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命

杨绛

命运不容否

神明的大自然，对每个人都平等。不论贫富尊卑、上智下愚，都有灵魂，都有个性，都有人性。但是每个人的出身和遭遇、天赋的资质才能，却远不平等。有富贵的，有贫贱的，有天才，有低能，有美人，有丑八怪。凭什么呢？人各有“命”。“命”是全不讲理的。孔子曾慨叹：“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第六》）是命，就犟不过。所以只好认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二十》）。曾国藩顶讲实际，据说他不信天，信命。许多人辛勤一世，总是不得意，老来叹口气说：“服服命吧。”

我爸爸不信命，我家从不算命。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暑假，特地到上海报考转学清华，准考证已领到，正准备转学考试，不料我大弟由肺结核忽转为急性脑膜炎，高烧七八天后，半夜去世了。全家都起来了没再睡。正逢酷暑，天亮就入殓。我那天够紧张的。我妈妈因我大姐姐是教徒，入殓奉行的一套迷信规矩，都托付了我。有部分在大弟病中就办了。我负责一一照办，直到盖上棺材。丧事自有家人管，不到一天全办完了。

下午，我浴后到后园乘凉，后园只有二姑妈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爸爸妈妈都在屋里没出来），忽听得墙外有个弹弦子的走过，这是苏州有名的算命瞎子“梆冈冈”。因为他弹的弦子是这个声调，“梆冈冈”就成了他的名字。不记得是弟弟还是七妹妹建议叫瞎子进来算个命，想借此安慰妈妈。二姑妈懂得怎样算命，她常住我们家，知道每个人的“八字”。她也同意了。我们就叫女佣开了后门把瞎子引进园来。

瞎子一手抱着弦子，由女佣拉着他的手杖引进园来，他坐定后，问我们算啥。我们说“问病”。二姑妈报了大弟的“八字”。瞎子掐指一算，摇头说：“好不了，天克地冲”。我们怀疑瞎子知道我家有丧事，因为那天大门口搭着丧棚呢。其实，我家的前门、后门之间，有5亩地的距离，瞎子无从知道。可是我们肯定瞎子是知道的，所以一说就对。我们要考考他。我们的三姐两年前生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不到百日就夭折了。他的“八字”二姑妈也知道。我们就请瞎子算这死孩子的命。瞎子掐指一算，勃然大怒，发作道：“你们家怎么回事，拿人家‘寻开心（苏州话，指开玩笑）的吗！这个孩子有命无数，早死了！”瞎子气得脸都青了。

我和弟弟妹妹很抱歉，又请他算了爸爸、妈妈、弟弟和三姊姊的命——其他姐妹都是未出阁的小姐，不兴得算命。瞎子虽然只略说几句，都很准。他赚了好多钱，满意而去。我第一次见识了算命。我们把算命瞎子的话报告了妈妈，妈妈听了也得到些安慰。那天正是清华转学考试的第一天，我恰恰错过。我一心要做清华本科生，末一个机会又错过了，也算是命吧？不过我只信“梆冈冈”会算，并不是对每个算命的都信。而且既是命中注定，算不算都一样，很不必事先去算。

我和钱锺书结婚前，钱家要我的“八字”。爸爸说：“从前男女不相识，用双方八字合婚。现在已经订婚，还问什么‘八字？如果‘八字不合，怎办？”所以钱家不知道我的“八字”。我公公《年谱》上，有我的“八字”，他自己也知道不准确。我们结婚后离家出国之前，我公公交给我一份钱锺书的命书。我记得开头说：“父猪母鼠，妻小一岁，命中注定。”算命照例先要问几句早年的大事。料想我公公老实，一定给套出了实话，所以我对那份命书全都不信了。那份命书是终身的命，批得很详细，每步运都有批语。可是短期内无由断定准不准。末一句我还记得：“六旬又八载，一去料不返。”批语是：“夕阳西下数已终。”

我后来才知道那份命书称“铁板算命”。一个时辰有120分钟，“铁板算命”把一个时辰分作几段算，所以特准。

我们由干校回北京后，“流亡”北师大那年，锺书大病送医院抢救，据那位算命专家说，那年就可能丧命。但锺书享年88岁，足足多了20年，而且在他坎坷一生中，运道最好，除了末后大病的几年。不知那位“铁板算命”的又怎么解释。

“生死有命”是老话。人生的穷通寿夭确是有命。用一定的方式算命，也是实际生活中大家知道的事。西方人有句老话：“命中该受绞刑的人，决不会淹死。”我国的人不但算命，还信相面，例如《麻衣相法》就是讲相面的法则。相信相面的，认为面相更能表达性格。吉普赛人看手纹，预言一生命运。我翻译过西班牙的书，主人公也信算命，大概是受摩尔人的影响。西方人只说“性格即命运”或“性格决定命运”。反正一般人都知道人生有命，命运是不容否定的。

做自己的主

既然人生有命，为人一世，都不由自主了。那么，“我”还有什么责任呢？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就行了。

人不能自己做主，可以从自己的经验来说。回顾自己一生，许多事情是不由自主的，但有些事是否由命定，或由性格决定，或由自由意志，值得追究。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某高官曾许钱锺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锺书一口拒绝不要。我认为在联合国任职很理想，为什么一口拒绝呢？锺书对我解释：“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我认为他受到某高官的赏识是命。但他“不吃胡萝卜”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自由意志。因为在那个时期，这个职位是非常吃香的。要有他的聪明，有他的个性，才不加思考一口拒绝。

抗日胜利不久，解放战争又起。许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国外逃跑。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都是形容苏联“铁幕”后的生活情况，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处境，所以我们对共产党不免害怕。劝我们离开祖国的，提供种种方便，并为我们两人都安排了很好的工作。出国也不止一条路。劝我们留待解放的，有郑振铎先生、吴晗、袁震夫妇等。他们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这话我们相信。但我们自知不是有用的知识分子。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用的。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都是当时处境使然，不由自主。但是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算命的把“命造”比作船，把“运途”比作河，船只能在河里走。但“命造”里，还有“命主”呢？如果船要搁浅或倾覆的时候，船里还有个“我”在做主，也可说是这人的个性做主。这就是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了。烈士杀身成仁，忠臣为国捐躯，能说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中注定的吗？他们是倾听灵性良心的呼唤，宁死不屈。如果贪生怕死，就不由自主了。宁死不屈，是坚决的选择，绝非不由自主。做主的是人，不是命。 （文中小标题为编者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