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正常化”与美国的东亚地缘战略

侯典芹

摘 要：战后，由于美军单独占领日本，美国占领当局直接主导了日本的非法西斯化改革，日本的对外政策也被纳入美国的东亚地缘战略框架内。正因如此，战后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进程与美国的亚洲地缘战略密切联系在一起。冷战时期，日本充当美国在亚洲的“冷战”哨兵，日本在“旧金山体制”下获得“独立”和国际空间。冷战结束后，美国推行全球霸权战略，日本乘机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扩展自主权。尤其进入21世纪，日本通过参与美国的“反恐”战争，实现了海外派兵。近年来美国实施战略东移和“亚太再平衡”，日本借机加快修宪活动和军事“解禁”，加速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步伐。

关键词：日本；国家正常化；美国；地缘战略

中图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6）06-0021-07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6.06.004

战后不久，日本就开始了“国家正常化”的漫长进程。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日本更加主动地迎合美国的亚洲战略，乃至全球战略，以便借机扩大自主权。进入21世纪，日本充分利用美国战略东移的机会，加快军事上的“解禁”行动，加速实现“国家正常化”。但由于战后美日关系的特殊性，日本的 “国家正常化”进程只能限定在美国的地缘战略框架内。作为美国亚洲战略的地缘“前哨”，日本曾一度成为美国遏制苏联的重要“冷战”棋子。在后冷战时代，日本又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重要地缘战略支点。近几年，美国加快实施战略东移，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更是给日本扩大自主权带来机遇。日本则充分利用这些机会，逐渐推进“国家正常化”。

一

由于二战结束时日本被美国军队单独占领，战后初期的非法西斯化改革也是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控制下进行的，所以日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靠美国。而美国战后执行的是全球霸权战略，为此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以苏联作为其最大的对手，其对外战略中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将苏联势力“遏制”在二战结束时所确定的界限之内。正是出于这种地缘战略的目的，美国在西欧、中东、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建立起一系列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体系，把社会主义国家包围在其中。在东亚地区，日本成为美国“遏制”苏联势力进入太平洋的重要前哨，美国在日本大量驻军，并与其在韩国的驻军形成犄角之势。

1946年11月3日公布的《日本国宪法》，到次年5月开始生效。这部宪法不仅规定了日本的政体和国体，尤其是其中的第九条强调了日本“放弃战争 ”权力，成为这部宪法的最大特色，这部宪法也因此被称为“和平宪法”。然而，美国的对日政策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特别是其亚洲战略服务的。因此，就在这部“和平宪法”刚刚公布不久，无论是美国的华盛顿的起草者还是东京的执行者都后悔不已，并想方设法要加以修订（即宪法的第9条，即“和平”条款），只是由于民众的反对才未能修改[1]。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由于苏联控制着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具备向海洋方向扩张的地理条件和实力基础。要遏制苏联向海洋方向扩张，最好的办法是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起防御线。所以，在冷战爆发的背景下，美国一方面加紧干预中国内政，甚至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另一方面，美国高层也在开始考虑对日政策的调整，即由原来的削弱日本转为扶持日本。1947年3月，麦克阿瑟就提议与日本尽早媾和，美国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并表示促进早日实现媾和[2]。

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的东亚地缘战略也开始发生变化。“二战”期间一方面，美国总统罗斯福出于对日作战和战后重建东北亚国际新秩序的需要，日益重视中国的地缘战略价值，并积极推行使“中国大国化”的方针，废除了近代以来美国对华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构建美、英、苏、中四大国合作体系[3]。为此，美国不惜大力支持蒋介石，在促使国共两党和谈失败后，转而积极支持蒋介的内战政策。另一方面，美国对当时中国内部的政治形势还是有所了解的，在中国内战形势逐渐明朗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做两手准备，即在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同时，改变对日政策，开始扶持日本。正如有学者所言，“虽然在1946年的宪法中美国坚决要求日本接受第九条的和平条款，但几乎自1946年宪法刚开始生效的那一时刻起，美国就懊悔不已”[4]。

同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已经开始在实际上修改“和平宪法”，更加积极地扶持日本。按照麦克阿瑟的命令，日本政府创建了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后来这支队伍成为保安队，最终又被改变成日本自卫队。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甚至试图说服日本重新建立军事力量，以帮助美国包围苏联。但是，由于当时日本国内和平势力非常强大，吉田茂政府顶住了美国的压力。在吉田茂任内，以及其继任者时期，日本主要维持轻型武器装备战略，依靠美国的安全保障，专心于经济增长和出口贸易[5]。随着国际冷战体制的形成，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一批战前的政治家，甚至其中包括一些战犯，得以重返日本的政治舞台，如，鸠山一郎、岸信介等人。他们提出了“重建国家”的口号，试图重新恢复日本在美军占领当局主持的改革中被剥夺的东西，包括重新建立武装力量，重建强权国家。这些主张的的核心内容就是重新自主制定宪法。针对这股国家主义的逆流，日本国内保守派与革新派都加强了各自内部的团结，最终确立了重新统一的社会党得以在国会维持了“护宪”所需的席位，即“五五年体制”[6]。同时，由于“冷战”对峙态势在亚洲不断加剧，最终升级为“热战”，引发了朝鲜战争。而“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美国最终确定了单独媾和的对日和月薪方针”[7]。1951年9月，美、英、法等48个国家在旧金山签署对日和约，随后美日又单独签署了《安全保障条约》。这样，日本在旧金山体制下不仅获得了“独立”，而且得以重返国际社会[8]。

到20世纪60年代，美日重新签订《美日安保条约》，推进美日“战略伙伴关系”，使得一度出现危机的日美关系得到恢复。根据新的《美日安保条约》，日本自卫队力量虽然受到严格的限制，但仍得到渐进式的扩充。在“局部战争下常规武器的进攻”的预想下，日本通过第2次防卫力量扩充计划（1962年-1966年）和第3次防卫力量扩充计划（1967年-1971年）。同时，日本自卫队的武器装备不断向现代化迈进。但是也必须看到，在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力量仍非常强大的背景下，日本民众曾多次掀起反对美国军事基地，尤其是要求收回冲绳主权的群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日本参与美国的越南战争的行动。1968年1月，佐藤政府还提出了“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随着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的民族自信心逐渐提高，日益不满“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家身份角色，追求政治大国的倾向越来越突出。

总之，二战结束后，由于日本国内形势以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下的日本，开始成为美国霸权战略联盟中的从属伙伴。再者，美国占领当局主导制定了日本的战后和平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日本重蹈军国主义道路。在冷战时期的两极对峙格局下，日本被置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中，其内政外交都要从属于这一大的战略格局。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日本在美国的对苏“遏制”战略中的重要地缘角色是显而易见的，就像英国在欧洲、在欧亚大陆西部外围所扮演的角色。在漫长的冷战时期，美国先后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其驻日本的军事基地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总的来看，日本的军事角色（自卫队角色）还是消极的、从属的。

二

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国际格局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时，美国和中国的实力都发生变化，随之的国家战略也开始出现调整。这些变化成为日本国家战略调整的重要的外部条件。但是，日本的国家战略调整不可能完全脱离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尤其是美国的亚太地缘战略。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执行全球霸权战略。日本则利用美国进行“反恐”战争的机会，在军事上逐渐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束缚，向着“正常化”的方向迈进。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约瑟夫·奈曾经这样评价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地域规模确保中国在东亚地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在多大程度上中国能成为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力量则取决于其经济增长和政治凝聚力，即使幸运之神眷顾，中国仍任重道远”[9]。可见，当时美国并不担心将来中国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相比之下，倒是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后的日本引起西方国家的担忧。80年代初，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10%；到80年代末，这个数字进一步上升到15%。当时美日之间不断发生经济摩擦，根据冷战后美国的民意调查结果，美国有相当的民众认为，“今后的威胁不是苏联而是日本”[10]。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很多日本人认为：“既然‘胜利了——苏联解体，曾经的军事威胁不复存在——那就意味着要对冷战关系重新审视，日美关系需要重新界定，就像在欧洲所发生的那样”[11]。 但是，这种希望很快破灭了。再加上经济矛盾的激化，加剧了美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同时也增加了日本人的“厌美”情绪。“美日关系日益充满了摩擦、憎恨和相互指责”[12]。甚至美国一度将日本的经济威胁视为苏联军事威胁消失后要面临的最大威胁，对于日本长期以来在安全上的“搭便车”也不是那么慷慨了[13]。

但是，到90年代中期，作为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改变。1994年，朝鲜半岛核危机爆发，美国在东北亚地区遇到冷战后首场严峻的安全挑战。虽然经过四方会谈的协调达成《核框架协议》，半岛核危机得以暂时化解，但是此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东北亚地缘政治安全形势的观点。恰在此时，“中国威胁论”一时间甚嚣尘上，从而使美国的东亚地缘战略经历了短暂的摇摆之后又重新回到原有轨道上。也就是说，日本仍是美国亚洲地缘战略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80年代，日本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在经济力量日益膨胀的驱使下，日本越来越不满足于只作经济大国的“畸形国家”，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做政治大国的意向。80年代是战后日本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时期。中曾根政府作为这一转折时期的的产物，他本人还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推动了日本的右倾化，助长了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削弱了左派力量，并使日本社会上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倾向有所发展，使日本朝着政治大国的方向前进了一步[14]。中曾根执政期间不仅以首相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诋毁践踏“东京审判”，还要求日本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期间，日本的防卫费用突破了占GNP1%的限额，他还纵容日本篡改侵略历史，唱军国主义时代的“君之代”，挂太阳旗。在经济急剧膨胀的背景下，日本政界逐渐形成了以扩张军事力量为基点的政治大国外交目标。

进入90年代，日本利用美国发动海湾战争，“9.11”事件以及本世纪初的两场“反恐”战争，借船出海，在“国际贡献”的旗号下，先后向许多国家派出自卫队，并同时完成了一系列法律的修改，开始了向“正常国家”迈进的历程。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日本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提供了13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但仍招致了美国高层的不满。在海湾危机期间，美国不仅要求日本向多国部队提供财政援助，向“前线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向驻日美军提供新的支持。“海湾危机期间，美国十分希望日本为反伊联盟提供人力支持，尤其希望日本能够向海湾地区派驻扫雷艇和补给舰为多国部队提供后勤支援”[15]。当时美日关系正在经历冷战结束，国际格局转变的考验，日本根据宪法规定没有派兵参加多国部队。

结果日本政府招致美国的批评，认为日本为战争做得太少，也太迟了。面对美国的批评，日本高层颇为震惊，也感到了“心理受到了创伤”。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确为日本修改宪法，向正常国家迈进提供了机遇。随后，日本政府就一直谋求为修改宪法扫清障碍。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联合国维和行动协力法》（即PKO法案）。接着，日本自卫队参加海湾的扫雷行动。随后，日本又通过一系列法案，使其自卫队得以在柬埔寨、莫桑比克、戈兰高地以及东帝汶等地的联合国维和行动。

美日同盟关系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的结束一度使美日关系出现“漂流”。随后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美国渐渐意识到一个新的潜在竞争对手正在崛起[16]。“中国威胁论”很快在东亚地区散布开来，并成为美日同盟关系继续维持的理由。所以从90年代中期开始，美日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也有学者认为，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日美失去了共同对付威胁苏联的战略需要，成为日美关系进入准平等时期的重要前提条件。而90年代前半期日美之间发生的严重经济摩擦，正是日本试图进一步实现美日关系平等化的表现。此后，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不仅需要缓和美日间的经济矛盾，加强双方的经济合作，而且还需要努力为美日同盟寻找一个可能取代苏联的新的共同威胁，以便作为维系美日同盟关系的新纽带。而这个时期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以及随后发生的台海危机，使美日两国意识到中国强硬态度背后的某些暗示。

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某种变化。1994年朝鲜半岛第1次核危机爆发，这次危机曾一度使美朝关系走向战争边缘。对于这件事对美日关系的深刻影响，有学者认为，“如果日本政府在对待朝鲜半岛危机时像海湾战争那样不能进行安全保障合作，日美同盟此次大概真的会寿终正寝。果真如此，日本能否单独对付朝鲜的核威胁呢？答案是不能！这一结论是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再次得到认识。朝鲜和台湾海峡的危机，催生了1996年桥本和克林顿重新定义日美安保的联合声明”[17]。这次危机发生后，日美于1995年达成防卫新指针协议。随后，在美国发展地区导弹防御技术方面，日本成为其中最积极的伙伴[18]。相应地，日本比以前更积极配合并参与了美国的一些海外军事行动。2002年以后，日本先后参加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行动，迈出了日本战后海外派兵的第一步。2005年，日本同意了一项关于为期五年的美日合作协议，即两国联合生产导弹防御系统，并承担10亿美元的费用，来建设导弹防御系统的硬件设施。而就在这年的下半年，日本正式同意美国的一艘核航母在日本建立基地。2007年，日本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防卫厅长官升为防务大臣。日本在军事解禁方面迈出了具有实质性的一步。2008年，美国的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停靠日本横须贺美军基地。为了应对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新变化，美国仍然需要日本充当其亚太地缘战略的棋子，日本则会继续寻找机会加快国家“正常化”的步伐。

三

2009年初，当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时，美国深陷严重的金融危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反恐”战争更令美国战略家们焦头烂额。全球金融危机尤其使欧洲国家遭受重创，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相比之下，亚洲经济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世界经济的中心迅速从欧洲转向亚洲，亚太地区将成为未来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中心。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利益方面的考虑，不得不加快战略重心东移亚太。无论是从未来亚太地缘政治格局的战略利益考虑，还是从目前制衡中国实力增长的角度出发，美国都需要日本这个重要地缘战略棋子。而在经济实力下降的背景下，美国在亚洲会更多采用“平衡”战略，充当亚洲的“离岸平衡手”。

关于日本在美国东亚地缘战略中的角色，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明确指出，由于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曲折，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就是美国远东政策的基地，从最初的美国占领军的驻地，逐渐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持政治和军事存在的基地，日本也因此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全球盟友。所以，“美日关系如何演变是中国地缘政治前途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19]。基辛格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指出，在美国的亚洲地缘战略中，无论是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中，还是在东南亚地缘政治中，日本在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中都会扮演日益活跃的角色。所以，美日关系是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关系[20]。因此，无论是冷战时期“遏制”苏联势力东进亚太，还是阻止中国进入西太平洋地区，日本都堪称是美国的亚太战略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地缘战略意义十分突出。中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民族积怨以及领土争端等，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尤其是钓鱼岛问题，不仅成为中日之间的最大障碍之一，而且成为美国介入中日争端的楔子，美国介入东亚事务、制衡中国的重要抓手。

2009年，鸠山由纪夫政府重新确定了对美政策，有意疏远美国，但日本仍然是美国最密切的盟友。菅直人上台后，重申了日本的承诺，扩大美日防卫合作，允许美国海空军继续驻扎冲绳军事基地。美国“重返”亚太，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这是一种带有赤裸裸的麦金德式、以势力均衡为核心的地缘战略。日本则利用这个机会，借机大肆煽动“中国威胁”论，以便为日本加紧军事“正常化”和修改“和平宪法”做准备。

在安倍第一任期内，日本就已经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正如安倍在纪念仪式上所说，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发生了变化，日本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防卫力量的作用。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在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建设新国家方面迈出重要的第一步”。 后来的事实表明，安培并没有停止使日本“正常化”的脚步。相反，在第二任期内，安倍借美国在亚洲地区实施“再平衡”战略，扩大日本自卫队的行动范围。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关系。为了配合美国在南海对中国的挑衅行动，日本开始积极介入南海争端。自2015年6月份，日本国内就开始讨论自卫队是否应该参与美国的南海巡航行动，日本拓殖大学特任教授、前防卫大臣森本敏说：“日本应该参加南中国海巡航，但是从地理和逻辑来说，菲律宾更该参加，因为菲律宾不仅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国，而且是当事国。至于日本，应与当事各国一起，以合作的方式参与”。尽管日本社会中反对这种行动的声音很大，但这却从侧面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某种倾向。

针对欧亚大陆上的中国崛起，其地缘政治色彩非常明显。2015年4月安培访问美国期间，美日发表了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首次明确规定：美军支援日本包围和夺回岛礁的联合作战，以及美日两国针对日本以外国家受到武力攻击是共同参与海上作战。美日军事合作的范围已不再仅限于“周边事态”，而是进一步扩大到全球范围。所以，安倍访问美国之后，日本国会将会按照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通过《自卫队法》、《武力攻击事态法》、《周边事态法》、《联合国和平合作法》、《船舶检查法》等的修订案，并新设立所谓《国际和平救援法》，为战争中的美国及多国部队提供后方支援，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为了清除日本军事“正常化”道路上的最大根本障碍，安倍的下一个最大目标就是，在明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的胜利，然后在其任内实现修改《日本国宪法》[21]。

2015年9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新的安保法案，实现了战后日本安保政策的最重大的一次调整。这种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其实质是赋予日本政府主动发动战争的权利，与“和平宪法”的基本精神相背离，是一种变相的“修宪”行为。它不仅会对日本国内的政治、军事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会给国际社会尤其是邻近国家的安全带来更多不可控的因素，使得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对此，将拭目以待。

四

自“冷战”爆发之日起，日本就成为美国在亚洲实施“遏制”战略的重要地缘“前哨”。日本的对外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在美国东亚地缘战略的框架内，而且日本的“正常化”进程的每一步都与美国的东亚地缘战略乃至全球地缘战略联系在一起。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对于日本而言，用这句话形容几十年来的美日军事同盟关系也许并不为过，美日军事同盟关系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产物，是美苏“冷战”的结果，美国不会轻易让日本脱离自己的怀抱，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只能处在美国地缘战略的框架内。从美国全球地缘战略来看，其基本目标仍是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严重的霸权挑战者。随着亚洲的迅速崛起，美国深切感受到这种挑战。于是，美国一方面加快实施战略东移，另一方面，鉴于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不得不更多依靠其亚洲盟友的力量，以实现“亚太再平衡”。美日同盟已经从对付苏联转向主要针对中国，日本在执行美国战略上逐渐变被动为主动，并利用中美之间的利益分歧，以对付“中国威胁”为名，加快军事“解禁”活动，以实现日本的“国家正常化”。

[参 考 文 献]

[1]Glenn D，Hook，Gavan McCormack.Japan's contested constitution：documents and analysis[M].New York： Routledge，2001.

[2]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M].吴万虹，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23.

[3]宋成有.东北亚史研究导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396.

[4]加文·麦考马克.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M].于占杰，许春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72.

[5]约瑟夫·S·奈.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M].刘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32.

[6]李寒梅.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74.

[7]沈志华.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J].史学集刊，2006（1）：66-75.

[8]黄大慧.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3.

[9]约瑟夫·S·奈.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M].刘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13.

[10]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M].吴万虹，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173.

[11]加文·麦考马克.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M].于占杰，许春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73.

[12]Richard Holbrook.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Ending the Unequal Partership[J]. Foreign Affairs，1991（5）：42-56.

[13]迈克尔·H·阿马斯科特.朋友还是对手——美国驻日大使说日本[M].于铁军，孙博红，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78.

[14]黄大慧.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71.

[15]王缉思，牛军.缔造霸权：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与决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35.

[16]冯昭奎.复交40年：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J].日本学刊，2012（5）：49-65.

[17]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M].吴万虹，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231.

[18]Robert S.Ross.The Rise of Chinese Power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al Security Order[J].Orbis，2010（54）4：525-545.

[19]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40.

[20]亨利·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M].胡利平，凌建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99.

[21]刘江永.地缘政治思想对中美日关系的影响[J]，日本学刊，2015（3）：1-20.

[责任编辑 李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