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思想内容与价值探析

张秀功

《左传》的思想内容与价值探析

张秀功

“春秋”之际，礼崩乐坏；《春秋》之书，微言大义。《左传》依经而行，与《春秋》史事相始终，细数“乱臣贼子”累累劣行，以助《春秋》寓褒贬，别善恶，明王道，见奸佞，复礼义。故《左传》说礼要言不烦，且唯礼是尊。然《左传》用以表现《春秋》“拨乱世反之正”这一思想的，则为儒家一以贯之的“民本”主张，其积极性为后世所认同；更难能可贵者是《左传》看到了社会变革的力量，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褒扬。

礼；民本；革新

一、春秋三传

《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传》，是用来解释《春秋》的一部书。所以说到《左传》，就不能回避《春秋》。《春秋》一书，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儒家“六经”之一，由孔子修订而成，司马迁在《史记·报任安书》中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的说法。《春秋》一书，记述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历12代君主，计244年，当属鲁国历史。

《春秋》经文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20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40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春秋》正因为简短，所以用词颇费斟酌，很“艺术”地体现了微言大义，形成了后世所谓的“春秋笔法”，是孔门治学的圣经。由于《春秋》的记事过于简略，因而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最为著名的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已失传。

“春秋三传”各具特色，古人曾有一论。晋范宁在评价“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当然，这也只是范宁的一家之言。从史书的角度上看，《左传》工于记事，长于记人，其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记载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较为详尽的记述和评论。而《谷梁》《公羊》则真正解释了《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因工于记事、长于记人的特色，所以，《左传》较之《谷梁》《公羊》在史学及文学上对后世影响更大，这也许就是今人了解《左传》的多，了解《谷梁》《公羊》少的主要原因。

二、 礼崩乐坏

孔子修《春秋》是用来寓褒贬，别善恶，明王道，见奸佞，复礼义。按照孔子自己的说法就是“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论语·阳货》）。《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论述。“礼乐征伐”不再出于天子，而是出于“诸侯”。可见“春秋”之际“礼崩乐坏”，此言不虚。《公羊传》和《谷梁传》只是探幽发微，只有《左传》依经而行，与《春秋》史事相始终，致力于史事的补充和丰富，虽本于经却比经富赡生动。

周王朝初期，为了稳定王朝统治，“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初共分封七十一国，“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左传·昭公二十四年》）。由此可见周初的分封是以姬姓为主体，而同时兼顾到异姓，这样诸多诸侯国与周室就形成了拱卫之势。周王室为了更好控制分封的诸侯国，特别在军队的建制上作了明确的规定：王室有六军，大一点的诸侯国一般不超过三军，小国只能一军。周王能调遣诸侯国的军队，他还常常亲自率兵出征，所以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说法。除军事之外，礼乐制度及宗法制度是周天子维系与地方各诸侯国关系的主要手段。

从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武王定镐，至公元前771年，西方民族犬戎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西周走过了275年的时间；第二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王朝的统治开始。一直拱卫着周天子的各诸侯国，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坐大，宗亲关系越来越远，血缘维系的作用已微乎其微，再加上各诸侯国急于扩张土地，周天子军队建制的规定完全失去了效力，用来体现等级制度的典章和礼仪规范以及防止“僭越”行为的“周礼”，更是形同虚设。

《左传》中所反映的周朝礼制，事无巨细，均有规格等级。且不说房子、车、衣服、器乐等显而易见的东西，即使是小到发簪、腰带、鞋子、绑腿，也必须符合规定的材质颜色，丝毫混乱不得。连什么身份说什么话，什么身份去什么场合，什么身份吟诵什么诗，都有一定规范，不能超标“僭越”。

《左传》依经而行，为维护周“礼”而直陈时弊，这不仅是揭露或针砭，同时也从反面教给人们行“礼”之途径。《左传》也不只是拨乱反正，更是旗帜鲜明地倡导周“礼”、高扬“王道”。

三、唯礼是尊

《左传》对“礼”各个方面的论述，都是零散而不成系统的。《左传》在祭祀、婚姻、会盟、征伐等各种政治、经济、军事的不同领域都是以“礼”来评价、判断、衡量国家或个人的道德行为是否合乎“礼”的规范。许多学者专家曾对《左传》中的“礼”作过检索和统计，“礼”在书中大约出现了600次。沈玉成先生强调：“整部《左传》中的思想是重礼和重民。”李梦生先生也说：“礼是儒家维护社会秩序维护道统的准则，……所以全书不断地强调它们的作用。”

在《晋书·列传》中载有东晋荀崧（汉代名臣荀彧之玄孙）关于《春秋左传》的言论：“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现代儒学宗师柳诒徵先生在《夏商周历史－周代之变迁》一文中指出：“观《春秋左氏传》所载，当时士大夫，觇国之兴衰以礼，决军之胜败以礼，定人之吉凶以礼，聘问则预求其礼，会朝则宿戒其礼……”不论“其书善礼”，还是“无过于尚礼”，都可以说明《左传》“唯礼是尊”的思想。

那什么是“礼”，其内涵包括哪些内容？《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各诸侯在晋国黄父开会，商量王室安定的问题，郑国上卿子太叔在与会期间有过一次关乎“礼”的谈话。子太叔说：“我从先大夫子产那儿听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的规范，而人民效法它。效法上天的光明，顺应大地的本性，产生天地的六气，使用天地的五行。气化为五种味道，表现为五种颜色，显示为五种声音。过分了就混乱，百姓就失去他们的本性，所以制定礼来遵从。制定六畜、五牲、三牺来遵从五味，制定九文、六彩、五章来遵从五色，制定九歌、八风、七音、六律来遵从五声，制定君臣、上下的关系来效法大地的义理，制定夫妇外内的关系来取法二物，制定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姻、姻亲关系来象征上天的光明，制定君臣事务、百姓劳作、行动目的来顺从四时，制定刑罚、牢狱使百姓畏惧来模仿雷电的杀戮，制定温和、慈爱的措施来效法上天的繁殖生长万物。所以要使行为谨慎，政令有信用，用祸福赏罚来制约死生。生，是好事；死，是坏事。好事，就欢乐；坏事，就悲哀。悲哀与欢乐不失于礼，才能与天地的本性相协调，因此也就长久。”

这段谈话，从天地人合而为一的层面上，论述了什么是“礼”，以及“礼”与“礼仪”的区别。可见《左传》尊“礼”并非只是站在人的角度去维护社会秩序，而是在竭力巩固周王朝建构而成的一种“礼”的宇宙体系。人和社会也只有顺应自然的“礼”，才能达到“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之效果。在其重要性上《左传》也有较为全面的说明。

那么“礼”在日常生活之中，应该如何去落实呢？《左转》记载，昭公二年，鲁国叔弓到晋国回访，晋平公派使臣到郊外慰劳，他辞谢说：“寡君派我来继续发展过去的友好关系，只要把君命禀报给执事，敝邑就大为光彩了，岂敢烦劳郊使！”让他到宾馆去住，他又辞谢说：“寡君命令下臣前来继续过去的友好关系，友好结合，使命完成，就是我的福分，岂敢烦劳大宾馆！”叔向说：“叔弓懂得礼啊！我听说：‘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言辞不忘国家，这是忠信；先国后己，这是卑让。”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在人际交往中，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能做到恭敬、谦让、忠信才可谓“礼”，才可以“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达到拨乱反正、王道天下的理想。

四、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属于儒家的“仁政”主张，这在孔子的政治体系中是一以贯之的，有着拨乱反正作用的《左传》更是把这一思想作为主线贯穿始终，所以有必要将体现这一思想的历史事件加以梳理。

《左传》认为，不仅树君在民，强国也同样在民。鲁襄公九年的十一月，诸侯们集合在“戏”地召开诸侯盟会，郑国与楚国结盟，晋侯感到了威胁。当时晋国是晋悼公主政，会盟回国后，悼公与大臣商议怎样才能让百姓休养生息。当时六卿之一的魏绛请求对百姓施惠，把所有官员积聚的财物借给百姓，他的建议得到悼公的采纳。由此以后国家再没有积压的货物，路上也没有贫困的人，国君也不再针对人民获取利益。祈祷时用财货代替牛羊，宴请宾客只用一头雄性牲畜，车马服饰够用就行了。这样的惠民政策实行了一年，国家就有了法度。后来晋国三次出兵，楚国都不能与它争雄。晋悼公的惠民政策，同样是站在民本的角度上，先富民，再强国，进而达到了称霸诸侯的目的。

治国是如此，行军作战更应该以民为本。（哀公元年）吴王夫差的军队驻在靠近楚国的陈国，楚国的大夫们都很恐惧，说：“吴王阖庐善于使用他的百姓作战，在柏举把我们打败了。现在听说他的继承人（夫差）比他还要厉害，我们怎么办？”子西（楚令尹）说：“您几位只应当忧虑自己不相和睦，不用害怕吴国的侵袭。从前阖庐吃饭不吃两道菜，坐着不用两层席子，房子不造在高坛上，器用不加红漆和雕刻，宫室之中不造亭台楼阁，车船不加装饰，衣服和用具，取其实用而不尚虚华。在国内，上天降下天灾瘟疫，就亲自巡视，安抚孤寡和资助贫困的人。在军队中，煮熟的食物必须等士兵都得到了，自己才食用。吴王阖庐抚恤百姓，国力强盛，所以吴国就打败了我国。现在听说夫差住宿有楼台池沼，睡觉有嫔妃宫女；积聚珍奇，享乐为务；把百姓看得如同仇人，没完没了驱使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先自取失败而已，哪里能打败我国呢？”战争未始，胜败已判，这论述的重心就在于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

“德政”主张也是民本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左传》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德政”多有论述。宣公三年，楚庄王发兵攻打陆浑的戎人，在周朝的直辖地域陈兵示威。周定王派遣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如何，王孙满回答说：“在德不在鼎。从前夏朝正是有德的时候，把远方的东西画成图像，让九州的长官进贡铜器，铸造九鼎并且把图像铸在鼎上，让百姓知道神物和怪物。所以百姓进入川泽山林，就不会碰上不利于自己的东西，不会遇上魑魅魍魉这些鬼怪。因而能够使上下和谐，以承上天福佑。夏桀昏乱，把鼎迁到了商朝，前后六百年。商纣暴虐，鼎又迁到了周朝。德行如果美善光明，鼎虽然小，也是重的。如果奸邪昏乱，鼎虽然大，也是轻的。上天赐福给明德的人，是有一定期限的。鼎的轻重，是不能询问的。”

民本思想在《左传》中处处闪烁着令人警醒的光芒，时刻在告诫后来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政治思想，影响了历代当政者的执政理念。

五、革故鼎新

历史的脚步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社会总是在不断地发展进步。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在继承之后的再发展，全盘接收与全盘否定的做法，均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左传》在竭力维护周礼，也看到了社会的进步与变化。各诸侯出现的“礼崩乐坏”等的各种“僭越”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旧的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变革，需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秩序和政策。下面以郑国为例较为详尽地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郑立国较其他诸侯国晚。第一任国君郑桓公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弟弟。友被宣王封到郑地，在封地33年间，百姓都爱戴他。因为幽王宠爱褒姒，政事废弃，诸侯背叛。于是桓公在周太史伯的指点之下，把他的百姓从现在的陕西华县迁移到洛水东部，通过贿赂虢、郐两国国君，取得十座城邑，建立了郑国。郑武公、郑庄公等几位国君励精图治，国力渐盛。庄公之后，经过几次君位争夺，郑国国势大不如前，郑襄公开始，七穆（指郑穆公的子孙）轮流执政。当时的郑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东面就是鲁、宋，西北就是成周、卫、晋，西南就是陈、蔡、许和楚，周围还有许多姬姓、姜姓、偃姓及其他姓的小国，因此列强争霸，常把郑国作为战场。在对外政策中，郑时而亲楚，时而亲晋，周旋于列强环伺之中，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面对内忧外患，郑国并未“多难兴邦”，人才却是出了不少，而其中的佼佼者当属春秋政治改革家子产。鲁襄公三十年，子产在郑国执政，开始整顿国家的政治秩序。下车伊始，“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

“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意味着剥削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实物剥削取代了劳役剥削，剥削者用以进行劳役剥削的“田”失去存在意义，它们和其他田土一起被规划成均等的小方块而授与被剥削者，这就是贵族的“丧田”。政策实施之初，贵族非常痛恨子产：“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但是，新的生产方式刺激了生产的发展，从而使剥削者得到了更多的剥削收入，3年之后，他们又歌颂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子产的改革，使城乡组织井然有序，上下贵贱等级分明，田地界线清楚明白，沟渠灌溉通畅无阻，同时对敬业节俭者予以奖励，对庸怠奢靡者予以惩罚。

襄公三十一年，郑国重臣，也是子产的依靠者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就让此人去治理子皮的封邑，子产提出了在选人用人的观点。子产认为应该实行学而后入政、择能而使之。如“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还有，子产不毁乡校，愿闻庶人议政，有控制地开放言路，无以不表明子产在政治上的自信。子产的改革虽然没能挽救郑国的败局，但子产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治国理政的财富，足以让后人敬仰，难怪子产死后，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因循守旧固不可取，但完全否定也是要不得的。我们既要关注过去，更要致力于将来的发展，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继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让我们更好的面对未来。

（责任编辑 胡爱敏）

张秀功，山东省聊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聊城市作家协会会员（邮政编码 2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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