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正蒙》流传与释论考

魏 涛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郑州 450001)

【关学研究】

宋元《正蒙》流传与释论考

魏 涛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郑州 450001)

张载手定《正蒙》之后，经门人弟子的编订与正面传播，二程及其弟子将其以反面教材的形式广为流传，至南宋初年又经胡宏重订和《诸儒鸣道》等目录书的收录，及此后以朱子的批判继承态度为导向，开始广泛传布。在此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二程及其后学的贬损、胡宏的崇拜与模仿、朱熹有选择性的吸收及其后学日渐以吸收为主，且注解迭出的注释格局。呈现出了在宋元时期，从以批判为主到以批判与吸收并重为主要特点的《正蒙》诠释的基本趋势。

宋元；《正蒙》；流传；诠释

作为奠定张载宋明理学奠基者重要地位之重要著作——《正蒙》，向以难读著称。该书作为张载一生研究儒家经典的集大成之作，在历史上尤其是在性理之学日渐走向官方哲学统治地位的宋元时期是如何传播的，在传播过程中，又是如何解说的，形成了哪些注解和评论？这些关乎到张载哲学历史影响的重要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掩而不彰。笔者拟在此结合有关资料，对这两个问题略作疏理和辨明，敬祈方家指正。

一、《正蒙》在宋元时期的流传考略

1.关洛异趣——张载生前逝后《正蒙》在北宋的双向传播

首先，是程门弟子对《正蒙》的正向传播。作为张子晚年定论性质的《正蒙》乃吸收了其他著作中的大量思想。通过学界目前有关《横渠易说》及其佚书《孟子说》《论语说》《礼记说》等与张载思想建构关系之考察，不难看到，该书的基本思想在其讲学过程中已日渐形成。因其规模宏大，历来费解，在成书之前就曾多次与二程讨论。经张载在去世前一年手定，后经高足苏邴略效《论语》体例，离其篇为十七，遂成今日通行本的样子。书成后并未像今日可以想见的那样在儒者们中间广泛流传，流通范围仅限于其门人弟子及与张载有过比较密切学术讨论的二程。《正蒙》出现之后，“关中学者尊信之与《论语》等，其徒未尝轻以示人，盖恐未信者不惟无益，徒增其鄙慢尔。”[1]张载手定《正蒙》后，曾在学生中流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因张载之去世，“关学之盛，不下洛学”的局面有一定的改变，但因有了《正蒙》，许多关中学者仍可“守横渠说甚固”。此点二程在张载去世后入关中讲学时，亦深有体察。张载逝后，门人长安李复、蓝田三吕分别沿着气学和“躬行礼教”两个向度传承并发挥乃师学说。尤其是之后东投洛学的吕大临，兼有双重身份的他当为其师《正蒙》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正蒙》作为洛学的批判对象，以反面教材的形式广为流布。《正蒙》一书规模宏大，在成书之前就曾多次与二程讨论。至熙宁十年(1077)，形成今日依然可见之《正蒙》版本，也标志着其思想已走向成熟。而二程之学说体系相对形成较晚，许多思想乃是在与张载的论辩中日渐形成并坚定起来。张载思想成为二程思想的重要参照，如何解释和超越张载，自然是在其此后的教学和研究中面对的重要问题。于是，作为反映张载思想主体的《正蒙》自当开始广泛地在程门中传播。二程弟子中，杨时、尹焞、谢良佐等继承师说，继续对《正蒙》进行批评，如杨时即曾云“张横渠于《正蒙》中曾略说破云乾坤之阖辟，出作入息之象也，非见得彻言，不能及此。”[2]翻检二程其他弟子著作，此种情况亦可见。在此过程中，《正蒙》亦应以反面教材的形式在二程后学们的教学中广为传播。其后，曾执教于太学具有兼传关洛特点之鲜明学术特点，作为程门四学士之一的吕大临，通过其两位弟子周行己、沈彬老在南方传播关学*据《宋元学案·序录》云：“永嘉诸子，世知其传播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也。”。从现存的《周行己集》中虽难窥知其对《正蒙》的研究状况，但就其讲气的思想而言，应对《正蒙》有所关注。似可推测，此两人对于关学南传，衔接关学与永嘉之学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优入圣域——南宋初期《正蒙》在升格中广为流传

南宋初，作为洛学再传的胡宏不赞同张载门人苏昞对《正蒙》的编定结果，故对《正蒙》进行了重新厘定。如《横渠正蒙序》所云：“斯文施设乎二帝三王之政，笔削于孔子、孟轲之书，其教亦备矣。……著书数万言，极天地阴阳之本，穷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说而正人心，故自号其书曰《正蒙》。其志大，其虑深且远矣。而诸家所编，乃有分章析句、指意不复闳深者，错出乎其间，使人读之无亹亹不倦之心，望以传久，不亦难乎！今就其编剔摘为《内书》五卷、《外书》五卷，传之同志，庶几先生立大本、斥异学之志远而益彰。虽得罪于先生之门人，亦所不辞也。”[3]胡宏通过对《正蒙》进行重新厘定，其结果跟苏昞大不一样，不但总体结构不同，分为内书和外书共计10卷，而且内容的前后顺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次厘定对苏昞厘定传本进行大幅度调整，已经完全改变了《正蒙》原来的模样，惜乎此书已佚，其详情则不得而知。晁公武(1105—1180)在《郡斋读书志》中所著录的张载著作有:“《横渠春秋说》一卷、《信闻记》《横渠孟子解》十四卷、《正蒙书》十卷、张横渠的《崇文集》十卷。”[4]个中记载之《正蒙》为10卷本。作为现存最早的宋代思想资料丛书，补成于端平二年(1235)的《诸儒鸣道集》*关于其成书时间有两种说法：端平二年(1235)知绍兴府事的黄壮酞得到《诸儒鸣道集》的版刻时已经“板腐字漫”，表明版刻的时间已经很长。顾廷龙先生亲见刻本，指出“慎”字缺笔，“惊”字不避。刻工为孝宗时期浙江一带良工。故顾廷龙先生断定该书成于孝宗朝，顾先生能亲见多种珍稀版本、稿本，结合南宋一段历史来看，这种说法有比较充分的根据；陈来在《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页)中指出：《诸儒鸣道集》采用朱熹高宗二十九年(1159)编订的《谢上蔡先生语录》，但是没有采用乾道四年(1168)完成的《程氏遗书》，据此判定《诸儒鸣道集》成书于高宗二十九年(1159)到孝宗乾道四年(1168)之间。所录张载的作品则为:“《横渠正蒙》八卷、《横渠经学理窟》五卷、《横渠语录》三卷。”据考，陈振孙大约生活在1183年至1262年之间。[5]可见在此一段时间陈氏已可见收录于《诸儒鸣道集》中的《正蒙》。而他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著者张载名下记载:《易说》三卷、《理窟》一卷、《正蒙书》10卷、《祭礼》一卷。[6]中记《正蒙》为10卷，与《诸儒鸣道集》所收张载《横渠正蒙》八卷有异，而与此前晁公武所记相同，与前所提之胡宏重订本亦卷数相同。陈氏在《正蒙》书下解曰：“崇文校书长安张载子厚撰，凡十九篇。案晁公武《读书志》，是书初范育、吕大临、苏昞为前后序，皆其门人也。又有待制胡安国所传，编为一卷，末有行状一卷。”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似可推测存在以下两种可能：其一，《诸儒鸣道集》所记有误，当为十卷；其二，当时传世之《正蒙》可能有两个版本。一为没有附录胡安国传和吕大临行状的版本，另一种则附有。从今可见之《诸儒鸣道集》所收《正蒙》来看，无范序和苏序。至于陈氏解题中本之晁公武之说而提及之吕大临序，当为误传，今阅诸本晁氏题解皆未见。之后，朱熹、吕祖谦编订《近思录》，该书作为主要集北宋五子重要言论的汇集性著作，其《引用书目》中所列“横渠先生著作”有《正蒙》《文集》《易说》《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说》《语录》。从流传至今的《近思录》来看，该书对《正蒙》有多条征引。加之翻检今日可见之《朱子语类》中有关《正蒙》诸多命题的广泛讨论来看，朱子时代《正蒙》流传之广，当不难想见。朱熹曾云“《正蒙》建阳旧有本，近来久不曾见，俟病少间，当为寻问也。”[7]说明当时《正蒙》已在闽中流传较长时间，而且不止一个版本。

3.渐步官学——后朱熹时代《正蒙》的流传

在朱熹的影响下，其后学开始充分地重视《正蒙》。嘉定十四年(1221)魏了翁再次为张载请谥，直至十六年正月朝廷允以赐谥。他在《为周二程张四先生请溢奏》中说:“张载讲道关中，世所传《西铭》《正蒙》《理窟》《礼说》诸书。”“横渠张先生之书行于世者，惟《正蒙》为全书。”[8]说明《正蒙》在当时传播已比较广泛，且在张载之诸多著作中唯《正蒙》保存完好。此间，随着张载地位的提升，不少学者开始主动研究和解释《正蒙》。包括此后的真德秀、黄震、熊禾、黄履翁、熊刚大、黄勉斋、郑眉轩等，都开始尝试着把张载思想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予以新的解说。加之在宋理宗、宁宗时期政府的重视，在阳枋《字溪集》、赵汝腾《庸斋集》、乐雷发《雪矶丛稿》等诸多南宋学者文集中保存着大量的讨论《正蒙》的资料，也充分说明《正蒙》在相对比较广阔的范围内传播当为不争的事实。至元代，从文化上继承了前代的政策，而且确立了理学尤其是朱子学的官方哲学地位，出现了许多朱子学学者。本着朱子对张载的评价和解释，在元代也出现了包括沈贵珤、黄瑞节、吴澄、许衡等诸多学者以讲学的方式传播《正蒙》的热潮。

二、宋元《正蒙》诠释大势略探

1.诚有过者——二程对《正蒙》的批评

《正蒙》成书之后，张载曾将书在门人弟子中间进行了小范围的流通，甚乃传至于与张载同时的洛学代表人物二程。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与张载有着长期学术讨论的二程及其弟子积极推崇《西铭》，对《正蒙》却多所贬损。《正蒙》虽成书较晚，然其主体思想的形成却是在此之前，其理论建构特质化方法之形成亦将更早。通观相关文献可见，二程对于张载《正蒙》之评价主要集中在《洛阳议论》之中。首先，二程认为张载以“太虚”“清”来言本体有不妥处。张载之用语，虽以无形之极的”太虚“来指涉本体，然二程认为，本体非但“无形”，而且是“非形”、不可以形言。但张载亦曾提到“清通不可象为神”、本体之不可以形言。不论是清、通、太虚皆是对不可名状的本体的存在形态的形容词。对此一争议，二程与张载实是各有所见、各有所重。究竟张载是否以“气”与“神”为二本？张载本身亦曾以“神无方、易无体”“天体物不遗”等词语来说明其本体的遍在气内，此一论点当与二程无异。然究其“二本”之意，恐是误解。“虚无穷而气有限”之观点本身就是张载批评的重要着力点，故而不可能在其自身的理论建构中陷入体用殊绝之二本之境。其次，二程尚不同意张载的先穷理再尽性最后以至于命的层级化的修为方式。二程批评张载将穷理、尽性、至于命分为几个阶段逐步实现的做法。从工夫论上来看，重视阶段性的修为乃是《正蒙》所反映的张载思想的重要特色，此可以与其反复强调的“以礼为教”思想相一致。因“变化气质”，以礼化习从现实的视角考量，确实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三，二程对张载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念也展开激烈批判，认为“天地本一，不必言合”。本乎此，认为虽其理论建构比较严密，但大有“苦心极力之象”，乃“穷索”之结果，非“明睿所照”，故而从理论建构上似不够圆融。在笔者看来，这一差异的形成主要是就张载和二程理论建构的面向之差异所决定的。张载主要解决的是世儒“不知择术而求”的入学门径问题，而二程的着力点却在于不断提升儒学的理论境界上。这一分歧也注导着两人必然出现“天人合一”与“天人本一”的重大分歧。从总体上来看，虽然二程对于《正蒙》未作系统的注释，但对该书主体思想的评价已了然，认为《正蒙》乃“言有过者”。此与其对《西铭》的正面表彰形成鲜明的对比。二程对张载思想的这样的整体评价，直接影响了其弟子们对张载的认同，对于后世张载思想的广泛传播亦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传注与模仿——胡氏父子对《正蒙》的研究

尽管二程之后学绝大多数都对《正蒙》多有贬损，但也不乏有对《正蒙》思想之表彰者。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之《经籍考》录有“《正蒙书》十卷”，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晁氏曰，皇朝张载子厚撰。张舜民尝乞追赠载于朝，……此书是也。初无篇次，其后门人苏昞等区别成十七篇，又为前后序。又有胡安国所传，编为一卷，末有行状一卷。”[9]由此可见，作为洛学系统的胡安国为《正蒙》作过传，并流传于世。此传并非分散附于正文之下，而是作为书中一卷附编于张载《正蒙》书之后。可叹此书现已失传，故胡安国所传的具体情况便不可得而知。明人王樵《春秋辑传》中保留有一条胡安国《正蒙传》的资料，中云：“《胡传正蒙》曰：‘凡阴气凝聚，阳在内者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霆；阳在外者不得入，则周旋不舍而为风，和而散则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则为戾气曀霾，阴常散缓，受交于阳则风雨、寒暑正。雹者，戾气也。’”又据吕祖谦所言“欲求五峰《皇王大纪》及《正蒙内篇》若只遣人行亦乞附行也。”[10]可以说明胡安国为《正蒙》作解乃为确论。由此似可断言，胡安国当为史上最早为张载《正蒙》做解之人。《朱子语录》中记录了吕祖谦与朱熹这样的对话：“东莱云：‘《知言》胜似《正蒙》。’先生曰：‘盖后出者巧也。’”[11]《知言》乃是胡安国之子胡宏所作，吕祖谦以《知言》与《正蒙》作比较，认为两者极为相似，因此《知言》有模仿《正蒙》的嫌疑。朱熹所谓“后出者巧”，更说明后出者当是以前出者为基础，可见胡宏《知言》成书当以《正蒙》为参照乃为不争之事实。基于此，通过对《知言》和《正蒙》的深入比较研究，既对于张载思想的难传问题研究会有新的突破，同时对于张载关学与湖湘之学的学派关系研究亦会有重要推进。

3.批判继承——朱熹《正蒙》释论

关于朱子是否为《正蒙》作过注释的问题，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朱子为《正蒙》作过注解。另一种观点认为朱熹没有为《正蒙》作注或朱熹并未作《正蒙解》。如何看待朱熹是否为《正蒙》作注这个问题呢?上面这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说法，实际上并不存在冲突，关键在于是在什么层面上看待这个问题。抛开朱熹是否专门作过《正蒙注》的问题，有一点是比较确定的，即朱熹生前曾将张载《正蒙》作为教学与研究的非常重要的理论资源，围绕其中许多问题与当时学者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参见张金兰《朱熹与张载〈正蒙〉》，《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1期。

众所周知，二程思想经几次传承，其中道南一支发展为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朱熹一改二程弟子褒《西铭》而贬《正蒙》的做法，积极吸取以《正蒙》为主体所建构的张载思想。朱熹生前对张载《正蒙》的评论解释文字很多[12]，从中也不难窥测朱子对《正蒙》的基本态度。其一，朱熹从总体上认为，《正蒙》从总体上看其大旨“恐失之太容易”，虽其书“精深难测”，但其源则不出《六经》《论语》《孟子》。并为后世指出了一条研读《正蒙》的路径，即“以程门诸公之说求之，涵泳其间”。这一提法对后世程朱化张载诠释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的《正蒙》注多站在朱学立场进行诠释与评判，其源盖在于此。其二，朱熹仍然秉持着二程《正蒙》“有过者”的提法。如在《朱子语类》中云：“《正蒙》所论道体，觉得源头有未是处，故伊川云：‘过处乃在《正蒙》’。答书之中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盖横渠却是一向苦思求将向前去，却失涵泳以待其义理自形见处。如云‘由气化有道之名’说得是好；终是生受辛苦，圣贤便不如此说。”[13]又言《正蒙》“亦只是一病，如定性，则欲其不累于外物；论至静，则以识知为客感；语圣人，则以为因问而后有知，是皆一病而已。”[14]此间对《正蒙》之“苦心力索”之著书方法并不赞同，认为其言“恐不能无偏”[15]。其三，对横渠之具体观点有肯定之处。如“《正蒙》中‘地纯阴，天浮阳’一段，说日月五星甚密。”“横渠云：‘天左旋，处其中者顺之，少迟则反右矣。’此说好。”对《参两》篇中所谈及之天文研究给予充分肯定。“问横渠说虚。云：‘亦有个意思，只是难说。要之，只‘动而无动，静而无静”说为善。”[16]对张载动静观之一个方面表示肯定。而且对向被称为张载思想总纲的“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予以肯定。此点与二程不同。其四，将张载思想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作解释。如有关“清虚一大“的问题、张载辟佛教轮回说的问题、“心统性情”的命题和有关“太和”的讨论，都在一定意义上做了自我化的解释。如其所云：“《正蒙》说道体处，如“太和”“太虚”“虚空”云者，止是说气。说聚散处，其流乃是个大轮回。”多偏离张子本意，但经过朱子的解释又有了新的理论生命力。总而言之，朱熹对张子《正蒙》的研究虽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二程的许多观点，但也有所变化，除了批判以外，他积极吸取《正蒙》的一些思想，为其理论建构服务。

朱熹的解释和评价，对于后世的《正蒙》研究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他对《正蒙》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奠定了包括其后学在内的后世学者对《正蒙》的研究倾向。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朱熹相较于二程而言，对于《正蒙》不是仅仅停留于批评的层次，这对于《正蒙》的广泛传播与地位提升无疑是莫大的贡献。之后，元人黄瑞节将分散于朱熹著作中的《正蒙》评价之语，依照自身理解与张载《正蒙》正文做了对应，形成了此后被《性理大全》《性理会通》《宋元学案》及此后明清各家《正蒙》注所广泛引用的朱子《正蒙》注，以致后世逐渐形成了朱熹著有《正蒙注》的观点。实际上，严格地讲朱熹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正蒙注》的著作，但其对《正蒙》的系统而丰富的评价，着实在历史上发挥着类似于专门性注释的作用。

4.理解与争鸣——朱熹后学对《正蒙》的诠释

如上所言，朱熹对《正蒙》的解释和评论对其后学影响甚大，形成了在朱熹之后朱学学者研究和解释《正蒙》的热潮。以下就对其后学的《正蒙》诠释略作分析。

据载，朱熹之门人熊刚大，曾作《性理群书句解》，张子之《正蒙》亦在其解释之列。对于《正蒙》十七篇每篇皆有解说，解释非常简明扼要，如对张载四句总纲之解释：“自二气变化生生不息者，而言于是有道之称。”“合太虚与气化付予于人者，而言于是有性之称。”“性者心之理，知觉心之灵，合而言之于是有心之称。”且本朱子之说，如对《太和》篇“不如野马缊”一句解释：“野马，游气也，自非如游气之纷扰。朱子曰：‘阴阳循环如磨，游气纷扰如磨中出者。’”还有对“立天地之大义”一句之解：“天地大经，所以立也。游气纷扰，纬也；阴阳循环，经也。朱子曰：‘阴阳循环如磨，游气纷扰如磨中出者。’”对朱子解释之崇奉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另据《千顷堂书目》所载，熊禾(字勿轩)曾作《正蒙句解》二卷。今翻检熊氏遗著《勿轩集》未见有关于此的任何线索。从《性理大全》中所引诸注及《宋元学案》之《横渠学案》中可见一条解释，说明熊氏解之存在为确。在黄震所著之《黄氏日抄》中亦存其对《正蒙》的解释。该解释仅涉及《太和》《参两》《动物》《诚明》《中正》《有德》《乾称》等七篇，仅有寥寥八条解释。其中一些解释还是很有深度的。如解《乾称》中“浮屠说炽传中国……右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年自非独立不惧，精一自信有大”一句时讲道：“愚按《乾称》篇始于《西铭》终于《东铭》，至若辟邪说则此章极为痛哉！然学者至今无一以为然，良由不学不思耳。悲夫！流俗之陷人如此哉。”[17]结合《乾称》篇之结构分析张载批佛之坚定性，并联系现实，批判世儒之说。其批判现实的背后，体现着对横渠思想同情理解甚至崇敬的态度。除以上所提到的朱子后学之外，《性理大全》《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中尚保留有黄勉斋、郑眉轩、真德秀等人的少许注解。虽他们皆未留下《正蒙》注释的专书，但从保留下来的注释可以看出，他们皆对张子《正蒙》有一定程度的研究。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朱子语类》卷98《张子之书》部分朱子与学生的讨论中，管窥朱子后学对于流传于当时的张子《正蒙》之不同理解和争鸣。应该说，伴随着朱熹思想影响的逐渐扩大，《正蒙》在朱子后学的争鸣中，逐渐成为性理之学的重要经典，这为明清时期《正蒙》研究的多元化格局形成埋下了伏笔。

5．秉承朱学——元儒对《正蒙》的诠释

元代是继宋代的长期分裂之后又一个统一的政权，因其在一定意义上沿袭了前朝的崇儒政策，该时期的儒学也有了很大发展。朱子学作为官方统治哲学即是在此阶段完成。深受南宋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影响，元代的《正蒙》诠释也有一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诠释《正蒙》的著作和重要人物。

沈贵瑶，字诚叔，德兴人，又称毅斋先生。据《千顷堂书目》卷11载，曾作《正蒙疑解》。又据《宋元学案·介轩学案》中“介轩门人”部分所载，沈贵瑶“有《正蒙疑解》《四书》及诸经说”。应该说，沈氏著《正蒙疑解》当为确论，该书当在明代尚有流传。惜乎至今，沈氏包括《正蒙疑解》在内的著作无一留存。故对其有关《正蒙》的研究状况亦难做整体考索。幸得从《宋元学案》之《横渠学案》中见得其解《正蒙》一条。陕西师范大学刘泉从元陈栎《尚书集传纂疏》、元董真卿《周易会通》、元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永乐大典》《新刊性理大全书》、刘薹《新刊正蒙解》等典籍中辑出佚文12条。[18]又《千顷堂书目》卷11载：“黄瑞节《朱子成书》十卷。字观乐，以荐授泰和州学正，不赴。辑朱子《太极图》《通书》《正蒙》《西铭》诸解及《易启蒙》，《家礼》《律吕新书》《皇极经世》《阴符经》《参同契注》，而以己所见为附录。”又据《元儒考略》载：“黄瑞节……安福人，元季不仕，尝辑濂洛关闽诸儒格言，为《朱子成书》行世。”[19]可知黄氏曾作《正蒙》集解性质的书，今览《朱子成书》，历历可见。如前所言，黄瑞节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即在于系统地整理了朱熹的《正蒙》解释和评论文字，对于后世认为朱熹有专门的《正蒙注》一书的观点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导发作用。另据《天元发微》载：“元代黄瑞节辑《正蒙附录》，已载其言矣。今鲁斋掇取《正蒙》中所言‘太虚，气之聚散’‘以海之冰沤为喻，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等语，共为一章，而载朱子所论四五百字于其下。其辨难精切，发明至到，有以补正先儒之失，启廸后学之疑。《正蒙附录》中未及收载，而鲁斋于此载之，于学者甚有益，宜深玩之。”[20]据此可以推测，黄瑞节和许衡两人都曾研究《正蒙》，并且搜罗前人研究成果，对《正蒙》曾作过一些解释，而且开始自觉地吸收《正蒙》之思想为己所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此两人在对《正蒙》的解释方面还是以整理和总括前人的成果为主，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从对《正蒙》诠释文献的系统整理和保存的方面来看，确实是功莫大焉！

除以上所提及宋元时期之《正蒙》解释之外，尚有一些不知名氏者所著之解，现已佚失，以《集解》《集释》《集览》等形式存于《性理大全》《性理会通》之中，且不见诸各种目录。但从保存下来的解说文字来看，许多观点秉承了朱熹的解说，故当为朱子学学者所撰无疑。

三、结语

以上对宋元时期《正蒙》传播与解说状况的回顾可以看到，张载思想在宋元时期经历了一个仅被自己为数不多的弟子接受到被激烈批判，再到有选择性的批判甚或批判与吸收并重的发展历程。尽管张载思想在宋元时期产生较大影响的程朱理学的笼罩下，其自身的理论发展和后世的研究会相对较为淡漠，但其宏大的思想体系、一系列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重要命题和综合化甚或至于晦涩的言说方式注定了其在宋明理学史上必然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包括《性理大全书》在内的官方注解的多次“集成”，充分说明了在此后的传播与思想诠释中，《正蒙》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建构所发生的重要影响。当我们今天深入反思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热点之一的张载哲学时，对于《正蒙》在宋元时期所走过的艰难的传播与多样的诠释历程当不可遗忘。

[1] 杨时.答胡康侯其四[M]∥龟山集.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卷20.

[2] 杨时.南都所闻[M]∥龟山集.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卷13.

[3] 胡宏.横渠正蒙序[M]∥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162.

[4]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M].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卷4.

[5] 郝润华.晃公武陈振孙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

[6]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卷9.

[7] 朱熹.晦庵集[M].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别集卷2.

[8] 魏了翁.为周二程张四先生请谥奏[M]∥道命录.知不足斋丛书本：卷52.

[9] 魏了翁.横渠《礼记说》序[M]∥鹤山大全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1936：卷37.

[10] 马端临.经籍考[M]∥文献通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别集卷8.

[11] 吕祖谦.与朱侍讲(元晦)[M]∥东莱集.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2582.

[12] 朱熹.程子门人：胡康侯[M]∥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 肖发荣.朱熹对张载思想的继承与发展[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2582.

[14] 朱熹.答张敬夫三[M]∥朱子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0：1242.

[15] 黎靖德编.张子之书：二[M]∥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60.

[16] 朱熹.答潘子善问《易传》《近思录》[M]∥晦庵集.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2583.

[17] 刘泉.沈贵珤《正蒙解》及其佚文[J].唐都学刊,2013(1)：10-13.

[18] 黄勉斋.黄氏日抄[M].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卷33.

[19] 冯从吾.儒学传[M]∥元儒考略.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卷3.

[20] 鲍云龙.天元发微[M].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卷1下.

[责任编辑朱伟东]

OntheCirculationandInterpretationofZhengMengintheSongandYuanDynasties

WEI Tao

(SchoolofHistory,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450001,China)

ZhengMeng, written by Zhang Zai, through his disciples’ compilation and positive propagation ofZhengMeng, was widely circulated by Cheng Hao, Cheng yi and his other disciples as teaching material for negative example, by the early years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was recompiled by Hu Hong and was included inZhuRuMingDao, and oriented by Zhu Xi’s attitude of critical inheritance, it began to spread widely. During the propagation process, there existed some phenomena such as: dispraise from Cheng Hao, Cheng yi and scholars of younger age, worship and imitation from Hu Hong and his followers, selective absorption by Zhu Xi and other followers, and frequent annotations.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trend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ZhengMengwas featured by shifting from the criticism-focused to the absorption and criticism-focused patter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ZhengMeng; circulation; interpretation

B244

A

1001-0300(2017)06-0049-07

2016-10-28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张载佚书《礼记说》辑注及其研究”(12YJC720039)；河南省社科基金：“关洛学术争鸣与北宋理学的发展研究”(13ZX01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张载学术文献集成与理学研究”(10amp;ZD061)的阶段性成果

魏涛，男，陕西西安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关学与宋明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