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重庆地方党组织的一次民主生活会

简奕

1926年1月，中共党员杨洵给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去信，反映重庆党、团组织存在的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问题。

杨洵当时33岁，是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入党的一名“老”党员。可是，1925年7月，当他受党的安排返回重庆，在党的据点中法学校四川分校工作后，近半年来却一再感到种种不适：重庆党、团组织的领导人童庸生个性倔强，杨洵关心刊登中法学校招生广告的问题，童庸生居然以长信回复，有怀疑之意；国立四川第二女子师范学院发动学潮，童庸生坚决反对杨洵提出的停止运动的意见；童庸生还一再插手中法学校教职员事务，有捣乱之嫌；除童庸生外，团地委其他同志常常不采纳杨洵的意见，又要求他不能只关心中法学校事务，让他担任不恰当的职位；党的宣传资料不知怎么又寄到中法学校，使这个据点有暴露之嫌……如此种种，让杨洵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党中央收到杨洵的来信后，高度重视。不过，中央更为关切的是重庆党、团组织的团结问题。适逢重庆党、团组织领导人杨闇公、童庸生来到上海，中央随即专门召见杨闇公、童庸生二人，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说起来，童庸生也有些冤枉。例如，刊登中法学校招生广告之事，因经办同志延误，加之报社要价较贵，延迟了两天登出，这本与他无关，谁料杨洵产生误解，还来信质询，童庸生才写长信要杨洵尊重客观事实；女师学潮兴起，如不参加，必定失去青年信任，怎么可以制止；组织事务繁多，希望杨洵多承担工作，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