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后现代转向:以贝尔和哈维为中介展开思考

2017-01-27 08:55
华大史学研究 2017年1期
关键词:历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

张 婷

历史学的后现代转向乃至后现代史学的诞生,已经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国内外学界对这一转向的过程及后现代史学的特质,也有异彩纷呈的阐释。一种基本的看法是,后现代史学消解了宏大叙事,冲击了历史的连续性、客观性,注重小型叙事,其结果一如赫勒的《碎片化的历史哲学》书名所表明的,历史研究由整体性走向了碎片化。本文试图借助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重释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史学的诞生之路,借助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哈维的《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阐明后现代转向的社会基础,进而对后现代史学的基本旨趣做出审慎的判断,捕捉其中体现的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文化张力,展望新的社会愿景。

一、历史学的后现代转向

在二十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有一系列的转向,如:语言学的转向、叙事的转向、文化史的转向、视觉文化的转向、空间的转向,等等。每个转向都有其特定的内容和指向,相互之间有所交叉,也有所论辩。如果要用一个转向来涵盖所有这些转向,非后现代转向莫属。后现代转向渗透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每个领域,历史学也不例外。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书,副标题是“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该书所梳理的正是由于后现代的挑战,历史学疏离了客观性的追求,转向了多元化的叙述。伊格尔斯把历史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描述了每一阶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为我们认识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清晰脉络。

源自古希腊的历史学包含两个路径:一种是学究式,一种是文学式。直到十九世纪,兰克促使历史学从两种理路统一为科学规范化研究。当然,历史学家所理解的科学与自然科学家所理解的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对历史学家而言,它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抽象化公式和逻辑命题,但历史学试图以自然科学为范本建构属于它的学科体系。在历史学家看来,科学就是要在方法论上使客观知识得以可能。历史学家所追求的科学性在于知识对客观事实的符合,历史学致力于按实际发生的情景建构过去。这就使得历史学家的工作、专业话语不同于文艺话语和业余爱好者对历史的探究。

兰克对历史学的科学建构,遵守三个基本前提:(1)真理符合论;(2)人的行为反映了行为者的意图,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从这些意图中寻找完整的历史故事;(3)历史发展总是按照历时的方向不断向前推进[注]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兰克所理解的历史学是一种严格的科学概念,禁止一切价值判断。不同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从一个制高点看历史,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寻求进步、发展的内在规律,兰克的历史学是从每桩事件中寻找某种永恒的东西。历史学应以“不偏不倚”的方式观察事物,力求表明“确实发生了某事”。历史学的旨趣,一方面是客观专业化地编纂已发生的事件,另一方面又能为政治和文化提供事实依据。在这个基础上,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不自觉地把自然科学当成范本,聚焦于个人的作用和意向性分析。

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历史学家发起对兰克式历史学的批判,他们探求能够解释社会经济因素的历史学。这就使历史学的研究目光从事件和伟人身上转移到事件和伟人所处的社会条件,显示出“对制约社会行动的规律的兴趣”[注]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0页。。法国的亨利·贝尔、比利时的亨利·皮伦涅及一些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强调社会科学概念。按照伊格尔斯的观点,十九世纪科学的历史学和古老的历史学之间的断裂,并非像许多十九世纪历史学家设想的那样巨大,同样,对兰克式历史学的批判也并非是彻底的决裂。这一时期历史学的焦点尽管从个体转移到个体所处的社会条件,但与兰克式历史学还存在共通性,它们都追求历史的统一性,双方都以单一的线性时间观念看待历史发展,认为历史沿着明确的方向不断向前运动。大部分历史学家把“现代化”或“进步”观念合理化为历史一以贯之的进程。以马克思为例,马克思主义为现代历史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没有马克思很难形成现代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内在的规律,科学可以发现这一规律,这就意味着,历史发展并非杂乱无序,其内部存在一个原始动力促使自身合规律合目的地运动。这个原始动力不是黑格尔所认为的绝对思想,而是生产力。生产力为历史由低到高的发展提供可能,历史可以在生产力的作用下创造宜居的人类生活。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与法国年鉴派极为相似,十九世纪末很多历史学家沿着这一路数,把经济和科学的公理化应用于社会,规范社会价值。

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历史学发生了明显的转向,传统研究方法和价值观所强调的知识客观性和民族一致性遭到解构,后现代主义不断介入历史学研究,历史学的真理、进步、理性等传统观念出现分歧性意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原动力即生产力学说,被性别、种族、民族和族群等理论解构,不再具有权威性地位。人们逐渐发现经济的破坏性使历史并非线性地向前发展,历史无法作为一个整体解释社会各种现象,民族国家的崛起使历史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大写走向小写。海登·怀特在历史学领域作为历史学后现代主义转向的标志性人物,其《元史学》一书被视为重要的转折点。但事实上,十九世纪末布克哈特和尼采对传统历史观就进行了毁灭性批判,而雷蒙·阿隆可视为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鼻祖。

在后现代历史学看来,历史学研究不存在科学的规范和可量化的理论模型,历史不能避免历史编纂学家的兴趣和偏好。历史编纂的主体性使历史无法具有客观真理,语言对历史书写起到导向性作用。历史在语言的制约下,意义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炮制的,语言不仅能传达多种意义还能创造多种意义,因此历史真理是多元的,没有唯一不变的客观规律统摄全人类。由此,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主题与十九世纪产生巨大分离,历史学从宏观走向微观的日常生活,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宏大的社会科学历史以偏概全,各个民族的小历史才能体现历史的多重面相。伊格尔斯通过对历史学发展的总体谱系,呈现了历史学从科学到解构科学的全过程,梳理了历史学后现代主义转向的前世今生,直观上说他把历史学作为研究对象,是对历史学变迁史的考察。进而言之,伊格尔斯对历史学的历史性梳理启发了我们对社会历史本身的思考。

二、后现代转向的社会基础

伊格尔斯在讨论二十世纪历史学的变迁时,初步分析了变迁的原因。历史学之所以从兰克的科学规范化走向后现代主义批判,究其原因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及随之产生变动的政治和文化因素有很大关系,但伊格尔斯对此并没有做过多分析。由于后现代主义兴起,历史学随之出现了后现代的转向;也可以说,后现代史学参与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生成。伊格尔斯主要是从思想语境入手,阐述历史学在二十世纪发生的内在变化,只是蜻蜓点水式地点明“后现代主义反映了一种转型中的社会与文化,其中有关工业增长、不断增长的经济期待和传统的中产阶级典范都已经动摇了”,这就启示我们更为深入地思考后现代转向的社会基础。

罗斯在《后现代与后工业》一书中提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后学”时代的来临有直接关系,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可作为后现代思潮出现的社会根基。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但“后工业”一词早在贝尔之前就已经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14年阿瑟·J.潘迪和阿南达·K.库马拉斯瓦美合著的《后工业主义文集:关于未来社会预言的专题论丛》。1917年潘迪在《旧世界的创新:后工业状况研究》中批判了工业社会的劳动分工,主张回到前工业社会。随后1958年戴维·里斯曼、1967年安东尼·J.维纳、1970年滋补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进一步对“后工业”进行解读。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于1973年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但他对“后工业社会”一词的使用最早是在1959年萨尔特斯堡的演讲中,意指“跨越商品生产阶段的服务型社会”。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贝尔对后工业社会进行了充分论述,之所以称为“后工业社会”而非知识、信息或专业社会,是为了说明西方社会仍处于新旧社会关系、权力和文化的交替过程中,更为恰当地表征二十世纪的社会状况。

过去社会总喜欢用“超”作为伟大的修饰语,如超文化、超社会、超感性等,今天我们似乎用尽了“超”字,而只能以“后”替代过去的社会,诸如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后文化、后革命、后殖民等等[注]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页。。坚克斯的看法相对综合:“‘在后’指一种与极富创造力的时代相适应而起的消极感,或相反的,指一种超越否定性意识形态的积极感。”[注]理查德·阿皮格纳内西:《后现代主义》,黄训庆译,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1页。贝尔采用“后工业”这一说法,一是为了强调时间的过渡性,二是着重知识技术作为中轴原理的重要性。贝尔把社会分为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三个部分,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政体强调权力分配;文化表达象征和含义的领域。每一方面都有一个不同的中轴原理起支配作用,社会结构的中轴原理是经济化,现代政体的中轴原理是参与管理,文化方面的中轴原理为实现自我并加强自我的愿望。过去这三个方面由共同的价值体系维持平衡,但在当代,这三个方面分裂越来越大。后工业社会主要涉及的是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尤其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新型关系。贝尔认为,尽管社会结构占重要地位,但并不意味着社会结构对政治和文化起决定性作用,只能说明社会结构对社会的其它方面产生深刻影响。

为了明确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贝尔把它与前工业和工业社会进行比对,以说明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结构。前工业社会主要是同自然界竞争,人们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体力劳动,从事采掘和提取自然资源,受季节和生产工具影响,生产效率比较低下。工业社会亦即商品生产社会,生活来源以经过加工的自然资源为主,机器、技术成为合理化的生产工具,生产效率提高,能源代替体力,商品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换的主要媒介。后工业社会以服务行业为基础,体力或能源被信息代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保健、教育、娱乐、文艺分化商品种类,成为计量人类生活质量的标准。具体而言,具有三方面特征:第一,在工业生产的同时,运输和公共事业扩大,能源成为辅助性服务,非制造业蓝领劳动力增加;第二,商品消费和人口数量激增,销售、金融、不动产和保险等白领就业人员增多;第三,随着国民收入的上升,家庭用于食品消费的比例小于用来购买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的比例,较多家庭支出用于奢侈品消费、娱乐等方面。因此,后工业社会也是一个公共社会,是公共组织而不是个体成为社会构成单位,完成“社会决策”。人们在参加社会决策的过程中,不同群体有不同需求,结果便是不断的冲突和僵局,人们所要求的要么是达成一致的政治,要么是阻挠重重的政治。

贝尔指出,社会结构的变化会以一种无形的方式引起多种变化,尤其是意识方面,它逐渐影响人对世界的认识。前工业社会人被自然束缚,在工业社会人依赖生产出来的东西,而后工业社会人通过人密切交往,“现实不是‘外在’的,人‘在一个从来不是他制造出来的世界里忍受着孤独和恐惧’”[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8页。。如果说前工业社会是由命运和机遇主宰,工业社会依靠理性管辖,那么后工业社会就是生活在“恐惧”中,人的精力用于各种商品生产,形成惧怕本能和浪荡的工作态度,产生不易调和的矛盾。由于人与人之间的需求增多,矛盾不断又不可调和,精神分裂、信任危机、文化低俗化越来越明显,导致现代主义中的理性朴素、谨慎遭到瓦解。美术和文学的趣味倾向于平庸无聊的英雄崇拜,艺术家不断自我膨胀,以叛逆的姿态否定传统价值观,建筑领域掀起了反现代主义文化,这就为后现代主义的出场开辟道路。

贝尔从当代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出发阐述文化的变化,因而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出版三年后,又出版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状况予以全面深入的阐发。戴维·哈维的思想路径则和贝尔正好相反,他在1990年出版了《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他是为了探究文化变迁而深入对社会状况的研究。不过,他和贝尔对当代西方社会的变化之大有着同样的认识,并把时间点确定在1972年,认为1972年前后以来,文化实践与政治—经济实践中出现了一种剧烈变化。社会生活自1970年代初期以来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以至于人们有理由谈论生活在一种后现代文化和社会之中。断裂、不确定性、对一切总体性话语的强烈的怀疑,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标志。罗蒂对实用主义的重新发现,费耶阿本德对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的提出,福柯对历史的非连续性和差异的强调,还有伦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中对他者的关注,都表明社会文化和情感结构中广泛的、引人注目的一种转移。对于这些转移的具体分析各有不同,但大家都不反对应从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出发来阐释后现代。哈维梳理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历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因此,在1968年至1972年之间的某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它是一种成熟的、虽然还是很松散的运动,出自1960年代那场反现代运动的形成之后。”[注]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5页。

哈维注意到,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的崛起、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方式的出现,与资本主义体制中新一轮“时空压缩”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他也完全同意这样一种观点,战后从1945年到1973年的长期繁荣,构建起一系列劳动控制的实践、技术组合、消费习惯和政治—经济力量的结构,这种结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这种体制在1973年被打破,西方社会进入一个迅速变化、流动和不确定的时期。新的政治—经济实践与战后繁荣时期的实践形成明显反差,如果说福特主义的特点在于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大众消费、劳动力再生产的新体制、劳动控制和管理的新策略、新的理性化和美学,那么,后福特主义的特点在于资本更为灵活的流动和灵活积累,这在根本上促成了社会生活的转瞬即逝、短暂、变动不居和偶然意外,由此在西方社会出现了诸多关于转变的理论,对社会现状有了各种不同的称号,如哈拉尔的“新资本主义”,拉希和厄里的“组织化资本主义”,等等。相比较贝尔从经济和政治状况出发“直接”阐述文化,哈维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阐述了社会经济生活变化所带来的新的时空体验。

哈维所理解的时空概念是藉由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拥有不同的时空概念,由此,时空体验不只具有审美的意义,而且具有社会生活的意义。时间和空间不能独立于社会行动来理解,在现代社会,也就是不能离开商品生产、资本积累、劳工运动来理解。当代社会的状况促成新的时空结构和实践,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对时空的一系列新体验,也可以说是这些新体验的一种回应。基于这样的认识,时空体验在哈维的后现代理论中具有中介的地位,它既是人的主观体验,也是社会生活的客观结构。这种阐释的重要意义在于,避免了对于文化的经济决定论式的理解,相比之下,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文化景象之间关系的探究过于直接和简单化了。并且,时空概念也是历史学的核心概念,虽然哈维没有怎么阐述后现代史学,但他关于时空体验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向的细致梳理,使得我们很容易过渡到后现代史学。

三、后现代史学的基本旨趣

二十世纪历史学的后现代转向,在史学领域展开多种评判,有赞成有反对,有的学者对此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有的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史学的冲击表示悲观,有的学者持中立态度。英国史学家凯斯·詹金斯断言:“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普遍的后现代状态之中”,“后现代性不是我们可以选择赞同或反对的意识形态与立场,它恰恰概括的是我们所生存的条件:是当前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命运。”[注]Keith Jenkins,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1997,p.3.持接受、赞成、乐观态度的理论家劳伦斯·斯通在《叙述体的复兴》中对老式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提出质疑,接受了后现代主义主张,在他看来,真实和想象的东西一样都是想象,真理依靠文本而存在,真理是文本的投射。安克斯密特宣称西方历史编纂学的秋天已经来临,讲过去的故事,就是会受到叙事影响,海登·怀特的分析不无道理,历史学应该按照怀特指示的方向演化,如果没有怀特的《元史学》和他之后的著作,史学理论早就夭折了。相反,在一些反对声音中,杰弗里·埃尔顿坚信后现代主义转瞬即逝,历史学者应当抵制德里达、福柯、怀特的思想诱惑。查德·伊文思也认为,历史学正遭受后现代主义挑战,后现代主义消除历史与虚构、一手材料和二手材料之间的界限,动摇了历史学赖以存在的科学基础,它们就是阻碍历史学前进的“野蛮人”。帕特里克·乔伊斯指出,后现代主义的进步在于打破历史的统一性,但问题是没有任何基层结构作为建构历史学的参考。持中间立场的学者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拉斐尔·塞缪尔等,试图将后现代主义理论与传统史学理论结合起来,一方面肯定后现代主义的优点,一方面又注意到了其自身的严重缺陷。伊格尔斯认为,在兰克和怀特之间存在一条中间道路,虽然重构过去存在某种视角,但仍然可以非武断地接近真理。

从历史学之后现代转向的种种纷争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历史学的影响,既带来新鲜能量也带来无限挑战。与此同时,关于历史学后现代主义转向的讨论,除了体现史学理论内部分歧,就外在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言,还体现了后工业社会引起的文化冲突,即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内部矛盾。历史学的后现代主义转向不仅是历史学内部争论的结果,也有意无意地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从历史学的后现代转向来看,安克斯密特说:“我不认为历史学家应该高度关注史学理论。对于传统上史学理论家所讨论的那类事情具有某些背景知识,这就足够了。然而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历史学领域的讨论,尤其是在这个学科经历重要转型的时期,会带上一个哲学性的或者理论性的维度,而讨论的参与者们不总是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注]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因此,伊格尔斯对二十世纪历史学从科学到后现代的研究,也是后工业社会结构推动的结果,在文化表现形式上,体现了后现性对现代性的对抗。

后现代性反映了社会变革和知识变革,但现代性不会戛然而终,现代性还没有终结,那么,“后现代转向”的真实意义是什么?按照塞德曼的观点,“现代”和“后现代”这两个术语表征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情感模式[注]史蒂文·塞德曼:《后现代转向》,吴世雄,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页。。对历史学的后现代转向,我们既要站在后现代的立场审视传统史学的合理性,又要跳出后现代主义的牢笼,站在后现代主义外部理解它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形成解构—重构—建构的新局面。正如贝尔所言,后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之间不只是断裂,还有延续,历史学的后现代转向也体现了后现代对现代性的延续。伊格尔斯指出,历史学尽管发生了后现代转向,但绝不能忽视历史书写的连续性。后现代史学的产生正是依托于传统史学,以过去的历史研究方法和理念为文本依据,重新理解、发挥和运用。没有前期的历史积淀,就不会存在当下的历史转向,没有后现代史学,史学理论只能墨守成规缺乏新意。正是历史书写的连续性,才使得今天出现后现代史学。就此而言,后现代史学中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对抗,也可视为多元化的现代性,没有逃离现代性的语义群,对自由、真理和客观的讨论,属于同一问题的正反面。理论逻辑是一个正反合的过程,目前历史学的后现代转向体现的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挑战,只反映了正反抗衡局面,恰恰缺少合一的过程。也许正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宣扬的去整体化、去统一性、去中心的理念,才使得后现代主义不屑于理论的整合,而使知识呈碎片化格局。

进而言之,碎片化的文化、知识和情感状态,正是由于现代的启蒙理性走向极端,从而步入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潭。这就“需要一个指南针,在困境中指引方向,把我们引到有意义的路途上来”[注]贝弗利·索斯盖特:《历史的旨趣:在后现代性的地平线上》,张立波、唐闻笳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9页。。问题由此成为:历史学能否在后现代状况中发挥作用,促成人们的自我意识,帮助人们理解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含混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势必要求重构历史研究的任务,重构历史实在、真理、客观性等历史学的基本概念。重要的不再是设想所谓“真实过去”的本质,而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一过去,我们如何言说它。历史与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息息相关,对我们建构什么样的个体和社会息息相关。过去、当下和未来构成一个整体,我们处于绝对的当下,介于绝对的当下,而对过去的态度或者是确证和维护当下,或者是敞开通往美好未来的新路径。无论如何,“过去”不是铁板钉钉的,有赖于我们的追求而不断激发潜能。不再讲述那种最终的、确定无疑的故事,也不沉迷于自娱自乐、无所作为的小型叙事,致力于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当成为后现代史学的基本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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