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登科总录》编辑出版杂谈

2017-01-17 17:38虞劲松
出版广角 2016年22期
关键词:编辑出版

虞劲松

【摘要】《宋代登科总录》是目前收录最全、规模最大的宋代登科人名录,共辑录两宋320年118榜的4万多登科人的传记资料,填补了科举史研究的空白。全书为1080万字,共排7896码,493.5个印张,采用大16开圆背精装,分14册出版,是近年宋史、科举史研究领域出版的一部极有分量的著作。文章分析和总结了这本书出版的经验,对出版同行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宋代登科总录》;编辑出版;书稿质量

《宋代登科总录》是近年宋史、科举史研究领域出版的一部极有分量的著作,是笔者责编的第一部千万字级的书稿。作为编辑,笔者在职业生涯中碰到千万字级书稿的机会不多,有必要总结和分享一下编辑这本书的体验。

《宋代登科总录》是目前收录最全、规模最大的宋代登科人名录,共辑录两宋320年118榜的4万多登科人的传记资料,填补了科举史研究的空白。全书总版面字数1080万,共排7896码,493.5个印张,采用大16开圆背精装,分14册出版。《宋代登科总录》为国家社科基金滚动资助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五大卷之一。《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被学者称为“21世纪科举研究第一大工程”,另四大卷为《隋唐五代登科总录》《辽西夏金元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清代登科总录》。《宋代登科总录》是《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率先完成出版的一卷。

一、申请资助,后顾无忧

作为千万字级的书稿,《宋代登科总录》的原稿是作者提供的一大箱五六十斤重的A4纸打印的书稿,外加一张存电子稿的U盘。责编收到书稿不久,赶上201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申报,社领导认为《宋代登科总录》符合申报条件,指示进行申报。于是责编赶紧熟悉书稿,学习相关知识,撰拟申报材料,联系推荐专家,以“整个申报材料不能有一个差错”为标准,逐渐完善、定稿。最终,《宋代登科总录》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减轻了出版社做这样大部头书稿在经济效益上的后顾之忧。出版大部头书稿,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大,周期长,图书出版后出版社也未必能通过市场销售获取利润,甚至收回成本,若没有相关经费的资助,出版社的压力会比较大。因而启动实施大项目,责编或项目负责人必须重视各类项目的申报,尽量争取经济上的支持,开源节流。

二、整体设计,质量第一

在《宋代登科总录》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出版社制定和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整体设计实施,二是书稿质量第一。整体设计实施主要为两方面:(1)编校上的整体观。《宋代登科总录》是一个整体,编校团队也是一个整体,编校团队的编校标准要保持一致。大部头书稿编校时尤其需要注意体例、术语和编校尺度的规范统一。因而,编辑组在编辑之初就整理了《〈宋代登科总录〉编校样例及说明》文档,分发给各编校成员,同时根据编校实际不断增补和完善。至项目完成,《〈宋代登科总录〉编校样例及说明》共积累30余页、200余条、3万余字,既保障了编校质量,也成为一份厚实的编校实例。(2)装帧设计上的整体观。《宋代登科总录》的装帧设计不只从它本身考虑,而且要从整体考虑。一是出版社要把它作为《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之第一种来考虑,如封底加“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图标压凹;二是《宋代登科总录》要与本社已有文史工具书系列的装帧风格保持一致,这样可以借助文史工具书系列板块的品牌效应增强自身的影响力。书稿质量第一原则体现为,《宋代登科总录》规模较大,引文书证是全书主体,原稿在体例统一与引文核对方面尚存在一定问题,故在引文查核、索引编制、异体字处理、职官及历史地理知识等方面,对编校都有较高要求。为确保书稿质量,编校团队不惧困难,广泛核查,增加校次,向作者请教,并另请专家审校,虽然延长了出版周期,增加了成本,但这保证了书稿的质量。

三、编稿之乐,资料积累

编辑在编辑大部头书稿时,难免感觉枯燥、烦闷和痛苦,很难独自一人承担这样的工作,也很难让书稿周转自如。编辑在编辑大部头书稿时需要更专注,更高效,更有耐心。

编校书稿时,编辑的负面心绪不应成为主流。《宋代登科总录》作为大部头书稿,编辑在编辑这部书稿时,只要善于发现,就能感知到编稿之乐。

书稿在罗列登科者的书证时,往往会提到登科者的家庭情况,因而经常会罗列某人的多个兄弟的名字。如庆历元年“韩绎”条引王称《东都事略》卷五八:“韩亿字宗魏,其先真定灵寿人也……八子:纲、综、绛、绎、维、缜、纬、缅。”八子八兄弟名字都取带有“纟”且意义美好的字作名,列在一起,让人从内心觉得好,似乎仅此一句就能让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光辉,更有一些登科人的名字直接且具有冲击力,让人一见精神即会为之一振,如“康师服”“史癸”“高清”“吴总”“李安”“闻人大雅”“赵痈”“胡整”等。书稿中的其他有趣点也比比皆是,完全可以当作“段子”看。

书稿中有的内容似乎能让人看见古人的真性情。例如,仁宗朝“丁讽”条引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九:“丁讽以馆职病风废于家。一旦,有妄传讽死者,京师诸公竞致奠,纸酒塞门,讽曰:‘酒且留之,纸钱一任别作使用。讽本乏资,由是获美酒盈室焉。”

书稿中有的内容令人称奇,能激起人的好奇心。例如,皇祐五年“黄中庸”条引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三:“兴化县溪仙人岩上有野橘,其实无时,得者以为瑞。庆历间,陈方、黄中庸,元祐间方亚夫、薛审皆以九日游岩,人得一橘,登第。”

书稿中有的内容非常励志,不自觉间能让人获得正能量。例如,仁宗朝“张举”条引《宋史》卷四五八:“张举字子厚,常州人。登进士甲科。以无他兄弟,独养其亲,不忍斯须去左右。亲友强之仕,乃调青溪主簿,亦不之官。闭户读书四十年,手校数万卷,无一字舛。穷经著书,至夜分不寐。元丰中,近臣荐其高行。”

另外,编辑还会在这部书稿中碰到具有警醒作用的史例, 这些史例要求编辑必须重视语言文字,马虎不得。例如,嘉祐八年“李昭远”条引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五三:“李昭远,莆田人。御试《夤畏以飨福赋》,本中第三人及第,以误写御题,降第三甲第一人……”

也许有人会问,上面列举书稿中的一些实例是信手拈来的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涉及编辑的一项基本技能,即编辑在编辑书稿的过程中必须做好书稿资料的积累。所谓“书稿资料”,就是编辑接触书稿后,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写下的和收集的有关书稿的一切内容。例如,编辑在编校书稿时看到的精彩语句,观看电视时看到的与书稿沾边的一条报道,睡梦中对书稿内容的一句精彩概括,如此等等。当然,积累这些书稿资料,要着眼于它的实用性,如这些资料是否有助于书稿审读编校,是否有助于宣传营销,是否有助于提升自己。小的书稿如此,大部头书稿更要如此。《宋代登科总录》出版前期,编辑在撰写书稿初审意见、填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申请表时下了一番功夫,有了积累,因而后期在提炼书稿宣传文案,整理结项验收材料,参评第二届全国优秀审读报告时,就比较轻松。在书稿编校之初,责编就发现书稿中的有些资料很有趣,今后可能用得着,于是编校时就注意积累。积累有不同的方法,责编采用的是简单的方法,即在认为有价值的地方加批注,批注为一叹号“!”,或为一两个字加叹号,如“哈!”“牛!”“励志!”“神异!”“好名!”等。这样的积累既不费时力,又便于今后查检使用或进一步整理。前文引用的一些“段子”,就是这样“拈”来的。

四、沟通交流,借力解难

书稿的编校出版不是责编一方就可以包揽的,大部头书稿尤其如此。在《宋代登科总录》的编校出版中,责编投入大量精力与作者、审读专家、领导、照排人员、校对人员、美编、营销人员、发行人员和读者等沟通交流,借助各方力量推进书稿的编校出版。经粗略统计,责编与作者往来电邮为256封,与审读专家、领导和同事等的往来电邮为142封,共398封。这些邮件主要沟通交流书稿审读编校、装帧设计、宣传营销和项目实施等方面的问题,有效解决了责编各阶段面临的问题,保障了书稿的顺利出版。当前,电话、短信、QQ和微信等通信方式非常方便,有些年轻编辑对是否还需要通过邮件沟通交流存有疑问,认为邮件沟通不够便捷,效率不高。在入职之初,笔者所在的出版社资深编辑赵明节老师就教导我们,与作者、读者、领导和同事等的交流在重要事项方面最好用电子邮件,虽然写邮件要稍费时,但邮件比电话、短信和QQ等更正式,更便于集中说清楚问题,也便于保存查阅,同时便于群发抄送;多写邮件还能渐渐锻炼编辑的书面表达能力,而书面表达能力对一个编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编辑对使用邮件进行沟通不用存疑,应更多考虑怎样用好邮件来沟通。

五、编制索引,高峰体验

什么样的编辑才算优秀的编辑,这个问题见仁见智,有不同的考量标准。在书稿编校方面,笔者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是,真正的高峰体验是编制索引,一个编辑没有为较复杂的大部头书稿编制过索引,不能说有过真正的专属于责任编辑的高峰体验。

编制索引主要不是指前期的条目提取,因为这个工作现在主要由排版人员通过操作电脑完成,但电脑提取也会碰到问题。《宋代登科总录》在初次提取人名条目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电脑导出的人名条目所带页码不准确,其规律是正文最前面的人名条目导出的页码是准确的,几十页后,开始出现页码不准确的情况,越往后,页码出入越大。责编本来对排版软件和索引标注不熟悉,但为解决问题,与排版人员一起研究排版软件,反复试验,结果发现原来是排版人员采用了老版本的索引标记命令,未考虑到书版软件的升级应采用新的索引标记命令。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保证了全部人名条目导出的页码准确。编制索引真正考验编辑功力的是在提取条目之后,电脑导出的条目需要责编处理。例如,在页码前加上册数问题(即如何从“朱熹/2837”变为“朱熹/⑥2837”,“⑥”表示第6册,这样更便于使用者查找)、笔画排序问题(4万多条超出word自动排序范围,且有500多个生造字无法参加自动排序)、重现合并问题(同名同姓者)等,都需要编辑有方法、有效率地进行细致处理。《宋代登科总录》一书索引的人名条目有几万条,三栏9磅字排了312码,为此,责编接受专家建议,为索引做了索引,即《姓氏音序检字表》。做这个索引对编辑来讲,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要花更多时间,且因姓氏多音,排序可能有不准的地方),但编辑想到此索引对一部分使用者会有用,故还是克服困难做了。

六、宣传推广,力求双效

出版社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在《宋代登科总录》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编辑团队贯彻“全员营销、全程营销”的理念,重视宣传推广,扩大社会效益,争取经济效益。一是编辑团队与社内宣传营销部门一起,通过出版社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进行宣传;二是编辑团队与作者一起向业界专家和媒体寄送该书资料,《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等大报先后发表该书的专业报道和书评5篇,使该书产生了较大影响;三是编辑团队在多场图书馆配会上重点推介该书,争取采购商及出版同行的关注,扩大销售,增强该书的影响力;四是编辑团队积极为该书申报相关奖项,如参评第十八届广西优秀出版物奖。

作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宋代登科总录》出版后,编辑团队要准备材料申请结项验收,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准备该书宣传推广及双效情况的材料。编辑团队对所做的推广工作进行整理、结项验收时,验收组经过评审,认为该书成果与社会反响体现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价值,最终该书顺利通过结项验收。

七、弥补遗憾,有待将来

出版工作总是难免有遗憾。《宋代登科总录》也不例外,其在编校出版方面的遗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立体开发的遗憾。做书应力求效益最大化,大部头书稿尤应如此。《宋代登科总录》规模庞大、资料丰富,很适合做深度开发、立体开发。这在出版社编辑这本书之初就有所考虑。一是出版社考虑在出版常规版本后出版缩排本。常规版本14册,缩排本则采用小字号、字典纸,将14册内容汇为1册,定价较常规版本低,以适合更多个人读者购买。二是出版社考虑重新编排书稿,按同年、区域或姓氏等出版一些单行本。著名宋史学者王瑞来先生在《中华读书报》所发的书评《宋代科举人物的渊薮——评龚延明主编〈宋代登科总录〉》中指出,“有了这部《宋代登科总录》,研究地域社会文化的盛衰和人才的消长,研究宋代政治史、社会史中的重要人物与同年现象,便有了基本的数据,获得了极大的便利”。若能出版出版社所设想的单行本,将更有利于王先生指出的相关研究。现实中也存在这样的需求。广西师范大学一位退休教授花时间翻检了该书的14册,对宋代广西籍登科人做了统计,整理了相关资料以供研究。广西梧州一位陈姓族长来电,说他正在修族谱,发现《宋代登科总录》上有他们宋代祖先登科的记录,希望出版社能帮他找到所需的详细资料。三是出版社考虑纸质本与数据库同时推出。对于这些立体开发的设想,出版社因种种原因未能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去实现,只能有待将来。

2. 索引编制的遗憾。编辑对该书索引编制虽然花了很大的精力,但可提升的空间还很大。首先,因篇幅原因,书后只附了“姓名笔画索引”,有的读者可能更习惯“姓名音序索引”“姓名四角号码索引”,《宋代登科总录》一书都未提供这些。其次,编辑们只做了“姓名”的索引,未做异名、“姓+字”和别号等的索引。例如,乾德四年进士“毕士安”,小传中有“本名士元,字仁叟”的信息,但编辑们只对“毕士安”做了索引,未对“毕士元”“毕仁叟”做索引,只有期待正在编制的“宋代登科人物数据库”来实现这件事情。

3. 编校差错的遗憾。《宋代登科总录》规模大,文言书证是全书主体,通过摘抄文献制作卡片重新录排,出错概率大,故编校难度大。虽然编辑们与作者方在该书的编校上下了很大功夫,但通过成书质检,仍发现该书存有差错。这些差错因为已经印制成书,只有待加印再版时改正。

编校出版书稿的过程同时也是编辑们学习的过程,责编通过编校出版书稿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提升能力,体现了编辑这一职业的乐处和益处。

编辑一部千万字的书稿,其体验具体而微,表达体验也应具体而微。既然称“体验”,真正的贮存之所是心和脑,是时空之轴,诉诸口舌、纸笔,终究隔了一层。若言不达意,文不对题,读者诸君,幸勿见罪。王安石有文:“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以此自励并与编辑同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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