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华尔兹

罗宾·罗伯特森++++左娅

加拿大乐队the Band的成员们觉得四处奔波的生活最终将毁灭他们，因此决定不再巡演，但是在停止巡演前，他们仍然要举办一次告别仪式，并邀请巨星鲍勃·迪伦、琼尼·米歇尔和埃里克·克拉普顿加入他们——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全程记录了他们最后的疯狂。在纪录片中，乐队吉他手和作曲者罗宾·罗伯特森回忆了1976年感恩节那天的场景。这最后的华丽谢幕充满了混沌与未知，造就了伟大的演唱会纪录片——《最后的华尔兹》。

我们在摇滚之路上追求极致，似乎已经无法回头。前辈吉米·亨德里克斯、詹尼斯·乔普林、吉姆·莫里森，以及当代明星格拉姆·帕森斯、尼克·德雷克、蒂姆·巴克利，似乎都让我们把摇滚与危险联系在一起。我们听过太多他们的往事，危险与摇滚总是相伴而生。我们周围的摇滚乐队，也同样在“内爆”，他们一直在过他们所向往的摇滚人生。我们通过一面“单向镜”看到他们跌落，我们看到了一切，唯独没看到自己。

1976年的一个夜晚，我和其他成员商量，为我们的过往做一次总结和告别，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彼此，也应该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回望过去的自己。每一场演出都在让我们堕落，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丧失了凝聚力和激情——那些让我们走得更远的品质。自我毁灭的漩涡正拉扯着我们，使我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莱沃恩·郝尔姆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之间的关系仅次于亲兄弟。我们在世界的癫狂中幸存，却没有战胜自己。贝斯手里克·丹科加入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拥有足够的力量战胜自己。那时，他是我们的精神支柱，而后，他的力量又是怎样破裂的？还有理查德·曼纽尔，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才17岁。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我们的情绪纠缠于单纯的快乐与深刻的悲伤之间。他现在依然拥有动人的嗓音，他的嗓音自始至终令我着迷。我们是加思·哈德逊的关门弟子，但我们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因为加思整日沉迷于创作，而且好为人师。

我当时的想法是，庆祝我们曾经的相遇，然后淡出公众的视野。我们做现场演出已经十五六年了，所以我的提议着实令人震惊。的确，在一些夜晚，我们灵感爆发，但是更多时候，我们感到痛苦，只好用毒品来麻醉自己。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染上了毒瘾。最后，我只好坦诚：“够了！”

我们碰了个面，我提议在旧金山温特兰德举办告别演出，因为那也是我们1969年举办第一场演出的地方。没有人反对我的提议。“我觉得，我们都应该退出了，为了自己的健康。”加思说。

1976年9月，我策划着我们的告别演出，我觉得感恩节是个不错的时机。我们都认为邀请鲍勃·迪伦和罗尼·霍金斯参加演出是个不错的主意，因为他们都曾在我们的巡回演出职业生涯中留下过足迹。我和乐队创始人比尔·格拉汉姆商量，把告别演出的地点定在旧金山温特兰德。他听到我想解散乐队的想法时很震惊，但思考后，他也觉得当时解散乐队的确是个正确的时机。于是，我们开始计划如何记录下我们的告别演出。

谢幕之演仅仅邀请到亲密的朋友和对我们给予足够影响的前辈，是不够的，我们还希望邀请到不同音乐领域的代表人物，英国布鲁斯歌手埃里克·克拉普顿；新奥尔良风格歌手约翰·华生；唱作女王琼尼·米歇尔；现代芝加哥布鲁斯之父穆迪·沃特斯；口琴之王保罗·巴特菲尔德；代表叮砰巷传统风格的流行乐歌手尼尔·戴梦德；爱尔兰蓝调之声、贝尔法斯特牛仔范·莫里森；体现我们加拿大音乐之源的尼尔·杨；以及重量级嘉宾罗尼·霍金斯和鲍勃·迪伦。应该说，告别演出的阵容比以往任何一场演出都要强大。

如此盛大的仪式，应该有一位记录者帮我们把过程记录成片。当时，马丁·斯科塞斯的名字就闪现在了我的脑海。他1973年拍摄的《穷街陋巷》极好地展现了他将影片与音乐完美配合在一起的能力，而且他拍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优秀作品也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于是，我打电话给《穷街陋巷》的制片人乔恩·普林，请他促成我和马丁的见面。

不久后，乔恩促成了我和马丁的会面，我们在洛杉矶的文化餐厅见面。梵戴克式的胡子使他的目光显得更加炯炯有神。在交谈中，我感受到，音乐在他的生命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我提出让他帮忙录制告别演出纪录片时，他说在工作上不能一心二用，录制一部电影的时候，就不能再拍其他的片子了。于是，我告诉他，我们计划在感恩节时举办演出，以便让他安排好时间。

晚饭后，我们去了洛克斯酒吧，喝了点酒。酒吧的氛围很活跃，很多朋友都在。我和马丁聊了范、琼尼、穆迪和鲍勃。马丁说：“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艺术家。还有你们，the Band，每次听你们的歌，我都激动不已。你们的忙，我帮定了。”我欣喜若狂。为我们记录的最佳人选就是马丁，我能感觉出，音乐就流淌在他的血液里。我们还有两个月来策划拍摄演出纪录片的事情。

我邀请鲍勃·迪伦的时候，他问我：“你们不会也像弗兰克·西纳特拉那样，搞一场告别演出，一年后又复出吧？”我说不会，因为我们已经下定决心，我们的危险之旅应该结束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直在构思我们即将举办的告别演出和马丁将为我们拍摄的纪录片。我们应该为这场告别演出起个什么名字呢？乐队的几个人聚在一起，把他们的想法都写在纸条上，贴在墙上，于是，“最后的华尔兹”这个名字映入了我的眼帘，这个名字让我有了一种为我们的纪录片创作一首主题曲的冲动，也许就像约翰·施特劳斯为一场舞会创作圆舞曲一样。

每次马丁休假的时候，都会到马里布来找我，我们在一起构思纪录片的拍摄。他让我确定表演曲目后，马上把歌词给他，他要按照歌词设计机位和灯光。拉斯洛·科瓦斯是电影《纽约，纽约》的摄影指导，马丁决定任命他做《最后的华尔兹》的摄影指导。

我在马丁的办公室里和拉斯洛见了面，拉斯洛建议马丁不要用16毫米的镜头拍，而是用35毫米镜头。马丁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但是不知道35毫米镜头是不是能拍摄那么长的纪录片。拉斯洛说：“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用35毫米镜头才对得起他们的演出。”

马丁认同拉斯洛的思路：“如果咱们的摄像机坚持不了，那只能认倒霉，但至少，我们已经尽全力了。”

与此同时，比尔·格拉汉姆正在策划感恩节演出上的千人晚宴，他想在演出前给观众们准备一场晚宴。“但是你得准备上百加仑的肉汤吧。”我说。“别担心，我有办法做好，”比尔说，“我们得准备白桌布还有5000人份的晚餐。晚宴结束后，桌子将魔术般地降到地面下，之后演出拉开序幕。”

我们乐队开完现场演出，我回到拉斯维加斯几个星期以后，马丁跟我说，拉斯洛认为同时担任《纽约，纽约》和《最后的华尔兹》的摄影指导，工作负担太重了，他只能坚持做好一件事。后来，马丁又请来了他在电影《出租车司机》中的摄影指导迈克尔·查普曼。迈克尔认为35毫米宽银幕电影摄像机没法支撑住几个小时的拍摄。于是，之前商量好的计划一度化作泡影。但是，拍摄依然要进行，我倒是要看看，《最后的华尔兹》真的有那么难拍吗。

我们的俱乐部在太平洋海滨公路旁，这条公路穿越祖玛海滩。那是一片开放的农场式建筑，我们在那里和几位嘉宾一起排练。

琼尼·米歇尔加入我们后，我们得费一番功夫适应她在和弦上所做的改变。尼尔·杨想要在歌曲中加入他的歌曲，所以我们排练了一遍《四股强风》和《无奈》，以代表加拿大本土的音乐。范·莫里森不能经常跟我们一起排练，我们决定排练他的《大篷车》，我们想在这首歌里加入爱尔兰歌谣，当我告诉他这个想法时，他觉得这是个疯狂的创意，他说：“可以啊，这段歌谣以后，我们就可以接着唱‘爱尔兰的眼睛在微笑。”

鲍勃·迪伦来的时候，建议我们多唱点老歌，比如一些我们初次见面时合作过的歌曲。他问我：“你们在说的电影是什么？”我告诉他，我们打算用纪录片来记录告别演出：“我们想用五六个35毫米镜头摄像机拍摄，由马丁·斯科塞斯导演。而这一尝试是前所未有的。”

鲍勃·迪伦说，他们的滚雷巡演，也要做成一部电影。他拿出一支烟，边吸上一口，边说：“我不太想同时出现在两部电影中。”他的话并没有让我惊讶，于是我说：“我们表演我们的，让他们在旁边拍就好了。如果你不愿意让自己出镜，我们可以在后期剪辑的时候，把有你出现的镜头剪掉，不过，说实在的，我们的故事中没有你，多遗憾啊。”

11月初，我们去了旧金山的温特兰德，那里是一片滑雪胜地（也因此得名“Winterland”——冰雪之地）。比尔·格拉汉姆看了看楼厅后座，不太满意，他觉得我们得花5000美元重新修一下。米歇尔·查普曼和马丁的助理史蒂夫·普林斯发现架摄像机的地点也是个问题，观众穿梭其中，很可能造成摄像机不稳。

我们离开演出场地的时候，比尔说：“我想让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劲往一处使。让大家看什么电影可以增加凝聚力？”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一开始我想到了米歇尔·鲍威尔和艾默里克·普雷斯堡的《红鞋子》，但后来我选择了让·科克托的《诗人之血》，我不确定其他成员看了这部有些诡异的电影是什么感觉，但我感觉这部电影的名字听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离感恩节演出还有10天，马丁的《纽约，纽约》剧组要休息一段时间。我在前期碰面的时候，问过他能不能在灯光的使用上更有创意一点，不用摇滚乐队纪录片中传统的红、绿、蓝灯光：“我们能不能做得更加华丽一些呢？用背光灯、琥珀色的底灯，以及聚光灯，就像米高梅制作的音乐剧那样？”

灯光的问题马丁已经先我一步想到了。我们的美术指导伯瑞斯·利文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旧金山，有什么资源可以让我们利用呢？对，就是旧金山歌剧院，”他借来了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中的道具以及造型别致的吊灯。这一切都契合了我们的主题：最后的华尔兹。

我分别和利文、加思、理查德和里克谈了话。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最后的成果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都明白，变化不可避免。利文沉稳而友好地说：“尽管这是你们的最后一场演出，但是你们将来看到这部记录片时，依然可以怀念此刻。我已经做好准备，尽我最大的努力，所以你们完全可以信赖我。”

感恩节假期一开始，我们就一同前往了旧金山。我带走了那把红色镀铜的吉他，我不知道这会让我的行李增加多少重量，但是那把吉他的样式和音色的确不错。

我们的排练日程安排得很紧凑。我们在宫古酒店和穆迪见面，我们称他为“大男孩”，情绪总是忽起忽落。

范·莫里森直接来到温特兰德与我们碰面，一起排练他的《大篷车》，并与小号声部配合。他当时穿了一件黄色短风衣，就像40年代电影里的私家侦探，我还从没有看见过一个摇滚明星这么穿。我说，这件衣服真不错，他笑了笑说：“真的吗？”并考虑是不是应该穿着这件衣服去演出。

我们与尼尔·杨和琼尼·米歇尔合作加拿大歌曲，一开始我们先试着排练《阿卡迪亚浮木》，然后让他们加入我们的合唱。接着，尼尔唱了一首《无奈》，琼尼唱高声部配合他，琼尼的高音惊艳了我们，但是她不愿意在最后的演出中继续唱高声部。我觉得排练的那一遍很完美，于是我让马丁在幕帘后拍琼尼，最后在影片中，加入这个片段。

我们和鲍勃合唱了几首曲子，都非常顺利。

时隔多年，我们依然对罗尼有着强烈的亲切感，他仍然是那么活泼。他穿着黑外套、戴着系有白色带子的牛仔帽子、红色围巾、黑色带有老鹰图案的衬衫。因为有很多重量级人物出席，罗尼感觉自己有些格格不入。但是，我们很快打消了他的顾虑，我们说，他是我们最先邀请的人，他是最应该出席的人。他代表着我们乐队的开始，如果我们最后要表演《最后的华尔兹》，肯定会请他伴舞的。

我们和吉他手埃里克·克莱普顿重温了歌曲《进一步》，我们当时在俱乐部录下了这首歌。每一次相聚，都给了我创作纪录片主题曲《最后的华尔兹》的灵感，那时，我还在创作另一首歌曲《伊万杰琳》。

每确定一首曲目，我都赶快把歌词给马丁。我很佩服他将歌词、音乐和画面结合在一起的能力。我们没法把所有歌曲都录下来，因为摄像机支撑不住，而且录制的中途，还要换胶片和电池。不过，换胶片和电池的时候，也刚好可以让摄像机休息一会儿。所以，我们必须决定录哪首，不录哪首。做这些决定时挺痛苦的，因为我们必须割舍一部分作品。

临近演出，我必须安排好嘉宾的排练日程，提醒他们来排练。我陷入了焦虑之中，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必须不断磨合他们的歌曲，但为这次演出创作的新歌曲却还没有眉目。我跟马丁说：“现在只好听天由命了。”马丁答道：“是啊，我一直在祈祷。”

感恩节那天，到了旧金山以后，我想小憩片刻，但一直无法入眠，甚至连眼睛都闭不上。两小时后，感恩节晚宴即将开始，我从床上坐起来，极度疲惫让我眩晕。我冲了个澡，来到了晚宴现场。

比尔·格拉汉姆从我身边走过，穿着一身无尾礼服，戴着大礼帽。我们大多数人也都穿的正装。他带着我和里克来到楼上平台上，从那里可以看见几千人的宴会厅。比尔拿起麦克风宣布道：“200只火鸡，共6000磅，300磅熏三文鱼，1000磅土豆，几百加仑肉汤，400磅南瓜派！”

我在后台看见了马丁。他看起来有些紧张，但是已经准备就绪。在更衣间，我看到了乐队的其他成员。我们一贯的风格就是在大场面上保持冷静。理查德抬起手来，让我看到他的手并没有在颤抖，以往演出的时候，如果他的手抖得厉害，就必须喝点饮料来镇定情绪。里克看起来情绪高昂。利文提醒我在歌曲中间以及结束时要与他进行目光接触。加思还是老样子，整个准备过程中，处乱不惊。

我在思考着演出时怎样介绍嘉宾，这时，比尔进来问我们：“伙计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竖起大拇指，接着灯光暗了下来。

马丁开机后，我给利文打了个手势。他在黑暗中向观众们打招呼：“晚上好！”这时，灯光逐渐亮起——温暖、自然，像一幕戏剧，与一般的摇滚演出大不一样。利文的声音穿透了整个大厅。我看向了里克和理查德，他们已经站在了原定的舞台位置上了。马丁正戴着耳机和摄像师们沟通，并快速地翻看着剧本。

我不知道在唱《他们将老迪克西拖倒的那夜》这首歌时，利文的发挥是不是超过了排练时的发挥。我们演出的时候，朋友和宾客聚集到了后台，他们每个人都那么热情洋溢。罗尼·伍德和林德·斯塔在更衣间里。我请他们出席我们的压轴曲目。比尔走来告诉我：“加州州长杰瑞·布朗也在观众席。”

第一首歌当然是我们的元老罗尼·霍金斯演唱的。他高调地出场，冲着比尔大喊：“伟大的时刻，比尔，伟大的时刻！”歌曲中轮到我独奏的时候，他摘掉他的大礼帽，在我的吉他前边扇风，好像我的琴弦已经点燃了一般。这一幕，让我闪回到了我17岁与他初识时的场景。

接着，我介绍了我们的老朋友约翰·华生。他坐下弹唱了一曲《这样的夜晚》。我们请保罗·巴特菲尔德与我们共同演唱《神秘列车》，他在谱面上做了很多标记，在这首歌中，他运用了循环呼吸法，观众们听不到他吸气的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这样的声乐呼吸法。

接着是埃里克，我们两人轮流独奏吉他。尼尔·杨在《无奈》中的声音很动人。琼尼的高音如同天籁，观众们抬头看，望向声音发出的地方。她从天而降，亲了我一下，走向舞台前方。尼尔唱了一曲《擦干你的眼泪》。

聚光灯打在舞台中央，范·莫里森走上台前。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不用我介绍他的名字，观众的欢呼声就能说明一切。他没有穿排练那天穿的私家侦探式的外套，而是穿了一件外边有金属亮片的栗色套装。我们开始演唱《大篷车》。当他喊出“打开你的收音机！”这句歌词时，全场气氛达到顶点，每当他喊“再来一次”的时候，他都会踢腿或举起胳膊。现在我知道他为什么要穿得像个杂技演员一样了。

演出进行了4个小时，观众们依然热情高涨，我们演唱了我为告别演出创作的《最后的华尔兹》和《伊万杰琳》。我向观众们宣布：“下面出场的是重量级嘉宾。”接着鲍勃·迪伦走上了舞台。那时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但他依然精神饱满。他唱了一曲《宝贝让我陪着你》，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就如同1965年我们第一次一起巡回演出时的场景。乐队中的每个人都欢笑着，好像穿越回了过去最美好的时光里。

我注意到鲍勃退到后台后，那里爆发了争吵。原来是因为有人在给他录像，而他不愿意出现在镜头中，他警告那个录像的人，删除那些录像，如果再敢拍他，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鲍勃的所有演出曲目都结束后，我提议让所有人站到台上。几乎所有嘉宾都已经就位。鲍勃问我：“什么时候？现在吗？”我告诉他：“是的，是时候了。”理查德说：“释放的时候到了。”最后的华尔兹响起。

演出结束时，观众们依然不愿离去，他们很亢奋。乐队成员们拨弄着乐器，声音渐渐消失，我们望向彼此。我在后台整理衣物的时候，看见乐队的一名成员把我的衬衫“偷走”了。

比尔·格拉汉姆走到后台，看见大家都在，他说：“大家都在。外边的观众一直在欢呼，我们不可能就这样离开，我们必须回去再表演一曲。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我们的谢幕之演，看在上帝的情面上，真希望演出还能再来一次。”

我们返场时，欢呼声震耳欲聋。我们跳起来，唱起来，就像演出第一首歌时那么起劲。利文上台后，环顾我们，喊到“1，2，3，起！”他和里克随着节奏跳着，接着理查德和加思加入了他们。

“一个时代的终结”，很多人如此评价我们在1976年举办的告别演出。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梦渐渐醒了。朋克摇滚和嘻哈文化想要宣告他们的不同寻常，想反叛一切，就好像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像打碎某些东西。我们的乐队——the Band——走到了十字路口。如果我们不去毁灭其他，就只能毁灭我们自己。没有人想要毁灭我们曾经深爱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人知道该怎样避免这样的结局。

最后站在台上的，只有我们乐队中的5个人。人群渐渐散去，留下的只有歌声。这并不代表结束，这不会是结束。摇滚精神不死，它从未从我们的生命中消失。我们挥舞着手臂，感谢观众。我重新戴好帽子，走到麦克风前，用最后的一点力气说：“晚安！再见！”

[译自美国《名利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