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诗在民间 真情动人心

鲍震培

2016年8月24日至27日，笔者到山西长治观摩了第九届“牡丹奖”曲艺大赛北方鼓曲节目，感触颇深。

这次参赛的30多个节目是从100多个报选节目中遴选出来的。笔者作为一个天津人，为听到家乡的曲艺感到亲切，为看到家乡的演员感到自豪，但也为天津曲艺乏“新”可陈而感到遗憾。

就这次大赛来说，潞安大鼓《一个都不许死》、山东琴书《曹鼐不可》、长子鼓书《山西面食》、陕北说书《咱们说书唱曲的人》等获奖作品无一不是新编作品，这体现了“牡丹奖”评委对原创曲艺作品的重视程度，是与深化改革以来中央各项工作强调创新意识保持一致的。而现场观众对新节目的关注明显超过传统节目，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时代的变化和时代的需要。许多节目皆有可评可议之处，在此笔者就从“真”与“情”的角度谈谈自己的感想。

一、“源于生活”感真情

这次大赛中的很多作品都是基层作者创作，内容既反映了真实的民间生活，体现了基层群众的喜怒哀乐，也表现出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和遵循的价值观。比如河南坠子《子债父偿》就讲述了关于“诚信”的故事：村里的工程承包商高自强出了车祸，高父强忍悲痛，把儿子刚刚要回的三分之二工程款作为年终工资全数发给打工的乡亲，不足的部分则“子债父偿”，由他想办法还给乡亲们。乡亲们不忍心要这钱，高父则讲明为人要诚信的家风，几乎下跪恳求乡亲们收下，乡亲们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感动。

山西鼓曲作家暴玉喜的两篇新作《起乳名儿》和《山西面食》则从百姓的日常生活入手，用非常接地气的曲词和表演，表达出了对民俗文化的喜爱之情和对民间智慧的赞赏，进而向观众传达了积极向上的乐观情绪。

曲艺的表演有其独到的艺术性，但要做到艺术真实，就要从生活中提炼出鲜明的价值取向和丰富的思想感情，而这些观念和情感只有跟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合拍，才能引起观众思想和情感的共鸣，赢得观众的喜爱。反之，与大众生活有距离、与大众感情有隔膜的作品想要获得观众的青睐，无疑是一厢情愿的。

二、“真人真事”生真情

短篇鼓曲非常适合通过讲述生活中发生的真事来抒发感情，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牵手》就讲述了一对长子鼓书演员真实曲折的爱情故事：志安幼年因病致盲，立志学艺，自强谋生。登上舞台后和女艺人永兰成为搭档，因戏生情深深相爱。这段感情却遭到永兰家长的激烈反对，是永兰非志安不嫁，说服了家长。但志安却以不能拖累永兰一生为理由拒绝了永兰，永兰心焦发烧住院，醒来对志安唱出了“永兰就是你的眼，不怕贫穷与偏见，相扶到老无所怨，再苦再累心也甜”的誓言。观众无一不被这坚贞不渝的爱情打动，多次用掌声表示出赞赏。

河南坠子《乔派往事》真实再现了抗战时期东北沦陷区最黑暗悲惨的一幕：沈阳某书社中乔利元、乔清秀夫妇的河南坠子火爆一时，汉奸传乔利元去唱堂会，遭到乔利元的严词拒绝。汉奸大怒将乔氏夫妇二人绑至日本宪兵队，乔利元被狼狗咬死，乔清秀被逼疯。舒缓幽怨的悲调“逢人便问乔先生……乔利元为谁死，清秀为谁疯”表现了乔清秀悲痛欲绝的心情。听曲至此，潸然泪下，一代坠子皇后在饱受折磨中陨落。人间最真挚的爱情被毁灭，怎能不让观众在切齿痛恨日寇和旧社会的同时，激发出热爱新中国的感情！

也有一些曲艺新作品在讲述历史故事时，采取不甚符合曲艺特点的宏大叙事，缺乏典型细节，人物感情单薄，甚至过度包装喧宾夺主，致使“曲终人散”后并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可见曲艺作品要讲好中国故事的大前提是讲好中国人的故事。打好“感情牌”、抒发出真情实感对完美曲艺作品可谓至关重要。

三、“内心戏里”唱真情

生活浩繁纷杂，曲艺作品往往选取其中富有戏剧性的场面，交织矛盾的焦点，酝酿情绪的高潮。河南坠子《杨家将·砸牌匾》虽然人物众多，但是艺术构思巧妙，用道白描写场面和人物，渲染烘托之后引出了佘太君痛斥谢金吾不该砸牌匾的大段唱词，历数杨家满门的“征战英烈史”，一方面表现了保家卫国的赤胆忠心，一方面也表现她痛失亲人的悲愤之情，以真挚感人之情为节目赢得了良好的反响。

山东琴书《曹鼐不可》讲述了明代典史曹鼐在破庙里面对女贼色诱时与“心中贼”——情欲做斗争的故事。结局是曹鼐感化了女贼，两人以兄妹相称。这个故事的焦点并不在于结局是否有可能性，而在于人物内心活动的情感依据是否合理。曹鼐的内心活动大体有三番：开始为女郎“沉鱼落雁”的美貌所吸引，继而想到有因沉溺色欲而落马的官员而控制自己的冲动，最后通过一夜不断书写“曹鼐不可”的自我暗示坚定了自己的意志。节目可贵之处在于不仅承认人心中有“食色性也”的动物性，更大胆表现出用传统价值观和责任感等理性思考破除“心中贼”的过程。剧中人以真实的思想感情示人，其心敬，其意诚，转变自然，合乎情理，其思想感情的正能量足以感动观众，针砭时弊的情节也因此获得了真实可信的力量。

四、“真实人性”撼真情

潞安大鼓《一个都不许死》取材于抗日部队尖刀连的老雄山之战，塑造了连长吴大泉、大个子战士和小战士林南的英雄形象。作品以一个黄米团为切入点来深入描写战士们的内心世界。黄米团是当地百姓送的慰问品，连长却不让战士们吃，为的是激励战士们要活着回来。当前线传来胜利捷报时，炊事班伴着欢快的音乐带着准备好的“美食美酒”为将士们送饭，但老雄山上的景象却是惨不忍睹，全连指战员壮烈牺牲。炊事班老刘拿着甩饼卷腊肉，潞州老白干，含着悲恸的泪水“一勺一勺挨个喂，一个一个（那个）把魂安”。这种以“乐景写哀”的艺术手法呈现出了抗日战争惨烈的战场画面，提升了战争悲剧的生命意识，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感染力。而以黄米团为中心提炼的两个细节，吴连长的讲话和炊事班老刘的哭“骂”，一个推心置腹，爱战士如手足兄弟；一个悲痛欲绝，哭英雄至肝肠寸断。以平凡人的角度突出了英雄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主题，以可歌可泣的形象和极度深情的演绎，直抵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综上所述，真实是曲艺的生命线，也是艺术生命力永存的保证。即便是艺术虚构也要有真实生活为依据，从选择创作素材到演员的舞台呈现，一颦、一笑、一低吟、一高歌，都要以表达人民大众的感情为目标。好的曲艺作品如常青藤，盘以情丝，缘以情长，按韵装腔，声情并茂，以酣畅淋漓尽情抒发为快事。在如今商业大潮卷裹下唯收视论造成的畸形感官娱乐中，曲艺仍能坚守百姓情结，为百姓抒写心灵，这全赖于曲艺人“不忘初心”的坚持。而观众的欢迎，从长治赛区五场赛事座无虚席，一票难求便可见之，这也是我们为之欣慰的。

宋代理学家朱熹论诗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肯定《诗经·国风》出于桑间濮上，皆是咏唱真情之作。明代复古派诗人李梦阳晚年回顾创作走的弯路，提出了“真情乃在民间”。他推崇民歌“尊情”的传统，其率真淳朴的情愫，非一般诗人墨客操觚染翰所能及。而“言情”“真情”正是我们曲艺的传统和长处，应该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真诗在民间，真情动人心，愿古今说唱艺术的殿堂中能更多奏响生活和时代的音符，更多出现接地气之作、缘情之作和感人之作，实现继承传统和创新发展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