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绝望与死亡

2017-01-26 22:06
法国哲学 2017年0期
关键词:尼采哲学医生

尚 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死亡本身是个虚无。伊壁鸠鲁说:我在,死就不在;死在,我就不在。这话听起来是真的。但仔细琢磨,还是有问题。他这话虽然道理上是真的,但是人还是怕死,临死之前极其恐惧。换句话说,不能说“我在,死就不在”,而应该说“死在,我才存在”。人活着的意义,恰恰在于知道自己一定会死。如果人永远不死,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当然,如果人永远不死,人活着还是有意思的,但那肯定是人类从来没有想过的别的意思。这个乌托邦,我们暂时搁置不论。

所以,当哲学家讨论死亡时,绝不仅是把死亡当成一个生理现象。而是在讨论对待死亡的态度。因此,古希腊哲学家讨论死亡,总是与道德观念联系一起的,叫人生观也可以。古代哲学家强调心灵的安宁平静,虽然也肯定涉及绝望的态度,但是关于绝望的哲学,只是到了19世纪以来,才有了更为广泛的讨论。

我这里不讨论哲学史,而只是以哲学的方式讨论绝望与死亡这个话题本身。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史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哲学本身。换句话说,我这里不管时代的顺序,甚至也不管话题所涉及的具体领域,这样的讨论方式,也是当代法国哲学的方式,用德里达的话说,是“解构”的方式。

不知道大家是否读过一本很有名的精神分析小说《尼采在哭泣》,这本书是可以当成哲学书来读的,作者是世界著名的精神分析师,也精通尼采的著作。这本书描写尼采是如何战胜心理医生的,也可以理解为哲学如何战胜心理学。怎么战胜的呢?心理医生没有办法治疗绝望,因为心理医生也是人,是人就会绝望。所以,关于绝望与死亡的话题,既古老又现代。我说“现代”,是指它涉及20世纪后期以来才兴起的一个新名词——“哲学治疗”。顺便说一句,对绝望做哲学治疗,首先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当下中国心情抑郁者增加的速度,我估计远远超过了癌症。我说的不是精神病,而是心情病。人们不是总在怀疑哲学到底有什么用吗?我可以自信地说,在治疗精神抑郁方面,心理医生绝对不如哲学家。哲学家可以给心理医生治疗心理疾病,这绝非开玩笑,哲学真的能治病。

直白地说,就是靠高难的念头来治病。体操上有身体肢体的高难动作,其实人的精神领域,也有高难动作,它不动声色,但同样惊险刺激。有一个领域一直被正统的哲学史所忽略,那就是纯粹的私人心理,可以把它概括为内心独白,或者孤独,所谓精神抑郁的根源,就在这里。

例如,心理医生本来想缓解一个精神强迫症患者的痛苦绝望心情,但哲学治疗师的建议却是,享受绝望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不眨眼睛看坏事能坏到何种程度。常言道:不撞南墙不回头。而这个建议就仿佛是劝人享受头撞南墙给人带来的痛快,就好像文明礼貌是格调低下的俗气,反倒是不正经儿显得很好玩儿。凡是坏事都有一个高峰,即坏到彻底的程度,例如死亡。那么好吧,真正的思想,就从思考死亡开始,苏格拉底早就说过此言。

怎么享受呢?绝望中有变异了的冲动与热情,最危险的时刻使人原谅了枝节的小事情小问题,而径直去做(而不仅是想做)那平时不敢做的事情。换句话说,对绝望的思考是最能出“学术成果”的时刻。这里没有任何虚伪的时间,人在内心深处不会自己骗自己。然而时下我们的教授们日子过得太舒服了,怎么能逼迫他们思考绝望呢?

严格说来,似乎绝望是终极的冲动,但是思考绝望或者说思考死亡,只有冷静和理性的态度才做得到。如果说这个过程有“借力打力”的话,那就是把初始时刻的悲痛与冲动,化为超脱的思考——这个过程也发生了精神上的化学反应。也就是说,仿佛自己在沉默思考的关节点上,不再是即将或将来的死亡的当事人似的。享受绝望的一种方式,就是要唤醒潜藏于心的神圣与崇高的能力,从而超越绝望,嘲笑自己的绝望。

任何不曾杀死我的东西,都能使我更加强壮——这是尼采能说出来的心里话。也就是说,精神强悍的前提是曾经面临绝望,或者刚从死神那里苏醒。绝望是考验和锤炼精神质量必须路过的门槛,犹如没经历过炼狱,上不得天堂。完整而高质量的人生是由痛苦而不是由快乐组成的。痛苦使人沉浸于思考,这时人是孤独的,就像每个人都得亲自死;单纯的快乐使人肤浅,这时人在与他人在一起相互取暖。人在与别人融为一体时,会丧失自身的独一无二的精神品质,丧失自身的深刻性。与别人交流的真正益处,在于那时刻你的思想激情拐到另一个方向。你要对交流心怀感激,因为一切交流都是刺激你获得一种新的独享的最有效要素。从任何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刺激点出发,都能迅速分叉生长,直到有一天,这些主干、枝干、分叉交织在一起,组成思想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精神的我在大树荫下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通过他的一个小说人物这样写道:“只要不影响我喝下午茶,整个世界是否就要坍塌,又有什么要紧的呢?”这是一句哲理,如果理解为极端个人主义,就理解得太肤浅了,它实际揭示了人的快乐与痛苦只能独自承担,就像你得亲自死,当然,你也亲自陶醉。保持渴望状态,比真正拥有了你所渴望的东西还要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渴望是一种延续着的稳定状态,也可以叫作幸福,而真正拥有相当于攀登到顶峰的激情,持续不了多久,就像背越式跳高在越过横杆的瞬间就开始了下落的过程。

我们回过头来再说绝望,当然是亲自绝望,它是独自的。亲自性,抽象地讲,叫“全有全无”,一个人的死亡对他自己而言是百分之百,而对别人来说,只是同情或悲痛。所以,每个人首要的是真正活出自己,这就是自爱、爱自己——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很少讨论这个精神维度。

弗洛伊德在与尼采的搏斗中必将败下阵来,因为他只处理可能世界的事情,而尼采朝向不可能的世界。弗洛伊德毕竟是医生,他太相信逻辑与实证了。弗洛伊德诉诸开诚布公的对话,而尼采的文字则像卢梭的《忏悔录》那样自言自语,这些自言自语就相当于我以上说的“精神领域里的高难动作”。

关于如何将最为悲惨的时刻转化为希望,或者如何将绝望转化为希望,《尼采在哭泣》这部心理小说中描述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我认为可以当成绝妙的哲学治疗的案例。死亡当然是最终的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绝望,但如果我们寻找“绝望”的同义词,或者可以把失去后永远不会再回来的机会当成一次绝望,每个有生活经验的人都会回忆起自己的人生曾经有过这些大大小小的绝望。小说中的情节是:一个女护士深爱着一个已婚的医生,甘愿以身相许,而这个医生同样深爱着这个护士。有一次,这个女人在一个私密的场合公开暗示自己的性渴望。此时此刻,这个医生出于职业道德违心地拒绝了,不仅如此,他还残忍地开除了这个女护士。我在此不讨论其中的道德问题,而只是描述事实,从此这个屈辱绝望的女护士由爱转为怨恨,永远从医生的视线中消失了。后来这个医生后悔了。当这个医生对尼采说自己失去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永远不会再来的机会时,尼采的反应令医生目瞪口呆:“去说不,同样是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去对性掠食者说出神圣的‘不’字,这个机会你把握住了。”①欧文·亚隆:《当尼采哭泣》,侯维之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198页。尼采的反应具有多重意义,我首先想到的是,哲学治疗不是超自然的,它的作用无处不在,就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感受之中,它以非正常的方式调整我们的心态。医生认为尼采显然对性饥渴的强度一无所知,但很显然,医生对尼采在这种场合说“不”的神圣性同样一无所知,医生只是隐约感到尼采这个神圣的“不”字里有某种有趣的东西。①德里达敏锐地察觉到,哲学智慧不仅在哲学著作中,只要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意思,就可能蕴含着智慧,例如小说、诗歌、剧本中显示的思想,不仅是有趣的、供人消遣的,而且还可能是严肃的、深刻的。即使康德那样的思辨哲学,也是想象和假设的产物。而德里达的态度,则是径直将想象与思想形象引入哲学思考之中。

那么,这个有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它是机会的盲点,因为人们绝少有像尼采那样理解“机会”这个概念。如果世俗理解的“机会”是机会的正面或者光明的一面,那么尼采在这里所了解的“机会”就处于机会的反面、黑暗面,这里有不曾被探讨过的原创性的有价值的思想,而且源源不断。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仅是有趣的,更是深刻的,它因深刻而显得有趣,而不是外表上的有趣。人性的精神潜能有多么巨大啊!它是一个无底深渊。我可以接着尼采的话头说:尼采相当于回到了“机会”本身,没有什么光明与黑暗的机会,只是“机会”,就像新浪潮电影大师戈达尔说的,没有什么正确的画面,只是画面。进一步说,没有什么正确的音乐,只是音乐;没有什么正确的选择,只是选择;如此等等。因为关于什么是光明与黑暗、正确与错误,完全是悬而未决的,因人而异,就像那些选择一生不结婚或不生子的人,他们的人生未必就比结婚生子的人更加悲惨。不婚者、不生子的人生享受,是结婚生子的人所不懂的。既然你不懂,你在评论人家时就会说外行话,就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人家。回过头来说,回到了“机会”本身,就是回到了事情本身,但是这个事情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具体事情,它是一个抽象的事情,相当于一个纯粹概念。这个抽象的事情本身或者纯粹概念是人类思维抽象能力的体现,是否有能力创造出这个概念,是精神是否高贵的标志。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概念没有学究气,它相当于一个从某个角度拍摄的、有情景的思想画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尼采对医生说“去对性掠食者说出神圣的‘不’字,这个机会你把握住了”的时候,尼采并不是在安慰医生,也没有在虚构,尼采道出了一个“黑的机会”的事实。尼采真够残忍的,但是残酷的事实也是事实,而神圣的思考通常冷酷无情,却未必没有温度,它有超越的热情,犹如临死之前的思考。苏联电影导演塔可夫斯基拍摄的一部电影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死刑犯在被处决之前,刽子手要求他脱掉身上的大衣,死刑犯默默地把大衣脱掉,然后把大衣放在了一块干净的草地上。这个镜头虽然是残酷的,但令人深思,难以忘怀。它是一部电影中的情节,但它在现实生活中完全可能发生,它是事实,或者叫作“不是虚构的虚构”。

我们再次面对以上伊壁鸠鲁关于死亡的判断,我们开始这样解决问题:超越伊壁鸠鲁关于“人的存在”与“死亡”两者不同时存在的鸿沟。因为伊壁鸠鲁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他只能暂时缓解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但是,人在内心深处清醒地知道,即使在道理上认同伊壁鸠鲁的说法,我们仍旧恐惧死亡。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在于,即使“我在死就不在,死在我就不在”,但是,死对于我来说仍旧不是一件不存在的事——这个结论从那句话的逻辑前提推论不出来,它在逻辑上是不对的或者是荒谬的,但它在心理事实上是对的,即我仍旧感到恐惧——这就是我在面临死亡时所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事。逻辑不能解决恐惧的问题。究竟逻辑是真理,还是我这里所谓“实实在在的事”是真理呢?于是,产生了不可能的事情,即存在着关于“恐惧的逻辑”,它是一种不可能的逻辑。

于是,尖锐而深刻的问题在于:如何治疗绝望,弗洛伊德我们是指望不上了,是人都绝望。于是,“超人”的话题提了出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令人惊讶的是,这使得哲学从此从天上降临人间,哲学开始“食人间烟火”,关心人类生命的质量。哲学不再是课堂里的知识,而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其说从此哲学真正开始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如说哲学变成了生活方式本身,哲学是活着的艺术。以思想艺术的方式活着,使“艺术”不再是字面上的意思,艺术与哲学、艺术与宗教之间的界限被人类的热情融化了,被自由意志融化了。

借用伊壁鸠鲁的思想力量,我得出了“死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件不存在的事”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他不赞成的,但我很感激他,因为是他唤起了我的这个念头,他已经说得非常妙、非常富有哲理。阅读哲人的经典经常使我心潮澎湃,促使把阅读感受写出来,怀着热血沸腾的心情书写。这样的读与写,成为我的生活方式本身,仿佛我不是活在现实的当下的世界,而是活在不同时代的思想者所敞开的世界。

我与这些伟大的思想天才倾心交谈,领略他们的精神世界。当我不同意他们的思想时,首先是建立在同意基础上的。死对于我来说是存在的,但这是一种多么奇怪而神秘的存在啊!这是等同于虚无的存在,而当我把虚无称作“存在”的时候,“存在”一词必须被打上引号,以表明它是一种不同于存在的“存在”:我们不可能知道它、把握它,但自从人类脱离野蛮状态之后,它就成为人魂牵梦绕的核心问题。作为精神的疾病,关于人必须死亡的想法在令人永远感到恐惧的同时,更使人思想勇敢、健康,因为它能使人超越精神的疾病。

也许我们生活中渴望的多数事情不可能实现,但是死对于人来说一定会实现,在这个问题上人人平等,在这个时刻人与人之间有着终极意义上的情感眷恋,即使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对于人来说,死以什么方式存在呢?我们真实地谈论对我们来说尚不存在但一定会存在的命运。现存的事情中,很多问题有被解决的希望,但是“解决”这个词不适用于死亡,死亡不可能是被解决的问题,你“想它”是没有用的,但是你不得不想。虽然可能暂时不去想,但关于自己要死的顽念会一再回来纠缠你的灵魂,它强迫你不得不正视它。就此而言,每个人都有精神的疾病,这个疾病叫作绝望。从死亡、绝望、废墟出发思考,这思考属于具有艺术与宗教气质的哲学。“死亡”作为存在,不是“存在”一词字面上的意思,尼采洞察到了这个事实。很多学者认为尼采的哲学是一种修辞学或解释学的思想,这个说法只是从表面解读尼采。尼采说的不是语言或语义问题,而是精神的事实,不能用所谓“语言哲学”代替精神的事实,因为精神事实比语言本身更为根本。尼采所面对的问题是:那些不存在的“存在”是如何可能的?更高级的精神气质是如何可能的?

我为什么强调人的亲自性?因为亲自性从学理上解释了独处的实质。这就像人的孤独感一样,在身居闹市、周围都是人的情况下,你仍旧会倍感孤独,不被世人所理解,这就是你的“亲自性”在发挥作用。人在做某件事时的走神,就是自己的亲自性在出场亮相。这些情形,不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偶然发生,而是时时发生。

能享受独处与孤独的人,具有魔鬼与神的双重精神品格,它像虚无和死亡。与孤独打交道即与死亡打交道,享受孤独即享受死亡。因此,死亡以孤独的方式对我“存在着”。但是,这并不令我绝望,我并没有真死,我死去活来了,因为我有能力像鲁滨孙一样获得新生,我随时有能力被自己某个莫须有的念头激动起来。我有享受心情的能力,而且易如反掌。纯粹的孤独像是自杀,当加缪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自杀”时,这句中的“自杀”不是字面的意思,而是说绝望,也就是荒谬、无法与人沟通。

孤独并不令人绝望,而是使人获得独一无二的享受。这种独有性就在于,只有在孤独状态下,我才具有纯粹的魔力与热情。这热情中的魔力自己产生自己,自己对自己感到着迷。这是自恋?是,也不是。说其是,在于供自己的精神所呼吸的空气,永远是自己制造的。说其不是,在于这种所谓的“自恋”并非只把目光盯住自己,而是忘我的。在这种自恋中,“我”已经没有意义,它沉浸于随机相遇的、自己渴望的任何因素之中,在瞬间这些因素直接就是自己活着的理由,这些因素就是我的变异形式。

所谓哲学智慧,是从把问题想得最残酷最彻底开始的,像笛卡尔和胡塞尔,他们两人怎样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他们首先冒出来的想法是:无论以往的哲学说的似乎多么有道理,我也不相信!我先是毫无顾忌地、“不讲理地”不相信。这就把自己先逼到绝路上,像是面临悬崖峭壁。也就是说,先树立起一种绝望的态度。在世人还没有遇见到危险之前,最有创见的哲学家就已经先绝望了。

既然别人说得再有道理,我都首先持有不相信的态度,那就逼迫自己处于极其孤独的状态。就思想而言,引用别人已经说过的意思,不再是必需的。当一切“应该”都不存在的时候,思想就什么都不害怕了,思想就怎么都行!英国作家王尔德甚至说,受别人影响是不道德的。于是,剩下了什么呢?剩下了孤独与勇敢——后一句是我说的,不是王尔德。

哲学从来就不是在课堂里学出来的,真正的哲学家从来都是自己培养自己的,就像真正的英雄。很少有人把“个人奋斗”的含义想彻底。这个意义是哲学上的——当下哲学的一个时兴词是“他者”,这个词是从绝对孤独引申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类似于一种“翻译”关系,翻译,就像德里达说的,是必需的,但又是不可能的。换句话,你只能指望你自己,这与别人的道德无关,“你只能指望你自己”本身就已经是道德——在这里,个人生活中的不幸反而有益于这种真正的道德。越是悲惨,这种道德感反而显得更加神圣,它告诉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战胜诅咒与命运,就要成为别人认为你不可能成为的人。这不是一种报复,而是个人能力及其人格力量的证明!个人奋斗的历史,就是自我超越的历史。

一个人,要“死得其所”,生命本来就是要死的,死是生命的组成部分,永远不死的东西不再是生命。死是必然的,但出生是有意义的。我不赞成任何悲观或低估欲望的哲学或者宗教。没有欲望或冲动就没有生命。要想想尼采的态度:“如果人在实现了他的生命之后死去,死亡就丧失了它的可怕!”①欧文·亚隆:《当尼采哭泣》,侯维之译,第300页。什么叫“实现了自己的生命”?就是毫不后悔选择了自己的真心所爱,而且痴迷始终!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迫于外部的压力,去过一种别人指派给自己的生活。

因此,不自由的人,是不曾真正活过的人,因为他没有实现自己的生命——尽管这样说有些残忍,但真理本身就是赤裸裸的,残酷的。反过来也可以这样想,赤裸裸的东西简单而可爱,比如赤裸裸地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并把它像卢梭和尼采那样自由奔放地写出来。这叫“想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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