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成成
(首都師範大學)
自1900年6月莫高窟藏經洞(現編號17窟)剛爲世人所知之時,敦煌文獻即開始流散海内外。正因爲如此,敦煌文獻研究在開始之初,就超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傾向。經過一百餘年的進步與發展,由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首倡的“敦煌學”現已成爲一門國際顯學。敦煌文獻研究也已進入需要繼承與創新的新時期。對於如何拓展敦煌文獻未來的研究空間,朱鳳玉教授就曾提出:“學術研究發展的生命力在於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觀點。因此,只要我們能持續地發掘新材料,系統地吸取前輩學者的精辟研究成果與研究方法,熔鑄到新的整理與研究中;取用新材料,使用新方法,思考新問題,放寬眼界,重視跨學科的整合研究,敦煌文學研究仍可焕發出新的活力,開拓出學術的新天地。”*朱鳳玉《百年來敦煌文學研究之考察》,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2頁。
未經後世改編的敦煌詩歌寫本,不僅有傳統意義上的總集、别集,而且還有許多具有“别集”特徵的詩歌叢抄,以及大量抄寫在僧俗雜寫、各類文書中的零散詩歌*“敦煌詩歌”概念的界定,有著廣義和狹義的區分。由於《五更贊》《十二辰詩》《雲謡集》等敦煌寫本自有其演唱曲調,屬於“曲子辭”研究範疇,因此本篇論文未將其納入討論範圍。參看項楚《敦煌詩歌導論》,項楚《敦煌詩歌導論》,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成都: 巴蜀書社,2001年。。它們是在無意中被保留下來的,既反映了詩歌以手寫紙本形態在敦煌産生、傳播與接受的過程,也是唐五代時期中原地區漢文化向西傳播的實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