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延展心灵”假说的哲学探析

戴 潘

“网络延展心灵”假说的哲学探析

戴 潘

当代认知科学哲学出现了以延展心灵理论为代表的新的范式革命，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论。斯马特等人近年来积极提倡信息和网络科学在延展心灵的论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提出了“网络延展心灵”假说。尽管当前的互联网发展尚不足以满足严格的延展认知的条件，但是未来的技术发展，例如数据网络和真实世界网络等将能够实现心灵的延展。斯坦利提出，互联网和大脑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认知耦合系统，代表了在扩展心灵能力的历史—进化的长期过程中的下一个阶段。这一新的阶段可被称为人机共生智能阶段。

信息技术；互联网；延展认知；延展心灵；人机共生智能

一、 延展心灵理论与当代信息技术

当代认知科学的主流观点认为，人类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必然是大脑活动的产物。人类心灵和世界之间有着明确的分界线，如果想要了解心灵的运作机制，就必须要对大脑工作的工作细节作出更为完善的解释。这种传统进路以认知科学家杰瑞·福多(Jerry Fodor)所描述的“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为典型代表，他提出认知科学应该将研究范围局限在个体中，认知就是在感知输入和行为输出之间的黑箱过程，而外在于身体的环境仅仅是认知得以发生的容器，但毫不参与认知的过程，不承认外在于有机体的元素在认知过程中的任何构造性的作用。这种关于认知的观点也被形容为“认知的三明治”模型。这种主流观点在当代认知科学研究实践中面临着越来越多无法解决的困难。因此，在认知科学哲学界出现了延展认知以及更为激进的延展心灵假说，并引起了广泛热烈的争论。延展心灵的基本观点可以表述如下：人类心灵的大量机制延展超越了大脑，从而包括了更为广泛的神经之外(有时候是有机体之外)资源的连接，有时候延展超越了大脑，包含了外部的技术和社会环境的方面。“延展心灵”假说对传统的认知研究的内在主义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将心灵与认知研究中的外在主义加以推广，认为不能将心理现象完全看作是大脑的神经过程，强调外在于神经的身体和外在于身体的世界对于认知来说，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克拉克以及罗兰兹等学者试图进一步将这种研究范式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研究纲领，试图将“4E+S”的观点(即具身认知、嵌入认知、生成认知、延展认知和情景认知理论)统一到一个一般的理论中来，将延展认知和延展心灵假说进一步发展为一个关于心灵和认知的统一理论框架，由人类与外在环境构成一个动态耦合系统。

自从延展认知假说提出之后，在认知科学哲学界内部关于延展认知是否能够成立就一直争论不休，而且这种争论不仅仅只停留在哲学领域内部，在其他学科中也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自从当代认知科学诞生之初，认知科学的研究就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如果说传统的认知科学主要和孤立的计算机隐喻有关，将心灵比喻为计算机，那么笔者认为，延展认知的研究就和网络的隐喻不谋而合。当前许多来自信息科学界的学者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包括智能设备的普及，使得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普适计算的时代，因此当代的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认知延展到环境这一命题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解途径，甚至可以被称为对延展心灵假说的最佳实现方式。保罗·斯马特(PaulSmart)及其同事是近年来积极提倡信息和网络科学在延展心灵论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代表人物。斯马特首先提出，当我们进入一个无处不在的计算和网络接口的时代，我们的物质世界充满了计算的潜能，我们自身和社会共同体都将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信息和网络科学是这些理论和进路的关键资源，它们非常适合用来提升我们对支持基于社会的和技术的认知延展形式的机制的理解。关键的问题是：判断外部的技术和资源成为行动者的认知过程的一部分的标准是什么？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参与其中的各元素必须能与整个系统之间进行功能性整合。在认知延展的例子中，我们所面对的诸元素包括大脑、身体、技术和环境，它们彼此互相联系在一起，它们功能之间的相互转换和融合构成了更大的系统，不同的系统要素都贡献了特定的功能，但构成的整体却表现出了与其部分功能不同的整体的认知特征。

与克拉克等人所提出的基于传统技术手段来进行认知延展不同，斯马特认为当前的网络和信息科学是更适合用来理解延展认知或延展心灵的科学。首先，因为这些科学在理论上可以理解各种不同的、异质的元素，并通过高度复杂的、嵌套的和非线性的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现认知功能。虽然传统神经科学也利用网络的原理来进行研究，但是与延展认知相关的网络科学与神经科学中的网络原理具有极为不同的特性，正是由于与延展认知相关的网络包含了大范围的完全异质的元素，比如身体、大脑、技术、环境、人工物等，信息和网络科学能够提供针对延展认知系统的抽象的和功能性的分析。其次，从工程学角度，理解延展认知的一部分实用价值在于设计新的系统、环境或资源，在其中能够将与认知相关的元素合并、互动和联合，因此网络和信息科学的介入有助于工程师理解适合整合进入认知过程的技术类型，创造以网络为中介的生物—技术智能。*参见Paul Smart et al, “The Network-Extended Mind”, 2010, http://eprints.soton.ac.uk/267739/1/NEM_Chapter.pdf， pp.14—15。

二、 “网络延展心灵”假说的提出及争论

斯马特在对当代信息技术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网络延展心灵”假说，这个假说认为：大尺度信息和通信网络的技术的和信息的元素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构成一个行动者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过程的物质随附基础的一部分。*同上书, pp.18—19。斯马特认为，如果仅仅简单地将克拉克和查尔默斯的思想实验类比到当前的语境中是过于天真的。也就是说，我们仅仅从奥拓手上的笔记本和当下人人手上都拥有的智能手机(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存储了行动者的倾向性信念这一前提)就立刻推出心灵延展到了智能手机之上，甚至更为乐观地推出，只要人们拥有了智能手机，人类的知识和信念的整体就可以与整个互联网信息内容共外延，互联网上的信息全体也构成了人类的心灵能力，那就犯了许多学者所批评的“延展心灵导致个体知识的爆炸”的谬误。但是斯马特认为，尽管不能简单地类比，但是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确实可以让我们摒弃在延展心灵经典论证中所列举的那些简单技术人工物，而利用大量新出现的技术和资源，即信息交换、分布和转换的复杂网络，这些无所不在的以网络为媒介的信息通道的模式，以及便携设备和可穿戴计算机，确实对延展认知系统或者延展心灵有所贡献。当前的大尺度网络，比如万维网的信息和技术元素，可以构成支持人类行动者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过程的物质基础的一部分。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将网络的信息和技术元素又进一步划分为基于网络的信息装置(network-enabled information appliances)和通过网络可获取的信息(network-accessible resources， NARs)。

那么我们必须建立哪些标准来约束生物—人工物或者生物—技术的耦合呢？斯马特归纳了克拉克和查尔默斯曾提出的如下三个标准，认为任何外部资源与身体的生物学资源的耦合必须满足这三个条件，才能被另一个观察者看作是具有完整的行动者能力的。这三个标准是：

有效性标准(Availability Criterion)：资源必须是有效的，并且一般情况下可被调用。

信任标准(Trust Criterion)：任何信息，包括从非生物学资源检索的信息必须是自动被认可的，通常不应该受到批判性审查(例如，不同于他人的意见)，而应该被视为与从生物学记忆中所检索的信息一样值得信赖。

可通达性标准(Accessability Criterion)：包含在资源中的信息在需要的时候就应该很容易就可得到。*Paul Smart, “The Extended Mind and Network-Enabled Cognition”, Computer Journal, 2008, p.6.

事实上，克拉克和查尔默斯本人以及很多支持延展心灵的学者都对诸如互联网这样的信息资源能否成为延展认知系统的载体基础问题持回避态度。斯马特也认为，当前的互联网发展模式尚无法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原因在于，用来论证传统的延展心灵的那些外部资源(比如笔记本、纸、笔、地图等)和大尺度信息网络中基于网络的设备(NEDs)与通过网络可访问的信息内容(NAIC)两者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包括了信息的有效性、可通达性以及信息要素的质量，以及技术要素的可靠性与柔韧性，斯马特对这些差异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第一，如果通过网络可访问的信息内容被看作是知识和倾向性信念的外部长时存储的话，那么这些信息就必须能经常被使用、充分可理解，并可用来指导实时的行动和决策制定。例如，当我们通过连接到网络的设备获取信息时，有可能产生信息传输的延时问题，这和我们直接从生物学记忆中调取信念存在实时性的差别，因此网络信息在实时性方面对于我们的行动来说尚不能完全值得依赖，不能完全满足可通达性标准。

第二，从网络中可访问的信息是否和我们从生物学记忆中所获取的信息具有同等可信任性，这同样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使我们可以解决网络延时性问题，但是需要在网页大量的信息中寻找我们需要的信息，这主要是由于当前的网络信息内容并非是个性化的，存在大量的冗余信息，甚至是错误信息，网络信息尚无法满足信任标准。

第三，根据克拉克的分析，只有我们对待网络信息检索的方式，和从生物学记忆中的检索是一样的，才能被看作满足条件。但我们当前访问网络信息的时候，行动者是以一种高度谨慎的方式来检索信息，那么网络信息看起来就不太可能构成行动者的信念和知识系统的一部分。此外，由于网络信息是公共领域的信息，因此人们在获取信息时必须要通过认知的审查，特别是对信任度和信息质量的审查，因此如果将网络看作是认知延展系统一部分的话，有可能会增加认知系统的负担。

第四，在经验研究上的局限性。信任和自动可调用性的概念本身是模糊的，在计算机科学和人机交互领域似乎没有公认的定义。而且，缺少经验研究来清楚地阐明通过网络可访问的信息内容是否可自动被调用的程度，以及易调用程度和信任度之间的关系。

第五，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批评。即使所有的认知延展标准都被满足，认为以网络为媒介的信息通达构成了延展记忆真实的形式也是有争议的。原因是，我们从生物记忆中检索的信息是曾经在过去的某个时候亲身体验过的，而从大尺度网络环境中检索的信息则不是。从网络环境中检索的信息不是被终端用户的行动者第一手体验的。*参见Paul Smart, “The Extended Mind and Network-Enabled Cognition”, pp.15—18。

但是，当前支持网络延展心灵假说的学者都认为，尽管目前的网络仍然存在着诸多缺陷，但是随着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来的网络将能够越来越符合克拉克所提出的那些条件。例如哈瑞·哈尔平(Harry Halpin)就坚定地认为当前网络已经初步具备能被看作是心灵的一部分所需要的条件，他将克拉克所提出的标准根据网络所特有的特征归纳为四点：便携性、稳健性、增强性和吻合性。

1. 便携性：能被看作是延展心灵的一部分的能力需要时就能获得，这并不意味着总是能获得，而是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获得。哈尔平提出，现在移动互联网大有取代传统互联网的趋势，如果说通过传统的台式电脑来访问网络显然不具备便携性的话，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比如智能手机和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出现，使得人们接入网络的设备正变得越来越便携，甚至便携性超过了奥拓的笔记本，而且随着智能设备性能的提升，在提供信息的速度方面甚至超过了奥托去翻手上笔记本的时间。

2. 稳健性：意思是不仅仅当需要时就能获得能力，而且能够持久地起作用并且在解决问题所必要的时间期限内都有效。目前网络连接的延时正变得越来越少，同时由于机器学习技术，从网络中获得的结果变得越来越倾向于不出错误，网络正变得越来越稳健。而且他特别强调，大脑并不是一个如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很强稳健性的认知器官，大脑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受到疾病以及创伤同样会丧失自身的部分能力，在这一点上，大脑并不比网络更为稳健。

3. 增强性：意思是认知延展必须提供真正的新的能力或者对现存能力有显著提高。如果笔记本为丧失了工作记忆的奥拓提供了真正的新的和有用的能力，那么没有理由认为智能手机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一方面，数字媒介显然延展了人类的记忆并且给记忆提供明显的新的(数字化)特征，这在经验研究上特别是在电子记忆(i-memory)领域已经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和实践；另一方面，人们检索信息和进行全球交流的速度延展了当前的认知能力，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能力。

4. 吻合性：延展必须在进化上是互相适应的，意味着一个新的能力生成并与心灵一同改变，而且是通过如下方式，即在面对当前和预期的问题时变得具有适应性，即使没有必要的意识干预，在某种意义上也能自动受到信任和认可。网络很显然适应有机体，因为个性化算法(如推荐系统和搜索引擎)可以从行为中学习并因此和它们的用户互相适应。*Harry Halpin, “Does the Web Extend the Mind?”, ACM Web Science Conference, 2013, p.141.

而斯马特的态度则更为保守和谨慎一些，他认为当前的互联网技术尚不足以支持延展心灵假说，认知的生物—技术的混合体并不能轻易获得，它通常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包含了技术革命、社会变迁甚至神经结构重构的过程的最终产物。在历史上每一次基于技术革命的认知延展形式都需要一段长时间的技术、社会以及神经上的适应过程。克拉克曾经论述过在人们计算大数乘法和撰写论文过程中，纸和笔以及书写过程在延展认知系统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斯马特也以书写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书写技术是如何最终实现认知的延展的。之所以书写技术如此适合于参与到延展认知系统中，是因为书写技术经历了相当长的技术革命和社会变迁才得以实现的。笔和纸的广泛利用，历经很长时间才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构成我们当前认知能力的持久背景。并且，我们的书写技术也是通过多年训练而获得的，已经成为了我们所受教育的一部分。因此，纸和笔的使用是通过相当长时间的由社会实践所构造的神经系统适应过程的最终结果。同时，斯马特为了论证未来互联网技术在延展认知系统中的合理性，也提出书写技术并非一诞生就被赋予了它当下的功能，而是跟随社会上公认的控制技术恰当使用的指导原则，并且经过很长时间，才进化到能够让技术满足它被设计去实现的那些目的。比如，早期的书写受到当时年代的社会实践形式的影响，仅仅被看作是记录和再现口语信息的一种技术方法，所以以一种连续流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字符间距和标点符号，在当时并没有认为书写是一项独立于口语的能够长久记录思想的全新系统。所以他认为，书写的例子正好可以说明为什么当前的网络尚无法承担认知延展的功能。因为正如书写刚诞生时受到口语文化的影响一样，当前的网络发展则受到了书写和印刷文化的影响，信息被发布到网上时，是以“页面”的方式来传达的，这和传统的印刷文化的信息传播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当前的网络形式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技术进步来实现其能满足认知延展的恰当形式，并且人们为了适应这样的认知整合，也需要花很长时间来通过训练来使自己的神经系统配置适应这样的认知整合。

三、 支持“网络延展心灵”假说的技术革命

斯马特认为，目前有两种值得关注的技术革命，预示了互联网的未来发展，以及能支持认知整合的前景。第一种是对关联数据格式的使用，第二种是新类型的显示设备和增强现实能力。前者改变了网络信息内容被表征的方式，提高了信息内容的可通达性，即提高了对相关信息的特定片段的检索能力，同时也提高了信息的通用性，即信息的呈现模式更为灵活；后者则改变了我们和网络上的信息之间的交互关系的本质，信息变得更易于访问和理解，从而更适合影响我们的日常思考和行动。

斯马特提出，我们目前正在向下一代的网络技术时代进化，最重要的变革就是以文件为中心的信息编码模式转移到以数据为中心的模式。如果说传统网络中的信息编码模式是以文件为中心的，即我们浏览的是网页的集合，而在网页中充满了不相关和冗余信息的话，那么诸如语义网络和关联数据(Linked Data)技术则促进了数据建模和表征进路，独立于特定的表达格式或者使用语境。语义网络是通过给万维网上的文档添加能够被计算机理解的语义“元数据”，而使整个互联网成为一个通用的信息交换媒介的，通过使用相关的处理工具来扩展万维网的能力。而对关联数据的使用则将导致数据网络的出现，数据网络将目前的以文档为中心的模式改变为以数据为中心，网络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分布式数据库，其中数据链接通过可参引的统一资源标示符(dereferenceable URI)来建立。它具有以下特征，因此对于网络延展心灵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

1. 独立于特定的网络信息表达格式和使用语境，信息内容的呈现方式更为多元和灵活，数据可以在不同的网络和程序环境中以不同的方式被运用。

2. 可以表征有限集合数据或有限数据项，意思是说，支持对特定信息片段的快速检索和呈现。

3. 在语义上更为丰富，即支持对相关信息的特定检索。*Paul Smart, “The Web-Extended Mind”, Metaphilosophy， Vol.43, No.4, 2012, p.10.斯马特进一步提出，仅仅改变网络信息的表征形式是不够的，如果不能在网络与人的交互技术方面发生革命，那么新的网络数据模式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目前我们访问互联网的典型模式是通过键盘、鼠标和显示器，通过网络浏览器来进行网络交互，这样的方式完全无法满足认知延展的条件。而且早期互联网发展是基于静态网页为主的模式，无法提供人机之间的互动，而web2.0提供给用户一定的自由，并且鼓励用户创造内容并参与其中，但是仍然无法满足可以支持网络延展心灵的条件。因此，他提出一种“真实世界网络”(the real world web)来代替。这种网络的核心观念是强调真实世界环境的重要性，即基于网络的信息应该被嵌入真实的世界中，并且像我们与真实世界日常交互的方式那样与网络进行交互，这样一来，就可以满足我们从网络访问和处理信息的方式，和我们日常认知活动中通过生物学大脑访问和处理信息并指导思考和行动的方式一样。真实世界网络具有以下特征。

1. 积极主动性。如果说传统网络必须要通过主观的努力才能参与其中，而网络本身仅仅是被动地被发现、被检索和被解释的话，那么在真实世界网络中，检索信息的责任由完全由人承担转变为由网络来承担，这是一个更为智能和主动的网络，可以对用户的信息需求做出预期并且主动让信息变得对于认知来说是有效的。

2. 与世界日常交互的嵌入性。如果说传统网络在提供信息支持的时候需要我们的注意力从手头正在做的事情上转移开来，那么真实世界网络中，网络已经成为我们日常活动中与世界的嵌入式交互背景和认知与行动得以成立的感知背景。通过这种嵌入在世界中的网络，网络中的信息将覆盖到真实世界的对象之上，我们能从中实时地获得信息。

3. 个性化。如果说传统的网络信息并不是用来专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话，一旦需要解决某个问题，我们就需要从多个网络资源那里获取相关的信息。那么真实世界网络则通过关联数据、大数据分析等实现个性化的信息。*参见Paul Smart, “The Web-Extended Mind”, pp.11—12。作者在原文中谈论的是和真实世界网络相比较的传统网络特征，即被动性、与世界日常交互的割裂性和非个性化，我在问中将他所提出的以上三个特征进行了反转，则正好是描述了真实世界网络的特征。

因此斯马特认为，如果未来的网络技术可以满足以上条件，那么这样的网络技术就足以满足网络延展心灵的条件。事实上，真实世界网络虽然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但是它已经逐渐体现在现代技术的发展趋势之中，例如计算机可以通过自然和用户交流，用户可以通过更为友好和直接的语义信息和计算机进行互动。当前正在火热发展的可穿戴智能设备，伴随着无处不在的传感器所构成的物联网，能够随时随地在人类和网络之间自由地交换信息，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也逐步向人类展示了一种更为真实的虚拟环境。未来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进步，计算机可以直接读取人类大脑的信息，而人类大脑也可以随时发出意念来控制外部环境。真实世界网络将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的嵌入式背景，我们将处在一个无所不包但同时却并不会有意识察觉到的超级计算环境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中大脑和外部环境可以实现毫无障碍的信息交互，对外部资源的信息访问就如同大脑对其自身资源的访问一样。

四、 对记忆延展的研究*关于记忆的延展认知研究，可参见以下文献Paul Smart, “Extended Memory, the Extended Mind, and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Mediated Memory Enhancement”, 2010, http://core.ac.uk/download/pdf/1509794.pdf； Robert Clowes, “The Cognitive Integration of E-Memory”, Review of Philosophy & Psychology， Vol.4, No.1, 2013, pp.107—133； Robert Clowes, “Hybrid Memory, Cognitive Technology and Self”, http://www.fcsh.unl.pt/eventos/HybridMemoryCognitiveTechnologyAndSelf1.pdf。

在当前的认知科学哲学研究中，研究者普遍认为，对“记忆”的延展性的研究是当前研究网络延展认知最为成熟的领域。人类的记忆现象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历史上讨论记忆的文献汗牛充栋，这都来源于人类记忆所具有的神秘性。因此，记忆已经成为许多学科都会关注的关于人类认知本质的焦点问题之一，他们都致力于从各个角度来理解人类的记忆。对于人类的认知能力而言，记忆由于其所具有的特殊属性，也成为了延展认知研究特别关注的领域之一。可以说，记忆科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努力寻求提高人类认知功能，并为理解人类认知的本质提供一条可行道路。当前，在哲学领域，有一种观点认为，记忆现象也可以被看作一个对于分布式认知、情境认知和延展认知理论的关键测试点，最重要的是因为记忆似乎把我们从目前的情况中抽离出来，让我们远离那些事件和时间的碎片，并把我们与一组以前经历过的心理状态相互联系，因此它对新认知理论的最大启示就是，外在于大脑的社会的或物质的资源是如何可能成为记忆状态或记忆过程的整体的或构成性特征。这对于理解认知理论特别重要，如果延展认知理论强调了外在于神经系统的结构和资源在认知脚手架和实现认知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延展记忆的实现无疑就成为了这种理论最强有力的支撑。此外，对记忆的研究也与一些新的技术的潜在影响有着有趣的关系。比如，以生命记录(life-logging)技术为例，生命记录通常也被称为生命日志，它通过技术手段将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捕捉住并存储在外部的随身携带的小型化数字存储设备中，可以将我们过去的经验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通过生命记录技术，我们可以实现在大脑外部对人类的记忆进行“备份”。未来学家甚至畅想了生命记录技术的发展，将数字芯片植入人体，并且将芯片与人的大脑神经系统相互连接，可以直接读取人类的记忆仓库，进而实现思想和情感的存储，当人类肉体死亡之后，可以将自己的记忆导入计算机，从而实现数字永生，死亡因此就不再变得可怕。尽管当前的技术发展尚无法实现这些想象，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当更多地使用网络作为一种个人数据的存储介质时，网络就能更多地提高我们的潜在记忆能力，并且网络可以充当我们的外部记忆仓库。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和之前关于延展认知的讨论是一致的，即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将基于网络的资源看作是我们记忆系统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即时、可靠、方便地访问网络中的信息，就好像访问生物学记忆中的信息一样，那么这些外部信息是否能被看作我们自己的知识或者信念集合，就好像生物学记忆中的知识和信念集合一样。

斯马特讨论了认知延展的概念，并将其应用到人类认知的一个特定方面，即记忆。他提出，用这样的思路来理解记忆，即考察在记忆中我们的社会和物理环境资源的贡献，那么某些类型的记忆现象可能会被更好地得到理解。在某些情况下，如社会分布式记忆，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将非生物学资源看作记忆的一部分，即一个延展了的信息处理网络，它同样也构成人类记忆的物质基础。因此，斯马特得出这样的结论：用延展的方法来研究记忆提升了我们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理解，并进一步刺激了未来的科学发现。延展记忆系统的可能性预示着未来发展的丰富的技术机会，如果记忆的机制部分地是由延展外在于神经领域的信息处理机制构成的，那么我们的记忆能力将受到极大的影响。通过这些构成记忆的非生物、非神经元素，我们就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干预、提升人类的记忆能力，而这在传统医学领域是通过增强记忆的药物来实现的。不过斯马特同时也提出，在我们全面接受这些延展记忆的愿景时，重要的是需要去理解这些技术的功能目标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未来的记忆技术的设计应该基于对人类记忆系统更好地理解基础之上，人类的记忆应当位于其适当的生态环境之中，对表征的和计算的元素的一种延展式的联结应能帮助我们在哲学上更好地理解人的本质。

罗伯特·克劳斯(Robert Clowes)也对记忆的延展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提出，人性和智慧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我们遗传禀赋的问题，而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历史。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重要的是技术的发展，其中某些技术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心灵结构。但是，直到今天，对于认知技术的争议仍然在进行。认知技术以及环境资源，可以成为心灵的一部分，这也在哲学上催生了对延展心灵的本体论讨论。可以说，人是一种灵活的、混合的和未完成的生物，生活于其中的技术领域的类型将会塑造我们的心灵以及我们成为什么样的存在者。记忆似乎已经成为了对于延展认知的最为重要的测试手段之一，包含数字系统和数字服务中的电子记忆，我们记录、存储和访问数字记忆痕迹地不断增加，取代了部分有机体的记忆系统。克劳斯提出了这样两个术语，即有机体记忆(O-Memory)和电子记忆(E-memory)，有机体记忆是指一组毫无疑问的异质相互混杂的系统和过程，而构成其基础的就是我们的民间心理学范畴体系。而电子记忆同样是指异质的相互混杂的设备和系统组合，通过取代、扩展或增强的方式能够实现类似的功能。而有机体记忆和电子记忆只是一种在概念上的划分，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现存的和未来的两者之间进行互动的混合体。当这些记忆技术变得越来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背景时，它们将倾向于变得不那么明显，甚至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与技能性行为的背景中去。对于理解电子记忆，采用延展的或嵌入式的研究进路具有许多的优势。不同的进路将产生关于记忆问题的不同回答，例如，是否利用互联网技术意味着我们自身认知能力的丧失？当技术成为我们心灵的实际部分时，是否将会影响我们对认知本性的理解？由于记忆在我们的认知结构中起着核心作用并构成了自我意识的基础，使用电子记忆是否已经开始改变我们的认知框架，并且进一步影响到我们对人性以及自身存在的深刻理解？而电子记忆恰恰是对延展认知研究的最佳切入点。电子记忆具有四个特征——整体性、实践的认知包容性、自治性和纠缠性，它提供了人类认知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其中，整体性和包容性支持我们对于电子记忆的依赖，而自治性和纠缠性则对电子记忆是否真的能被看作是我们心灵的恰当部分提出了质疑。克劳斯评估了电子记忆的可能性，以及这种技术的发展对于人类来说是一条充满希望的还是危险的道路。

五、 走向一种“混合的心灵”*本节内容可参见David J. Staley, Brain, Mind and Internet: A Deep History and Fu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vi-xiii, pp.1—14, pp.86—90。

戴维·斯坦利(David Staley)是另一位对基于网络的延展心灵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他在2014年出版的《大脑、心灵和互联网——一部深入的历史以及未来》一书中提出了另一种更为宏大的论证方式。他系统地研究了能够实现网络延展心灵所需要的一系列大脑和互联网的接口，提出了互联网和大脑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认知耦合系统，并指出现有以及未来技术的局限性。他在书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通过大脑和更大的外部系统以及技术上增强的记忆存储系统之间的共生关系，互联网代表了在扩展心灵能力的历史—进化的长期过程中的下一个阶段。

斯坦利提出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两个方面。第一，人类可以发展出外在于身体的以物质形式存在的符号，这种符号化的过程允许我们永久存储思想和观念，而生物学大脑则无法做到这点；第二，人类通常会将自己的认知活动部分“卸载”到环境中去的，例如我们往往是通过某种“信息存储的外部形式”，来分担生物学记忆的负担，让外部环境和技术成为我们记忆的一部分。比如他提到罗兰茨曾观察到人类通常将自己的认知活动部分“卸载”到外部环境中的技术中去。再比如GPS系统，人们不是仅仅在他的生物学记忆中记住空间位置，而是依靠GPS。他将GPS看作是“信息存储的外部形式”，可以减轻我的生物学记忆的负担。尽管现在出现了许多记忆卸载的信息技术，但是这种卸载并非仅仅是互联网时代才出现的，而是从人类有书写的历史以来就开始了，甚至可能比人类书写的历史更为久远。历史上出现过的诸多符号化技术和人类心灵结构的进化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斯坦利提出一种“混合的心灵”的概念，我们的心灵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而是长久以来就已经是“混合的心灵”。人类不同于其他物种的一个特征，就是发展出了外在于身体的以物质形式存在的符号，符号化的对象允许我们永久存储思想和观念，而人类生物学大脑则不行。这些符号化技术是和人类心灵的结构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而斯坦利认为互联网将是下一代伟大的符号化技术。

斯坦利考察了许多考古学和史前学家的研究成果，自从新石器时代后人类的创造力得以爆炸式的发展，这仅仅从基因的进化上来说是很难解释的，因为基因的改变通常是缓慢的，大脑和外在的物质世界对象之间通过不断的耦合作用从而得以进化。换句话说，物质对象和作用于这些物质对象的大脑之间存在共生关系，如果认知是延展的，那么它向外延展到了由人类大脑所创造的关于事物和对象的物质环境之中。对大脑的考古学研究表明，如果没有这种超越大脑本身的“认知生态学”，这种生态学包含了一个由外部空间所提供的大脑参与认知的语境，那么大脑本身是不可能按其所预期的那样工作的。例如，斯坦利借用了许多考古学家和史前学家的学术成果，例如柯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认为，我们所遭遇的从物质世界中所塑造的物理对象对于我们的认知来说是处于核心地位的，这样的文化发展正是驱动我们进化的。伦弗鲁和其他史前学家则描述了大脑和物质文化的对象之间的耦合过程，以此将认知的目的看作是“共同进化”。比如关于重量的概念的创造，提供了在大脑和大脑周围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这种共同进化的相互作用的例子。也就是说，你必须拥有身体并遭遇到拎起重物的体验，没有身体经验的大脑无法创造概念。再如考古学家兰布罗斯·马拉弗里斯(Lambros Malafouris)提出，在物质对象和作用于这些物质对象的大脑之间存在共生关系，向外延展到由人类大脑所创造的关于事物和对象的物质环境之中。他强调，如果没有一个更大的“认知生态学”，即由物质对象组成，一个外部的空间能提供大脑参与认知的语境的话，我们的大脑不可能按其所是的那样工作。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很久远的历史中，人类已经发展出了作为参与认知的一种方式的与自身所创造的事物之间的亲密关系。

斯坦利提出，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很长的历史中，人类和自身所创造的事物之间的亲密的耦合关系已经构成了参与认知功能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我们需要将互联网放在一种历史—进化的语境之中，大脑和外部环境与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正是这个复杂的过程驱动了人类认知的进化，我们的进化速度正是在我们发展出了能创造外部符号化存储系统的能力之后变得更快了。斯坦利引用梅林·唐纳德(Merlin Donald)的话， “当代人类心灵从灵长类动物心灵进化而来，通过一系列的适应过程，每一个适应过程都导致了一种新的表征系统的出现”*David Staley, Brain, Mind and Internet: A Deep History and Future, p.6.，并将这个不断扩展的表征系统称为“外在的符号存储系统”，指称“存储在某些相对持久的外部的记忆格式，无论对于用户来说是否实时可获得的”，提出表征系统是理解现代心灵进化的关键，我们认知能力的任何扩展都得益于成功创造出新的表征系统。一个重要的推论就是，将人类个体心理学的领域和人类文化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这定义了我们物种的认知体系结构。人类这个物种的特有属性就在于，我们的大脑和符号技术系统具有“接口”，参与认知意味着大脑和外部的符号仓库发生耦合作用，互联网这个当代技术成果，恰好构成了人类作为集体而产生的符号存储系统，形成了符号“云”将人类心灵包裹其中。互联网提供给我们比历史上任何存储技术更大的存储能力，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最为便携的符号技术，这种通过外部的符号技术延展认知能力，是一项古老的实践，也是未来人类的进化方向。正是在这个语境中，理解互联网以及它和人类心灵的关系，必须在长时段历史中才具有意义。

六、 评论与展望

从信息技术角度来关注认知科学基础理论革命，在国际学术界也属于前沿领域，因此这项研究极具创新性。不仅在于在研究方面它力求对交叉学科的综合性把握，而且它需要将信息技术的工程学研究和传统心灵与认知的哲学研究相结合。同时它也具有现实针对性，在对信息技术与心灵认知进行理解和定位的基础上，力图制定某些确定的、并符合现阶段认识水平的应对策略原则。

当前研究的现状可以总结为以下观点：

1. 延展认知假说在认知科学哲学界引起广泛争论，而基于(未来)信息技术的认知延展可以为延展认知的哲学假说进行辩护，甚至可以为更为激进的延展心灵假说进行辩护。

2. 随着信息技术更为广泛地融入日常生活，心灵的边界将变得更为模糊，身体、大脑、环境、技术、社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相互融合的智能体，必将冲击许多传统哲学观念。

3. 认为信息技术延展心智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人的本质观念，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对于信息技术对心灵与认知的不可逆转的影响，应全面评估其价值。

4.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认知革命，不仅仅改变了人的基本认知结构，进一步改变了我们对人性以及对自身存在状态的理解，未来必将产生一系列社会、文化、伦理等方面的问题。

当前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仅仅将哲学基本理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来分析信息技术对认知的延展，对相关哲学概念的使用未加清晰的界定；其次，考察的视角仍然局限在哲学观点对信息技术实践的影响，对信息技术如何反作用于哲学，重新思考传统哲学问题，例如心灵、身体、理性、主体、记忆等关注不够。再次，对信息技术延展认知的赞扬居多，对其带来的社会与心灵的负面影响关注不够。最后，当前研究更多停留在技术可行性阶段，而在文化与价值层面上关注不够。

尽管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是由于从当代信息技术出发研究延展认知还只是刚刚起步，因此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笔者认为，这项研究至少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有助于推进对未来信息时代“人机共生智能”的出现。

所谓人机共生智能，是指人类智能与更为广泛的信息技术所诞生的智能(包括人工智能、广义互联网、物联网等构成的超级智能环境)的相互融合，它是现阶段人机交互研究领域在生存论上的提升。如果说过去人们更强调人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那么现在则更强调人机之间的互动关系。人机共生智能的发展将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条是“从机到人”，即发展类似于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系统，未来的人工智能将不再是局限在特定规则之中的算法系统，而是能够自我学习、自我进化，能够从海量数据和与人类的相互交往中不断自我创造的系统。这种未来的智能系统将会更多地具有亲人类的感知系统，能够更加主动地亲近和适应人类。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提升人类的潜能。比如，人机交互奠基人的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曾写道：未来人机交互设计应着重于“提升人类能力，进而开发、整合及理解为改善社会生存几率所需的知识”。恩格尔巴特(Engelbart)于1995年的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研讨会上也提出了相同观点：“我们必须处理好整体中的双方，也就是人和机器——我们要找到一种方法使双方并驾齐驱、协同进化。”如果说传统的人机交互只是局限于认知以及运动控制能力，那么现在为了使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大智慧得以实现，人机交互将使得人类潜能与技术有机结合、协同发展，形成有效的协同进化，通过技术来克服人类和技术的瓶颈。*任向实：《重新思考人和计算机的关系》，http://mt.sohu.com/20170104/n477705043.shtml。而IBM公司近年来也一直致力于发展一种被称为“认知计算”的机器智能新形态。未来的机器不再仅限于计算、组织以及查找数据模式，还会感知、学习、推论，并通过强大的新途径实现与人类自然的互动，人和机器之间的联系会变得更加密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类如何与电脑连接，从而使他们在共同行动时比任何一个个体、组织或计算机都更加智能。*约翰·凯利、史蒂夫·哈姆：《机器智能》，马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6—7页。而人机共生智能的第二条路径则是“从人到机”，未来的人类智能将不再局限在单个人的大脑之中，心灵的边界将会广泛扩展，人类心灵将会形成一种生物—环境—技术的融合体。特别是随着当代脑机接口等技术的发展，可以通过在大脑中内置芯片，直接通过机器解读大脑电波，从而实现人与外在技术人工物的融合，并且将人的大脑与整个网络计算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延展认知条件。因此，在当代信息技术背景下研究延展认知恰恰为人机共生智能理论这条进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责任编辑：肖志珂)

戴潘，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受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信息文明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3AZD094)、 2013年上海市社科规划办重大项目“信息文明的哲学研究”(项目编号：2013DZX001)、 2015年上海市社科规划办青年项目“当代信息技术背景下延展认知的哲学研究”(项目编号：2015EZX003)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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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047(2017)02-012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