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鲍勃·迪伦

『局外人』鲍勃·迪伦

□ 郝 巍

唯一获得诺贝尔、普利策、奥斯卡、格莱美的“大满贯”

远在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鲍勃·迪伦已有一长串令人目眩的形象：他是来自沙尘暴地区的流浪儿，他是民谣先知、抗议歌手，然后他成了那个弹着电吉他的兰波(超现实主义诗歌鼻祖)、民谣的叛徒、一个超级嬉皮士、最酷的摇滚明星，然后是前卫作家、乡村牛仔、好好先生、重生的基督徒，等等。75年的人生岁月里，他持续变换的身份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因为，迪伦的身份和形象曾让人们狂热膜拜，同时也让他们愤怒和长久的困惑。这位终极精神偶像的真实面孔，关系到无数歌迷的认同感，而这种认同几乎是一种信仰，如今已然是人们文化朝圣之路上的历史探寻。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说：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全新的诗意表达。沿着这个思路看，迪伦事实上延续、复兴了诗歌被吟唱的古老而伟大的传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应该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迪伦不是提名者中对文学世界影响最大的人，但他是以文学方式介入芸芸大众的人中，最突出的一位。

为自己改名鲍勃·迪伦

从故事的开始，迪伦就打算隐藏自己的身份。他本姓齐默尔曼，是个来自明尼苏达州希宾小镇的犹太男孩，少年时就开始接受美国乡村音乐、黑人音乐的熏陶。犹太背景带给他孤独感，他想要成为其他的什么。他最早的隐藏手段就是诗歌和画画。“我所有的事就是写和唱，还有在纸上涂抹小画，让自己消融到看不见自己的场景中去。”他曾回忆。很快，美国传奇男星詹姆斯·迪恩和猫王的摇滚乐成了他的“新宠”，他隐藏自己的手法多了起来。

大学时代，他迷上了垮掉派诗歌和民谣音乐，像自己所迷恋的偶像们那样不修边幅，厌恶学业和工作，拒绝承担社会义务。他想成为一个民谣歌手，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名字改成“鲍勃·迪伦”，并且给“迪伦”编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南方身世——他早就对自己的犹太身世不满意，而少年时他所听的很多黑人音乐大师都是来自南方。

改名之后，迪伦无意中读到了伍迪·格里斯的自传小说，作者是美国著名的民谣歌手，讲述自己扛着一把吉他在美国流浪的经历。读罢，迪伦立刻把格里斯当成这辈子最重要的精神偶像，当他听说格里斯患上不治之症住院后，立刻决定去纽约看望他，也从此开始了自己的音乐流浪之路。

迪伦初抵纽约格林尼治村时，这里的民谣群落正经历第二次民谣复兴运动。他和民谣伙伴们醉心于美国传统歌谣，他们展开了一场对古老歌曲版本的搜寻，写歌时，歌里容不下半点“新意”。即便这样守旧，迪伦遣词造句的天赋也绽放出来。2015年2月，迪伦当选格莱美“音乐关怀”年度人物时，说了一些与诺贝尔颁奖词呼应的话：我从听民歌中学会了如何去写歌词。如果你唱美国传统民歌《约翰·亨利》的次数和我一样，你也能写出“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条路”(《答案在风中飘》歌词)。

上世纪60年代，当民谣承担起“抗议”之声的作用时，迪伦胜出了。其他人写的是“团结起来”“我们终将胜利”之类的鼓舞之词，而迪伦把诗歌的形象和韵律写进歌词，一首抗议歌曲开始承载更多的讯息和意味。1963年，他的《答案在风中飘》成了抗议之声中传唱最广的歌曲。这首歌经过“彼得、保罗与玛丽”组合的翻唱，成了唱片排行榜大热门。迪伦作为一位民谣“先知”被推至大众视野，他成了一位明星。

很快，迪伦就开始追寻身份的变换。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他首次换上一把电吉他，把民谣和更为强烈的摇滚结合起来。然而，这一次，他却是被台下观众的嘘声轰下去的，因为对于欣赏纯净民谣的人来说，电吉他太大逆不道了。迪伦成了一个“叛徒”。其实，早在当《答案在风中飘》成为翻唱热门时，对迪伦自己来说，一切就开始变味儿了——从某种层面，流行就意味着民谣抗议之声的终结。

把诗歌的书写带进了摇滚乐

迪伦从来不会去追求他人的认同感。被民谣信徒爱着、恨着的他，没有放下过对摇滚乐的热情。他洞察着音乐领域的变革契机：此间，披头士正把摇滚乐从乏味、没落的形式中解救出来。而迪伦则意识到，摇滚乐不痛不痒的歌词成了一种束缚。于是他把诗歌的书写带进了摇滚乐。在《铃鼓先生》中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歌词：

然后带我消失在心魂的烟圈里吧

沿时代的雾霭废墟而下，涉过冰封的枯叶

远远离开，那幽灵出没的，惊恐的树丛，去风的海岸

摆脱那极悲的困境纠缠

是啊，到钻石天空下去舞蹈吧，自由振臂

大海勾勒你的影廓，海沙环抱着你

全部记忆和宿命沉入波涛

让我在明日前，忘怀今天……

迪伦成为为摇滚乐注入灵魂的人，摇滚乐所能传递的讯息不再有局限。同时，诗歌、嬉皮生活释放了他本性中的更多维度。他在迷幻剂导致的癫狂中继续写作。这个语言的天才收集和拼贴一切美国生活中的语言碎片，把它们糅成一团。神话、寓言、民间传说、圣经故事、赛马报纸、连环画册、黑话俚语……他的歌词不再只是歌词，而是时空交错的舞台，那里复活了无数古老美国的形象，幻影重重。这样的歌词，出现在彼时充斥商业主义陈词滥调的美国，投射在历经战争恐慌的心灵中，自然寓意深刻，诗性盎然。

在古巴导弹危机时，迪伦写出了传唱一时的经典之作《暴雨将至》。

你到过哪里游历，我蓝眼睛的孩子?

我亲爱的孩子，你到过哪里游历?

我曾在那十二座迷雾山旁踟躇

我曾沿着那十二条蜿蜒的高速公路慢行

我曾走进那七座伤心森林的深处

我曾面对那十二汪死海

我曾进入墓地中一万里

暴雨、暴雨、暴雨、暴雨……

垮掉派诗歌代表人物艾伦·金斯堡说，迪伦是最杰出的诗人，“当我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我哭了出来。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我被他的修辞镇住了，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

吟唱的方式

有个说法：迪伦是“三流歌手、二流作曲、一流诗人”，似乎一语抓住了他的特征，又透着欲褒先贬的幽默，因此被广泛引述。其他类似“虽然他唱得不怎么样，但是如何如何”的说法也就成了欣赏指南，却无视了他那样唱歌的道理。毕竟，“迪伦”是要听的。

在《北方乡村布鲁斯》中，迪伦成为故事中的“她”，唱着一个铁矿小镇的黑色故事：

曾经兴盛的铁矿

告诉你，如今那里死寂沉沉

在我短暂的儿时

母亲得了重病

我被兄长抚养长大

后来有一天

我的兄弟们没能回到家里

就像之前父亲那样……

这首歌每段歌词里，都包含了一个悲剧事件。人们猜测故事源于迪伦在家乡的生活体验，那里也是个著名的铁矿产地。迪伦用浓重的方言口音和喑哑的音色，不动声色地诉说着。不错，与其说他是在歌唱，不如说是更接近于故事本身的流淌，流淌着一种沉静和荒凉。

在《敲响天堂之门》中，迪伦则成了一位因枪伤而濒死的副警长，描述着生命落幕前的景象：

妈妈，摘下这枚徽章吧

我再也用不着它了

我正坠入黑暗，暗得什么都看不见

就像，我正敲响天堂的大门……

这首歌是1973年电影《比利小子》的配乐，但它早已脱离电影情节，成了人们自由填充意象和情绪的容器。后来的歌手们，从克莱普顿、枪炮与玫瑰到艾薇儿，每个翻唱版本都获得成功。这不得不说是迪伦写作的另一种成功。他善于隐藏故事的完整性，让歌词像是片段影像的闪回，真实、自然，却又带着一点神秘，让听者感到不解、好奇，人们说它是反战歌曲，但真正吸引人们的，恐怕是那简单而又华美的声响。

现代诗人们靠书面文字的形象、修辞来表达自我。而迪伦的歌词，不仅保留着声韵和节奏的传统趣味，更被和声铺垫出丰满的氛围和语义。这种语言，人们更容易从情感面来感知，跨越空间、时间，人人都能感同身受。

上世纪70年代，迪伦退隐农村，一度“改邪归正”。他成了基督徒，安心于家庭，生活中除了音乐就是《圣经》，对外界的纷纷扰扰毫不关心，“当年我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现，现在我更是个局外人。”

迪伦有过两段婚姻。1965年他与萨拉结婚并育有4个孩子，这段婚姻持续12年，1977年两人离婚——结束了，两人却从未诟病过对方。1986年迪伦与一位伴唱歌手卡洛琳·丹尼斯开始了第二段婚姻并育有一女，6年后两人离婚。

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迪伦重出江湖。1997年一场大病过后，年过半百的他再次攀上巅峰——专辑《被遗忘的时光》拿下格莱美年度专辑奖；2001年拿下奥斯卡电影金曲奖；2004年凭借自传拿下普利策奖。

他成为唯一拿过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奖、奥斯卡奖、格莱美奖的“大满贯选手”。

探寻一个真实的迪伦

人们凝视迪伦影像的次数，未必少于听他的音乐旋律和歌词。他的第二张唱片《自由驰骋的鲍勃·迪伦》，封面是他和初恋女友苏西·罗图洛相拥走在冰天雪地的格林尼治街头，这一温暖的画面已然成为那个大时代的象征符号之一。此后，《席卷而归》《重访61号公路》《无数金发美女》等唱片封面上的迪伦，就是被人们一再观看和解读的形象。

是的，迪伦还是用来“看”的。

上世纪60年代初，被美国“民谣皇后”琼·贝兹牵着手登上舞台的迪伦，弓着背、瘦弱、朴素。那个形象对于民谣纯粹主义的信徒们，意味良多，那是“真诚”和“民间”的必要条件。后来他摇身蜕变，不再是村夫俗子，他的爆炸头和墨镜、圆点击剑衫，都成了摇滚歌手的模型，人们说那是摇滚乐历史上最伟大的形象之一。迪伦歌曲里特有的诘问、讽刺、锐利、自负，与他的形象奇妙地结合，他成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冷酷神仙，一个邪魅又超然不凡的存在。

波普艺术宗师安迪·沃霍尔或许是最懂得经营视觉形象的人，他本人就是一个“酷”文化的视觉符号。但当他和迪伦会面时，据见证者描述，沃霍尔深深被后者震慑了。迪伦对视觉形象的看重，还让他拍出了最早的摇滚乐纪录片《别回头》和《吃掉那些记录》。

在民谣与摇滚乐历史中，迪伦被奉为音乐本真性、原创性的最高体现。但这些常被简化成一个偶像的标签，即使最资深的粉丝，可能都迷惑于其中。

笔者在2015年翻译了广西师大出版社引进的迪伦传记《他是谁——探寻真实的鲍勃·迪伦》。历史的所谓“真相”，总是争议重重，而文化气氛的重现往往更能召唤“真实”。作者戴维·道尔顿的文字为读者投映出一组组历史场景，凝视着一个个变革时刻。他令人信服地把迪伦重新放进了“迪伦”原本的时代语境。西方人热衷于文化致敬，而致敬的方式常常正是揭示真实。

在文化研究者们看来，美国人的精神就是“各种材料的混合——特别是那些不相干的东西”，耐人寻味的是，民谣和摇滚歌迷们都曾追求过音乐与精神的纯粹，而他们的图腾——鲍勃·迪伦——却是一个拒斥纯粹的身份集合体，那也正是他与歌迷紧张关系的缘由。关于迪伦那重重身份的来历和意义，也并不是迪伦独有的戏码，而恰恰是美国人的特色，是时代的特征。嬉皮士们认为，“你可以成为任何能够帮助你逃避的角色。”

就这样，我们在数不清的形象中，拼起一个完整的迪伦，一个民谣和摇滚乐的“本真”诉求的审美对象。

而现在，迪伦又成了另一个关键，他的获奖或许可以让人们重新聆听，被吟唱着的诗歌。

（摘自《环球人物》2016年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