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什么

周其仁

中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什么

周其仁

战后全球有两个海平面，一个是发达国家组成的高海平面，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低海平面。从低海平面往上走很开心，但高海平面的国家就陷入麻烦了——他们的资本都外流出去了，投到中国、印度去生产汽车等。现在其实存在着三个海平面，我们升上来了，后面还有一个海平面起来了，越南的人工费用比我们低，印度的工资比我们低，非洲的工资也比我们低，中国的投资也开始往外走了。跟过去十五年比，我们经济发展的难度变大了。当年我们怎么对发达国家产生威胁，今天我们也将面临同样的压力。

提高空间经济产能密度

什么叫城镇化？城镇化就是提高经济在空间分布的密度，用农业文明的空间观来看城市化，就是讲密度，即一平方公里装多少人，能够有效地生活在一起，能够有多少产出。

美国85%的GDP集中在城市，GDP只占国土面积的3%，而在我国，空间分布非常散，积聚度不够，这些城市的城市化率只有50%左右，并不高，百分之十几的人没有城镇户口。

纽约一平方公里一年创造16亿美元GDP，新加坡一平方公里为4亿～5亿美金，而国内多数大中城市，一平方公里才创造不到1亿人民币，这里就隐含着很多机会。以前我们只知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分布，现在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地方领导，都应建立起空间观。空间排布好了，一定空间内的经济产能密度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潜能就会很快爆发出来。

品质问题是我们最大的机会

我们的进口为什么这么猛？当然有人民币汇率升值、购买力提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质量和别人的比起来差一截。我们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还是价格竞争，没有往品质竞争这个方向进步的力量。当然，现在开始有了好的苗头，一些信奉好品质的企业家也开始有了，但是不够多。

德国人做任何东西都精益求精，日本人也是。这里头有大问题，也有大机会，如果能把品质意识提高一点点，不一定只注重高速度，那么就会有很高品质的经济增长，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三个大问题。当品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创新的问题就重要了。

创新首先要从教育做起

创新，首先是想法的创新。我们的教育要好好反省，原本以应试为重心的教育方式，如果不从现在开始认真改，会把很多天才的想法扼杀掉。

我研究城市，去了爱丁堡。拿苏格兰来说，那真叫穷山恶水，可后来就是几个脑袋改变了她——亚当·斯密的老师从爱尔兰把一些新想法带到了苏格兰，当地的市长、商人，愿意用一些钱支持思想活动。

当时爱丁堡5万人，整个苏格兰100万人，7.7万平方公里，比我们的重庆市还要小。但我们熟悉的亚当·斯密在爱丁堡，机器革命、产业革命也在爱丁堡，盘尼西林是爱丁堡人发明的，取款机来自爱丁堡，指纹识别来自苏格兰人，大家都爱的高尔夫球也是苏格兰人发明的。咱们这么大的国土，为什么不能形成一个孕育创意的摇篮，让想法层出不穷？这是更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克服了，我们的人才供应就没有问题了。

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

这一波反腐，老百姓评价挺好，我个人评价也挺好。可是这件事情上真正要靠的不是抓人，而是要建立起一套体制，一种文化。现在，一个官出问题，一批企业家就跟着出问题；一批企业家出了问题，一批官员也跟着出问题。

中国为什么创新不足，产品质量不足？以我的观察，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时间和精力没有放在产品上，没有放在技术上，没有放在市场上，却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官场上。

十八大以后提出这个问题，中国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能不能往前走一步，让权利受制衡。权利在笼子里头，要有规矩，要有法制。市场发展少不了国家权利，没有这个中间第三方服务，市场的产权基础、市场的秩序和市场的竞争都是空想。完全不要政府的市场是空想的，可是政府要参与市场监管，弱了不行，太强了也不行。如果能解决好，是有可能构造我们的未来的。

（摘自《甘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