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生命符号学研究”前面的话

彭佳　赵毅衡

符号学是“意义研究之学”①，所有对表意和意义的接收、解释模式的研究都是符号学的研究范围。然而，由于符号学缘起于语言学，语言是最庞大最典型的符号系统，因此，符号学的研究长期集中在对人类语言符号的讨论上。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杰出的符号学家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提出，应当把动物的表意行为和相互沟通纳入到符号学的研究中，建立更为广义的符号行为模式和理论，这就是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的学科构想。西比奥克认为，唯有将动物符号学与对人类符号行为的研究并置，才能更深入和广泛地开拓符号学的疆域。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开始了孜孜不倦的文献追寻工作，以皮尔斯符号学的开放框架为理论背景，希望找到一系列的“隐符号学家”，以此逆向建构广义符号学的史前史。在西比奥克的努力之下，于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的“主体世界”（Umwelt）理论被“重新发现”，于克斯库尔本人也被视为生物符号学的鼻祖。由于于克斯库尔提出的符号观和皮尔斯的符号分类在理论上颇有相通之处，符号学界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西比奥克也由此宣称，动物和人作为具有神经反应的生命体，都有符号行为，神经活动是符号活动的基本条件，动物的神经反应信号也可以被视为符号，这就为符号的广义化埋下了伏笔。

除了于克斯库尔之外，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这位符号学的鼻祖，也是借由西比奥克的不懈努力，而被更多当代符号学家重新认识的。皮尔斯建立的符号理论体系相当丰富而庞杂，其最重要的贡献包括开放的符号三分体系和符号连续论，这两者被后来的生命符号学家认为是广义符号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