不是上述两种老人，也不是其他什么人，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从容地“东张西望”着，走在自己的路上的可爱的老头。这个老头，安然迎送着每一段或寂寥、或热闹的时光，用自己诚实而温暖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满灵性的故事，抚慰着常常是焦躁不安的世界。

我常想，汪曾祺在沽源创造出的“热闹”日子，是为了派遣孤独，还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使他觉得世界更需要人去抚慰呢？前不久读到他为一个年轻人的小说集所作的序，序中他借着评价那年轻人的小说道出了一句“人是孤儿”。

我相信他是多么不乐意人是孤儿啊。他在另一篇散文中记述了他在沽源的另一件事：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晾干（可能他还有一种独到的晾制方法）收藏起来。待到年节回京与家人做短暂的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份鲜美无比的汤，那汤给全家带来了意外的欢乐。

于是我又常想，一个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的孤独，从塞外寒冷的黄风中快乐地朝着自己的家走着，难道仅仅为了叫家人盛赞他的蘑菇汤？

这使我不断地相信，这世界上一些孤独而优秀的灵魂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吧？用文学，或者用蘑菇。

（选自《从梦想出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赏析

汪曾祺面对“马铃薯研究站”这份无聊的工作时，他“无从下笔”到“想画不像都不行”，他用耐心和爱心与单调作斗争；在作者眼里，“他不是上述两种老人，也不是其他什么人，他就是他自己”，用“诚实而温暖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满灵性的故事”去安慰这个世界；他不乐意“人是孤儿”，他用囊中的蘑菇，挤走“一切的孤独”。他用他的爱心和温暖让世界上的孤独、寂寞、凄苦、冷淡无处可藏。

孤 独

[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

我停下来打量他们。

他们在干活，晚上，在一条冷僻的街上，在商店的门板上动手脚。

这是一块很重的门板。他们正用一个铁门闩当杠杆，但是门板就是一动不动。

我当时正在闲荡，一个人，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要去。我就抓住那个门闩帮他们一把。他们挪了点地方给我。

我们不是同时在使劲。我就叫：“嗨，往上！”站我右边的人用他的肘子捅了捅我，低声说：“闭嘴！你疯了！你想叫他们听见吗？”

我晃了晃我的脑袋，就好像是说我不过是说溜了嘴。

这事儿颇费了我们一点时间，大家都浑身是汗，但最后我们把门板支到足够一个人从下面钻进去的高度了。我们互相看看，十分高兴。然后我们就进去了。他们让我提着一个口袋，其他人把东西拿过来放进去。

“只要那些狗日的警察别出现！”他们说。

“对！”我说，“他们真是狗娘养的！”“闭嘴！你没听见脚步声吗？”他们每隔几分钟就这么说一次。我很仔细地听着，有点害怕。“不，不，不是他们！”我说。

“那些家伙总在你最不希望他们出现的时候到来！”其中一个人说。

我晃了晃自己的脑袋。“把他们统统杀了，就行了。”我回答说。

然后他们派我出去一会，走到街角，看看有没有人过来。我就去了。

外面，在街角，另有一群人扶着墙，身子藏在门廊里，慢慢朝我移过来。

我就加入进去。

“那头有声响，在那些商店边上。”我旁边的人跟我说。

我探头看了一下。

“低下你的头，白痴，他们会看见我们，然后再次逃走的。”他嘘了一声。

“我在看着。”我解释说，同时在墙边蹲了下来。

“如果我们能不知不觉地包围他们，”另一个说，“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活捉了。他们没有很多人。”

我们一阵一阵地移动，踮着脚，屏着气：每隔几秒钟，我们就交换一下晶亮的眼神。

“他们现在逃不掉了。”我说。

“终于我们可以在现场捉拿他们了。”有人说。

“是时候了。”我说。

“不要脸的混蛋们，这样破店而入！”有人吼道。

“混蛋，混蛋！”我重复，愤怒地。

他们派我到前面去看看。我就又回到了店里。

“他们现在不会发现我们的。”一个人一边说着，一边把一包东西从肩上甩过来。

“快，”另外有人说：“让我们从后面出去！这样我们就能在他们的鼻子底下溜走了。”

我们的嘴上都挂着胜利者的微笑。

“他们一定会倍感痛心的。”我说。于是我们潜入商店后面。

“我们再次愚弄了那帮白痴！”他们说。但是接着一个声音响起来：“站住！谁在那儿？”灯也亮了。我们在一个什么东西后面蹲下来，脸色苍白，相互抓着手。另外那些人进入了后面房间，没看见我们，转过身去。我们冲出去，发疯也似地逃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大叫。我绊了几次脚后，落在了后面。我发现自己混在了追赶他们的队伍里。

“快点！”他们说，“我们正赶上他们呢。”

所有的人都在那条窄巷里奔跑，追赶他们。“这边跑，从那里包抄。”我们叫着，另外那群人现在离得不远了，因此我们喊：“快快，他们跑不了啦！”

我设法追上他们中的一个。他说：“干得不坏，你逃出来了。快，这边！我们就可以甩掉他们了。”我就和他一起跑。过了一会，我发现只剩下自己一个了，在一条弄堂里。有人从街角那里跑过来，说：“快，这边！我看见他们了。他们跑不远的。”我跟他跑了一阵。

然后我停了下来，大汗淋漓。周围没人了，我再也听不见叫喊声。我站着，两手插在口袋里，开始走，一个人，没什么特别要去的地方。

（选自《短篇小说集：伊塔洛·卡尔维诺》，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赏析

小说讲述了一群盗贼破门行窃的过程中，被警察悄悄地靠近包抄，最后追逐逮捕的故事。在故事中，主人公的身份不停地在盗贼和警察之间转换，最后回归旁人。故事篇幅不长，但紧凑连贯，气氛紧张。作者用一种幽默、调侃、夸张的手法表现孤独。主人公无论扮演什么角色，都尽情地投入，忙得不亦乐乎。他不在乎自己的身份，甚至不思考做了什么事情，重要的是他有事可做，并且正在做着事情。看似主人公参与了这场戏，但是主人公开始的时候“正在闲荡，一个人，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要去”，结束的时候“两手插在口袋里，开始走，一个人，没什么特别要去的地方”。他始终控制着自己的方向，这就是他的清欢。

责任编辑 陈土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