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野逸皆意趣 各言其志应自然

陈希玲

摘 要：就中国花鸟画以自然界中异常丰富的花鸟禽兽为主要表现对象，丰富多变的画面、独特的审美风格，与人物画、山水画等共同构成了中国画的独特面貌。花鸟画在长期的演变与发展的过程当中，伴随着中华民族文学、艺术修养的提高而不断的繁衍与继承。她或含蓄，或张狂，或水墨淋漓，或典雅高贵，他的存在证明了一个个时代文明的价值，一个个民族审美的取向，在花鸟画的演进之中追循中华民族美的历程，显然对于掌握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对于这个时代的艺术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五代时期的花鸟画家黄筌、徐熙，一在宫廷，一为处士，不同的生活环境、思想情怀及不同的笔墨技巧，都使他们形成面貌迥异的风格。“徐黄异体”现象的出现，昭示出中国花鸟画两个基本发展方向：及工笔和写意，前者执着于世象，尊儒家务实入世之理，泛滥于世俗，为皇室所青睐：后者超然于物外，本道家离世绝俗之想，精研于文人，为士大夫所钟情。宋人谓：“谚语云：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不惟各言其志，盖亦耳目所习，得之心而应之于手也。”也是指这一点。

关键词：富贵；野逸；特点；影响

中图分类号：J2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36-0066-02

一、花鸟画历史背景

中国花鸟画随着中国绘画的发展而一起发展。在中国绘画中，花鸟画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除了本意花卉和禽鸟之外，还包括了禽兽、虫鱼等动物，以及树木、蔬果等职务。在原始彩陶和商用青铜器上，“花鸟”充满神秘色彩，遗留着图腾的气息。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壁画、刺绣等方面的使用装饰艺术，都大量运用花卉、鸟禽题材。据史书记载，到六朝时期，已出现不少独立形态的花鸟绘画作品，如顾恺之的《凫雀图》、《鹅鹄图》，陆探微的《蝉雀图》等，虽然现在年代已久，已看不到这些原作，但著录资料已表明当时花鸟画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了，画面上追求生活中的鸟禽的具体想象，不乏自然气息。

到了唐代，花鸟画才算是比较广泛的流行开来，当时的花鸟画名手如薛稷画鹤，曹霸画马，张立画竹等，唐代早期的花鸟画成就，可以从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作为人物画背景的白鹤参考大概，也代表了此时唐代宫廷的富贵气面貌。中晚唐的刁光胤、滕昌佑及边鸾等花鸟画名手对西蜀的画风影响很大，晚唐花鸟画流迁西蜀，带去了唐代宫廷审美风貌。

二、历史环境

（一）社会环境

从社会环境来说，必须相对安定，才能有公正写实细致的艺术生存发展的空间。唐末北方战乱仍频，政权交接如走马灯。而南唐与西蜀则有较稳定的政权和比较繁荣的经济，由于物产富庶，商业经济发展，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是徐黄艺术得以延绵发展的首要基础条件。

（二）自然环境

从自然环境来说，南唐和西蜀都很有适合文人艺术的灵秀之气。环境的十一，孕育了较为主观方面的艺术审美环境。五代南唐的地域，大约为现在的安徽、江苏、江西三省，这些地区自然环境总的特点是气候适宜、山明水秀，东晋田园使人陶渊明留下了“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诗句，巍峨黄山、奇特庐山、秀美鄱阳湖、佛教圣地九华山等都属此地域范围之内，对江南人的心理形成，潜移默化的渗透了灵秀气、隐逸气，成为了江南文化内在特质的重要方面。江南野外景色的独特风味，汇合成江南花鸟画的野逸之气，致使形成江南野逸风格的花鸟画派：人的心悉入大自然微妙所表现出的蜀地花鸟景色，西蜀繁盛的自然风貌是孕育黄筌画派的温床。

（三）艺术审美环境

五代时期的皇帝贵族生活以奢丽相尚、殿堂府第、日用器物皆施以华美装饰。有些文人士大夫悠游园圃，栽花植竹，托物寄情，也增强了对自然花鸟的兴趣。自中晚唐始，以边鸾为代表逐渐形成工笔花鸟画艺术强劲阵势的同时，新的文学体裁————词，适应着人们细腻微妙的感情而产生发展着。花鸟画能在五代、北宋大盛并成为时代的绘画，与词的艺术审美环境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词与画相得益彰，造成的审美心理氛围使人们最大程度地感应和肯定南唐景色之自然美和艺术美。借一花一鸟一草一虫来传达心境，是文学艺术给予了绘画艺术的花鸟画的极好契机。

在五代，词的艺术审美意绪推波助澜了西蜀黄筌画派的形成，也同样推动了南唐徐熙画派的形成。

三、“徐黄异体”

黄筌，（公元903～968年）字要叔，成都人。曾随刁光胤学画，“全该六法，远过三师”。他擅长花竹翎毛，也能画佛道、人物、山水，是一位技艺全面的画家。黄筌早年成名，17岁即成为西蜀宫廷画家，历经王氏孟氏两朝，主持画院直至宋灭西蜀为止，历时四十余年，收到统治者的欣赏。黄家诸人先后在西蜀画院供职达四十年，为宫殿墙壁、宫闱屏障作画无数，他们的画风也左右了的当时画院。黄筌继承了唐代花鸟画传统，所画多为宫廷中的奇禽名花，以极细的线条勾勒，配以柔丽的赋色，线色相融，几不见勾勒墨迹，情态生动逼真。从现存黄筌所作《写生珍禽图》中可见他精湛的写实技巧和细腻明丽的风格。

徐熙，钟陵（今江西南昌附近）人，出身江南名族，一生以高雅自任而不肯出仕。徐熙是江南处士，自称布衣者，他经常漫步游览于田野园圃，所见景物多为汀花野竹、水鸟渊鱼。每遇景物，必细心观察，故传写物态，皆富有生动的意趣。徐熙的青少年是在饱经战乱年代中度过的，其战争之残酷的键位在心灵中不会没有深刻的印象和影响。战争中人生的无常、生死的无定，最能予以人心灵的震颤和无言的深思。虽然现今无资料可依据来研究和说明徐熙为什么会适度远离仕族的家庭，去寻求自然的真趣和乐趣，但从可能的年龄推测，徐熙所处的具体时代和所受的家庭教育来说，徐熙不是完全没有其上所述心迹的可能性。相较黄筌杰出而辉煌的宫廷画师经历，徐熙则是一生清淡如水，其心态情性的高洁和画艺的高超备受后代士大夫们的青睐和推崇。

四、徐、黄两派的风格特点

（一）黄家富贵（世俗价值）

黄筌画派富贵特点的奠基，是魏晋隋唐宫廷绘画形成的尊严、高贵的雍穆作风。黄筌画派作品中，绝大多数都展现的是一种设色明丽、工笔规整的视觉特点。追求自然生活中花卉色彩鲜艳亮丽的真实感觉，禽鸟兽虫的准确生动，是黄筌画派花鸟画一目了然的表现特色。正如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指出的那样“翎毛骨气尚丰满，而水天分色”。造型、用笔、设色诸方面都围绕着这两点，从而成为黄家富贵画风的特点。

与黄筌代表的宫廷富贵风格花鸟画相对而言，徐熙代表了宫廷外游心自在的江湖野逸风格花鸟画。从某种角度来说，由于徐黄对仕途、对心态各不相同追求的结果之于花鸟画的体现。

徐熙出身于富贵的江南显族家庭，有很好的发达出仕机会，以绘画来表达内心淡泊清高的清性，进而形成了以野逸风格为特点的徐熙画派。

（二）徐家野逸（文人气度）

徐熙野逸风格的认定基础，主要是跟黄筌富贵风格的比较中确定的。徐黄同处于五代时期，又同在中国古老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其中息息相通的地方有很多。虽然后人习惯于称他们为徐黄异体，但是他们在富贵和野逸题材方面有很多的相同处。他们都追求画面中逼真生动的物象造型，在肖形酷似中达到生动传神，在徐熙的《豆花蜻蜓图》中的蜻蜓，黄筌的《珍禽图》中各式动物等都可体现这一点。此外，徐熙的富贵类画目与黄筌的野逸类画目都有不少的记载，所以，单纯的以是否富贵或野逸来判定他们不免有失偏颇。

五、“徐黄异体”对后世的影响及现实意义

（一）对宋以后的影响

徐熙画派对后代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于创新精神的理解和继承。徐熙本身作品基本工整写实的面貌渐渐不太被人关注，而作为他的主要风格的水墨或淡彩面貌却对后世影响很深，适合以后的文人口味。所以徐熙画派在宋代以后的发展，基本上是在文人思想作用下发展，从而踏上了写意花鸟画的发展道路。徐熙画派在北宋被易元吉与崔白等画家所阐发，在保持着五代时期的情感环境氛围的同时也融合着黄筌画派的成就加以发展。宋代米芾认为易元吉是“徐熙后一人而已”。与易元吉相比，北宋徐熙画派的另一个继承者崔白要更为平和、成熟些，崔白本身属于画院画家，但是从史料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崔白的作品都以雪鸭、雪塘、雪禽等平常事物为题材，这是继承了徐熙的传统，亲切清新、淡泊的心态在此中有深意。

徐熙画派精神在清代被阐发，大写意花鸟画仍然沿着徐熙画派文人画的方面发展，展现意笔花鸟的清纯视觉。清代的恽南田、扬州八怪中的华喦、边寿民及海派的任颐都被认为是徐熙画派在后代的阐发和继承。

黄筌画派作为宫廷花鸟画代表，以其严谨精细的画风和细致精妙的画面效果深受人们的喜爱，那种委婉、含蓄的美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所以历经各代而长盛不衰。黄筌画派在北宋后期的阐发者是徽宗赵佶，作为黄筌画派富贵风格有力的艺术创作者，他强化了富贵的导向且坚持精审物象的表现，其作品《瑞鹤图》与《芙蓉锦鸡图》都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元、明两代工笔花鸟画弘扬了黄筌画派之古风，得以一扫南宋工笔花鸟画孱弱病态、奄奄一息的气氛，使工笔花鸟画得以重奂鼎盛之气，元人王渊、明人边文进、吕纪弘扬了黄氏一派深宏博大的工笔花鸟艺术精神，是五代以来黄筌画派中最恢宏、最有气势的格局风貌。

在清代，黄筌画派的嫡系受到写意花鸟大发展的冲击，兼容了写意花鸟轻松快捷的笔墨趣味，或者是适当夸张的造型要素。代表人物有扬州八怪中的华喦、岭南画派中的居氏兄弟、海上画派中的三任等。

（二）对近现代的影响

黄筌画派在清代末期受到时代衰败的原因影响，至新中国成立前几乎处于气数将近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一批在花鸟画上有较高造诣的前辈画家诸如于非闇、陈之佛等通过美术教育和创作等方面的努力，才使得工笔花鸟画得以重生。陈之佛与于非闇都是名满天下的美术教育家，著名工笔花鸟画家田世光、俞致贞就是于的学生，而陈之佛也培养出了像喻继高、陈修范这样杰出的代表。

写意花鸟画发展到现代，以吴昌硕和齐白石成就最高。吴昌硕将金石与碑书笔法渗入作品，貌拙气酣、不拘成法；齐白石的绘画以民间情趣取胜、雅俗共赏，题材多以常见事物为主，深得徐熙画派本有的天真、平淡的特质。

六、结语

“黄家富贵”的花鸟画品评标准，无可违逆地导引了北宋时期“院体”花鸟画的蓬勃发展，并使工笔重彩花鸟画风整整统治了北宋画院花鸟画一百余年。至于徐熙的“野逸”，虽然在当时略显败给黄家的“富贵”，但却以自己的创造为花鸟画派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杼，成为传统花鸟画由工笔重彩向水墨淡彩过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后由赵佶的吸收消化，终于把传统花鸟画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由此可见，徐黄异体的旨趣尽管不同，但在花鸟画史的地位不分上下，他们为中国传统花鸟画作出的重要贡献，是同样不可抹杀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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