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大族与城市政治中心的确认
——以清代苏州玄妙观“康乾驻跸”说为中心

朱春阳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地方大族与城市政治中心的确认
——以清代苏州玄妙观“康乾驻跸”说为中心

朱春阳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寺观在古代社会向来是彰显王权的重要场所，在地方社会有着特殊的意义。以清代为例，名刹古观多为帝王巡幸的重要场所。帝王驻跸及赐额封赏等又使得这些寺观名显一方，甚至成为区域社会崛起的核心。在此过程中，不断壮大的家族势力或杜撰，或夸大“康乾驻跸”的说法，对寺观政治中心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种现象的背后暗藏着国家与家族共同利益的诉求，入清后苏州玄妙观在城市空间内政治地位的提升即为我们探究此种现象提供了有利视角。

地方大族；政治中心；苏州玄妙观；“康乾驻跸”

政治视角向来是解读城市发展的重要维度，古代社会更是如此。以清代为例，帝王南巡对城市发展存在深刻影响，并已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何峰的研究认为“盐商对南巡的贡献，得到了帝王的嘉赏，盐商不仅巩固了其专商地位，而且社会、政治地位迅速提升。”*何峰：《南巡、盐商与清代扬州城市景观的变迁》，《南京师大学报》2014年第4期。清代，地方家族获得了较快发展，其与国家的关系错综复杂，且不同地区表现不一。本文拟以帝王南巡时曾“驻跸”的苏州玄妙观为切入点，通过比较各类文献记载的异同，努力还原家族与国家在地方政治生活中的不同表现，揭示现象背后的真实动机，并从城市发展的视角把握玄妙观的政治内涵，以对现有研究有所补益。

一、“康乾驻跸”说的生成：地方大族话语

在今人眼中，玄妙观曾是皇帝驻跸的重要场所，如《百年观前》一书以清代小说《乾隆游江南》第57回为引入，用较多篇幅描述乾隆皇帝化名高天赐与周日青抵苏州游玄妙观的情形。该书进一步论述道：

乾隆确是到过玄妙观，并多次为玄妙观题字。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第一次南巡，到玄妙观虔诚地行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他第二次南巡到苏，曾手书“清虚静妙”四字赐给三清殿；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第三次南巡又题“太初阐教”“梵籁清机”匾额给玄妙观正殿，并题对联：“圆筦叶三元仁宣橐钥，妙机含万有寿溥垓埏”。额与对联仍保存在三清殿*姜晋、林锡旦：《百年观前》，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帝王驻跸及赐额等无疑被今人视为玄妙观迅速崛起的因素之一。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帝王南巡果真来过玄妙观吗？此种说法又从何而来？其实，在《清实录》《南巡盛典》等官方典籍里只字未提玄妙观。地方志书中，乾隆《苏州府志》未列专篇记录康、乾两帝的南巡，《玄妙观》部分亦未提及帝王巡幸事。嘉庆年间钱思元撰《吴门补乘》以补前志之不足，列有单章记录帝王在吴地的行踪，同样未提及玄妙观。钱思元的业师沈德潜在乾隆帝前五次南巡过程中参与程度较高，从理论上讲他对乾隆南巡的记载多半会受到沈德潜的影响。此后，道光、同治《苏州府志·临幸》结合前代诸多文献对帝王南巡进行了详细考证。同治《苏州府志》言：“圣祖高宗两朝翠华南幸十有二次，实为旷古盛典，乾隆《志》阙而不载，道光《志》补之是也，惟历次所赐御制道光《志》别立宸翰一门，编次颇多舛误，间有羼入，非巡幸时所赐者。今重加订正，即分附各次后，以省卷第焉。”*同治《苏州府志》卷首《巡幸》，清光绪九年刻本。并广泛考证了《采风类记》《江南通志》《迎銮二纪补》《居易录》《石柱记笺》等关于南巡的记载，但均没有驻跸玄妙观之说。

那么，玄妙观成为帝王临幸之所的说法始于何时？据笔者所见，帝王驻跸于玄妙观的记载多见于苏州大家族的家谱之中。具而言之，大致有以下几种版本。

其一，郭氏家族。关于玄妙观“康乾驻跸”的记载始于乾隆年间府学生郭衷恒所作的《江南名胜图咏录》，其说：“乾隆十六年辛未南巡，皇上临幸观中行香，二十二年丁丑，圣驾再幸。”*郭衷恒：《苏州名胜图咏》卷4《贞集》，清乾隆二十四年源汾堂刻本。然而该书的社会影响较为有限。《吴门补乘》在《御制诗》部分说“右依郭衷恒《江南名胜图咏录》及高晋《南巡盛典恭录》”*钱思元、孙珮著，朱琴点校：《吴门补乘·苏州织造局志》卷首《御制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说明其编撰过程中借鉴了郭氏的《图咏录》，但对于其“帝王驻跸玄妙观”之说并未采用。

第二，彭氏家族。几乎与《江南名胜图咏录》同时，彭启丰的《惠法师传》说乾隆十六年“上南巡幸元妙观，师率众跪迎”*顾沅：《元妙观志》卷10《集文下》，清道光十二年弥罗宝阁刻本。。乾隆中期以后帝王临幸玄妙观的记载更加频繁，以族谱材料及文人文集较为集中。庠生彭蕴琳(1770—1822年)等在《彭氏族谱·显考守约府君行述》中说乾隆四十五年(1706年)“圣驾南巡城中圆妙观，先期府君偕诸搢绅先生集议，定有章程，各捐费输，诚偕司事敬谨鸠工，次第就理，届期于王路庵恭逢。次早临幸圆妙观拈香，府君侍曾大父随班跪迎。”*彭钟岱：《彭氏宗谱》卷8《碑铭传述五》，民国十一年彭氏衣言庄刻本。又言乾隆四十九年(1710年)“圣驾六举南巡，岁前府君仍约诸搢绅先生集议，各输公费，于殿西建殿三楹，供奉南极，以祝圣寿，西墙下缭以围廊楼阁望亭纪。”*彭钟岱：《彭氏宗谱》卷8《碑铭传述五》，民国十一年彭氏衣言庄刻本。对于这两次及乾隆三十年的南巡，袁枚(1716—1797年)所撰《经筵讲官兵部尚书彭公神道碑》有着不同的记载：“在江南三次迎銮，皆召见温谕。四十九年，公迎驾跪龙泉庄，上遥望见，即命侍卫扶起，命秋冬北上，与千叟宴。”*袁枚：《小仓山房集》文集卷25，《续修四库全书》第14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除最后一次说明迎驾于龙泉庄，其他迎驾的地点皆未说明。而彭绍升(1740—1796年)在《书诸名公事状后二则》中只说彭启丰于四十五年和四十九年两次迎驾，且地点皆位于龙泉庄*彭绍升：《二林居集》卷18《事状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461册，第450页。。行状中所谓的“龙泉庄”在今江苏常州市东南。结合彭氏族谱分析，彭定求曾多次赴常州迎驾康熙帝至苏州，彭启丰甚至远赴山东迎驾，有可能这两次也是彭启丰赴龙泉庄迎驾至苏州。

第三，潘氏家族。继彭氏之后，潘氏家族日渐活跃。潘奕隽在《三松堂集》中说“乾隆甲辰三月，高宗纯皇帝南巡幸圆妙观，奕隽偕扈跸暨在籍诸臣跪迎观门外。”*潘奕隽：《三松堂集》续集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461册，第186页。家族在显示自身影响时，玄妙观作为迎驾的场所往往被强调。潘奕隽还在《嘉平望日登天庆观弥罗宝阁》(天庆观即今圆妙观)中说：“就瞻尚懔时巡盛，呼吸真疑帝载通。依槛不嗟筋力减，矞云快覩满晴空。”*潘奕隽：《三松堂集》续集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461册，第186页。与彭氏家族不同的是，潘氏族谱中未见“康乾驻跸”的记载。

第四，其他家族。除了郭、彭、潘家族外，赵怀玉撰写的《朝议大夫广西浔州府知府例封通奉大夫汤府君墓志铭》记载：府君讳大宾，字名书，号蓉溪，乾隆四十九年“上六幸江浙，率绍业迎于苏州元妙观，赏纻一端，又以逮事祖父及见曾元，恩赐七叶衍祥扁额，乡里以为荣”*赵怀玉：《亦有生斋集》文卷17《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第1470册，第238页。。不过，总体而言持此种说法的家族不多，且家族材料之间相互印证程度较弱，家族内部的说辞也不统一。

与家族的“康乾驻跸”说相呼应，各种关于帝王赐额玄妙观的说辞流传于世，进一步巩固、扩大了“康乾驻跸”的影响。然而此种说法亦矛盾不一，如《苏州名胜图咏》中说：“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四月圣祖仁皇帝南巡御书匾额赐圆妙观道士制匾，圣祖仁皇帝御笔‘餐霞挹翠’，弥罗宝阁恭悬。”*郭衷恒：《苏州名胜图咏》卷4《贞集》。乾隆二十二年帝王巡幸玄妙观，“御题‘清虚静妙’，赐圆妙观三清殿内恭悬，御题‘珠杓朗耀’，赐元妙观斗母阁恭悬。御题‘穆清元始’，赐元妙观玉帝阁恭悬。”*郭衷恒：《苏州名胜图咏》卷4《贞集》。顾沅《元妙观志》沿用了此种说法，并有所补充和更正。他认为后两块匾额，即“珠杓朗耀”“穆清元始”，为乾隆二十七年帝王第三次南巡时所赐，同时“御题对联：‘圆筦叶三元，仁宣橐钥；妙机含万有，寿溥垓埏’，赐玄妙观三清殿。御题匾额‘太初阐教’，又御题匾额‘梵籁清机’，赐元妙观正殿恭悬。”*顾沅：《元妙观志》卷首《宸翰》。同治《苏州府志》综合了以上两种说法，认为“穆清元始”“清虚静妙”“珠杓朗耀”为乾隆二十二年南巡所赐。乾隆二十七年，御赐“圆妙观扁联‘太初阐教’，‘圆筦吐三元，仁宣橐钥；妙机含万有，寿溥垓埏’”*同治《苏州府志》卷首2《巡幸中》。。乾隆三十年赐匾“圆妙观扁‘梵籁清机’”*同治《苏州府志》卷首3《巡幸下》。。该志甚至对帝王赐匾玄妙观持有疑议，如在写穹窿山扁时又附注“通志作元妙观扁，未知孰是”*同治《苏州府志》卷首1《巡幸上》。。帝王是否到过玄妙观暂且不论，通过分析说明地方家族对于玄妙观政治内涵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二、“康乾驻跸”说的动机：地方大族与朝廷的利益考量

由以上的梳理可知，帝王“康乾驻跸”说的形成与苏州地方大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是什么动机促使这些家族编造或夸大了这些“康乾驻跸”的说法？面对如此多样的传说，朝廷又是如何应对的？这些问题的思考，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开传说背后的深层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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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乾驻跸”说暗藏的家族利益动机

明代大量家族从外地迁徙到苏州，迁入初期他们往往定居在阊门，从事商业活动，并在家族积累一定的财富后向儒学持家转型。以彭氏为例，彭氏祖籍临江府清江县(今属江西省)，明初迁至苏州府阊门附近从事商业活动。至嘉靖年间彭天秩中举后，彭家开始代有登科。彭天秩子彭汝谐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其孙彭珑是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彭氏家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开始注意社会形象，并竭力攀附于地方大族以提高其社会地位。这从《彭氏家谱》墓志铭的内容及撰写人身份即可看出，其中有沈周、文征明、吴宽、申时行、祝允明、文震孟等地方名流。沈周所撰《彭至朴墓志铭》：“父曾得末疾，举动需人，至朴躬事抱持，昼夜不避……人皆以孝弟称之。”*彭钟岱：《彭氏宗谱》卷4《碑铭传述一》。王世贞在《明征士彭先生及配朱硕人合葬墓志铭》中称彭氏为“天下楷模”*彭钟岱：《彭氏宗谱》卷4《碑铭传述一》。。文震孟在《隆池彭翁传》中称彭氏“翁趣操甚洁”*彭钟岱：《彭氏宗谱》卷4《碑铭传述一》。。

明朝至清初时期，苏州的地方家族多集中在城西地区。嘉靖《吴邑志》记载：“卧龙街迤东皆长洲所治，而西则吴所治也。公廨官署士夫商贾多聚于西，故地则东旷而西狭，而俗则西文于东也。”*嘉靖《吴邑志·图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1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76页。顾炎武在《肇域志》中对明末苏州城的东、西差异有过描述：“城中与长洲东西分治,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胥、盘之内，密迩府县治，多衙役厮养，而诗书之族，聚庐错处，近阊尤多。”*顾炎武：《肇域志·江南八》，《续修四库全书》第587册，第651—652页。新生家族要想在既有的空间格局内获得发展比较困难。玄妙观所在的城东则较为空旷，据《红兰逸乘》载：“观前街旧名碎锦街，有桥对观者名碎锦桥，钱补履云康熙年间居民鲜少，立桥上望见张王府基一片荒烟蔓草。”*张紫琳：《红兰逸乘》卷2《古迹》，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辑，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随着新生家族的崛起及发展空间的寻求，东迁似乎成为必然的趋势，玄妙观恰好为地方家族提供了展示公众形象的舞台。潘氏亦是明时迁入阊门的外族，与彭氏有着高度相似之处。

唐宋以来，玄妙观一直是苏州地方官员活动及国家权力彰显的重要场所。清代，随着新兴家族的东迁，家族势力逐渐渗透其中。彭氏最早关于玄妙观的记载为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巡抚汤斌在玄妙观东建袁氏六俊祠，彭珑为其作记*同治《苏州府志》卷37《坛庙祠宇》。。该祠堂祭祀明代吴地袁氏兄弟六人，皆以文行知名吴中，称六俊，即明临江通判袁表、国子生袁褧礼、部员外郎袁衮、文学袁裦、广西提学佥事袁袠、贡生袁裘。袁氏家族在吴地有着较高的威望，家族祠堂又由名显一时的汤斌主持修建，故而彭氏家族的作记行为自然能够提高其家族自身的影响。与此相关的是彭珑与袁氏世族皆有姻亲关系。据《吴门袁氏家谱》，袁玉铅“一女适顺治己亥进士广东长宁县知县彭珑”*《吴门袁氏家谱》卷6《四房支谱表》，民国八年刻本。。彭氏族人彭定求还撰有《袁氏六贤小传》*《吴门袁氏家谱》卷3《祠祀》。。此后袁氏六俊祠又建有专祠，亦由彭氏族人彭定求作记*《吴门袁氏家谱》卷3《祠祀》。。世族之间深厚的政治联姻关系在修祠等公共活动有着充分的显露。

吴地文人辈出，为何袁氏祠堂得以在玄妙观修建？这背后或许有彭氏家族的因素。入清后，反映家族地位的乡贤祠堂在玄妙观及周边广泛修建。以潘氏乡贤祠堂为例，据其家谱记载：“世璜公举合祀乡贤，开呈事实，取具各结，由学牒县加结加看，详奉各大宪题准，入祀乡贤在案。今家主建立专祠坐落元邑悬桥巷，奉位入祠，相应照例请祭，并恳给示禁约，乞赐转请给示，照例春秋祭祀，委员致祭等情，由学申请到府。据此，除饬该裔备办祭仪外，合行饬委。”*潘承谋、潘家翃：《大阜潘氏支谱附编》卷6《崇祀录》，潘氏松鳞庄民国十六年刻本。

可见，地方官员的认可是家族祠堂修建的关键和前提。朝廷对祠堂祭祀的对象向来有着严格的规定，据《履园丛话》：“凡一府一邑，俱有山川社稷坛，文武城隍庙以及乡贤名宦诸祠，此皆列于祀典，官民之所宜春秋祭祀者。”*钱泳著，张伟校点：《履园丛话》卷21《出会》，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第576页。既然朝廷对修祠有最终的决定权，而权力的行使则取决于朝廷在地方社会的代表即地方官员，这就不难理解汤斌修建袁氏祠堂的原因。当然，具体修祠活动并非汤斌本人直接负责，他所起的作用无非倡导或认可。玄妙观还是历任官员迎来送往及举办祈祝仪式的场所，故而吴地家族壮大后利用帝王南巡之机放大“康乾驻跸”的影响。吴地家族在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欲借助于玄妙观构建影响一方的公共活动平台。而家族势力在玄妙观的渗透之所以如愿，亦离不开朝廷的默认或助推。

(二)“驻跸之所”背后深藏的朝廷利益

朝廷默认家族甚至赞同家族的系列行为是“康乾驻跸”说不断得以放大的政治背景，其背后同样暗藏着朝廷利益的考量。玄妙观的公共活动如修观、祈雨等向来由朝廷主持，或经地方官员认可后由家族开展。无论如何，这些公共活动皆处于朝廷的严格管控之下，家族开展所谓的“迎驾”活动同样如此。为了考察“康乾驻跸”说的政治根源，有必要对清初玄妙观的状况作简要梳理。

清初，文人群体出于对晚明的眷顾大多不入仕，市隐现象普遍存在。曾撰写过《亮翁施法师初度小诗奉赠》的郑敷教入清后不仕，与韩馨、顾大任、金俊明等结复社于广生禅院。广生庵位于郡城东，与元妙观连址，旧名观音庵。据《履园丛话》记载，与郑敷教同隐的顾顼父顾大任，于甲申之变后呼天大恸，曰：“我虽微秩，岂可偷生乎？”*钱泳著，张伟校点：《履园丛话》卷5《乡贤二》，上册，第121、122页。遂缢于庭，家人救之，公厉声曰：“汝辈欲污我耶？”几赴水不死，遂成疯疾，终日或歌或哭，间日而食。“顺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呕血数升，连呼‘皇帝，臣来也’，而殁，年六十一。”*钱泳著，张伟校点：《履园丛话》卷5《乡贤二》，上册，第121、122页。明末高士徐波，曾于紧邻玄妙观的悬桥巷修筑了他的圆峤仙馆。明朝灭亡后，徐氏“无奈地隐入天池山”*夏冰：《苏州士绅》，文汇出版社2012年，第217页。。曾撰文《法师亮公祷雨玄妙观赋颂》的陆世廉(七十七翁)和撰《圆妙观弥罗宝阁成纪胜》的王摅等入清后皆隐居不出。复社成员中多为士林名流，如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伟业，“学问博赡，或从质经史疑义及朝章国故，无不洞悉原委，诗文工丽，蔚为一时之冠”*《清史稿》卷484《文苑列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326页。，在士林中有着重要地位。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颁布剃发令，以削弱汉族的民族抵抗意识，然此举进一步激化了江南人民反抗的情绪，顾炎武即有亡国亡天下的论述*章炳麟：《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1《革命道德说》，《续修四库全书》第1577册，第483页。。如果改变汉人留束长发的儒家伦理，即意味着亡天下。在朝廷政权强势推行下“卖饼夫妇世居苏玄妙观前，闻令咸缢死之”*查继佐：《鲁春秋·监国纪》，吴兴张氏民国三年刻本。。由此看来，清廷的要求并非武力强制干预即能奏效。

实际上，清初以来朝廷一直竭力笼络地方家族。以彭氏家族为例，自明中期开始，彭氏家族就有明显的隐逸倾向，彭昉子彭年嗜读书、饮酒，一生亦过着超然世外的隐士生活，当时知府曾邀请他参加考试，却被拒绝*文震孟：《姑苏名贤小纪》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541册，第382页。。最终还是自摒于科名之外。明末清初依然如此。据《汪琬墓志》载，彭定求的祖父彭行先为明末拔贡，见国事日弱，无心仕途，教授里中逾四十年，与郑敷教、金俊明合称“吴中三老”*同治《苏州府志》卷88《人物十五》。。彭行先之兄彭德先，入清后亦不复出。然彭氏兄弟二人及其族人皆为清廷所器重，进而在公共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彭德先为例，据彭绍升《彭氏家传》载：“国朝定江东，故图籍尽散失，司理沈旭轮复请，公因前书为据。顺治二年，捐恤赋额，悉委公裁定。”*彭绍升：《二林居集》卷23《传一》，第492页。再以彭行先为例，据同治《苏州府志》载：“巡抚汤斌推重行先旧德，每月吉读法，命有司延致，辄固辞，及斌还朝，上问吴中人物，遂举行先与其兄子珑(彭珑)以对。”*同治《苏州府志》卷88《人物十五》。巡抚汤斌任职苏州后向朝廷力荐彭氏家族，是引导彭氏族人踏入仕途、走进公众视野的关键人物。顺治十六年(1659年)彭珑举进士，其子定求康熙十五年(1676年)为状元，至此彭氏在地方社会已经完全成为一支文化世族。

汤斌对于彭氏家学有着重要的影响，据《南畇文稿》：“定求之学出于汤斌，斌之学出于孙奇逢；奇逢之学出于鹿善继；善继之学则宗王守仁《传习录》。故自奇逢以下，皆根柢于姚江，而能参酌朱、陆之间，各择其善，不规规于门户之异同。定求是集，于文章之有关于学术者，尤所留意，而持论则兼采二家，无所偏倚云。”*《四库全书总目》卷183集部36《别集类存目十》，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册，第1658页。对彭定求影响最大的是汤斌，汤斌“笃守程、朱，亦不薄陆、王，身体力行，不尚讲论”*徐世昌等：《清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35页。。由于师承关系，彭定求早年倾心于王氏心学，又兼采程、朱理学的思想。

在朝廷助推下彭氏家族在当时影响巨大，江藩在《国朝宋学渊源记》中说：“彭珑字云客，号一庵，苏州卫籍。早岁补庠生，有文名。顺治初结慎交社，始则宋实颖弟兄三人及尤侗、汪琬、吴敬生七人而已，后远近闻风入社者，不可胜纪。”*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下，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35页。

当然，与朝廷举措形成互动，入清后彭氏家族从事各类公共活动，为地方家族树立了典范。彭氏与汤斌的关系只是家族与朝廷互动的典型之一。又如顺治十年(1653年)九月，曾主持东南文社活动而声望显著的吴伟业被迫应诏北上，仕清为官，顺治十一年被授为秘书院侍讲，后来又升国子监祭酒。这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士人群体的抗清斗志，玄妙观成为朝廷怀柔文人群体的重要场所。顺治间玄妙观三清殿倾颓，吴趋耆儒鲁芳矢愿募建，延穹窿道士施道渊经营成之，并建雷尊天王殿，“吴伟业有记”*顾沅：《元妙观志》卷1《本志》。。清初，关于玄妙观各类异闻进一步折射出朝廷笼络地方家族的动机。据《玄妙观志》载康熙初耿藩病笃，曾到苏延请道士施亮生借寿，其殂后亮生至闽建道场，伊子精忠悦甚，“以六千金为赠度师，募以万金之缘，伊弟等凑足其数，归造弥罗宝阁，藉此一缘也”*顾沅：《元妙观志》卷11《杂志上》。。又载：“耿精忠之未叛也，延吴中道士施亮生作醮完满，日梦天赐一罪字，觉而询之亮生，亮生曰：‘天意欲殿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耿后起兵伏诛，人以亮生为知几云。”*顾沅：《元妙观志》卷11《杂志上》。当然，这些民间传说的由来无人知晓，之所以形成影响与地方家族紧密相关。结合帝王“康乾驻跸”说的形成，不难看出朝廷与家族背后的动机。

三、“康乾驻跸”说的影响：作为苏州城政治符号的玄妙观

以“康乾驻跸”说为标志，在国家与地方家族共同推动下玄妙观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以至于成为苏州城市政治符号的象征。

(一)玄妙观社会影响的逐渐扩大

清代，新生的地方家族竭力攀附于王权以提高政治地位，帝王南巡恰好为其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以族谱资料为据，《彭氏宗谱》说乾隆十九年(1754年)“彭启丰蒙赐南巡诗三十二件”*彭钟岱：《彭氏宗谱》卷首《宸翰》。。四十一年(1776年)，即彭启丰南归九年，“迎驾山东诏复尚书衔，以廉明能文受知”*彭钟岱：《彭氏宗谱》卷3《彭氏后家传》。。乾隆四十九年帝王南巡时，彭启丰等“跪迎，蒙恩赏给内缎”*彭钟岱：《彭氏宗谱》卷8《碑铭传述五》。。家族借助帝王南巡亦不失时机的展示了其社会形象，如彭绍升在记录彭启丰四十五年迎驾时称：“府君家居无博弈之娱，无声色之好，以俭约率先乡里，遇生辰戒子孙不得张乐，客至者薄酒数巡而已。”*彭绍升：《二林居集》卷18《事状七》，第450页。帝王南巡及封赐反复被提及，可见对其家族的重要性。又如《莫厘王氏家谱》中说：“迎驾回南，得拜尊前，愈深仰企，而公方倡修家乘，遍传子姓，共商搜缉，盖吾王氏家谱修自前明太傅公阅三百余年来莫为之后，公独奋然起而修之。”*王季烈：《莫厘王氏家谱》卷23《杂文》，复印本。清代，族谱修撰较为兴盛，诸多族谱无不突显家族与宫廷关系的紧密。居住于玄妙观周边的彭氏等家族，其频繁受封现象使得帝王南巡的影响在玄妙观周边不断被放大。帝王赐封的重要性同样见于其他家族的记载，如钱襄“居元都观东之朴雅斋，书名重吴下，乾隆壬午高庙南巡，献诗赋，赐举人，授中书”*潘奕隽：《三松堂集》续集卷6，第207页。。可见，“康乾驻跸”说亦对家族产生了巨大影响。

正因为帝王南巡反复被家族所“炫耀”，这无疑固化了玄妙观社会形象并因家族势力膨胀而放大。与彭、潘家族关系紧密的石韫玉在修撰《苏州府志》时，介绍玄妙观：“乾隆中高宗纯皇帝南巡赐额，屡次临幸。”*道光《苏州府志》卷44《道观一》，清道光四年刻本。此种说法同样被《元妙观志》、同治《苏州府志》沿用。彭启丰在《重修圆妙观碑》中也强调乾隆十六年(1751年)帝王驾临玄妙观*彭启丰：《芝庭先生集》文稿卷11《记》，清乾隆刻增修本。。该碑志均被道光、同治《苏州府志》所收录。在县志材料中我们仅发现乾隆《长洲县志》提及“乾隆十六年春，皇上南巡临幸”*乾隆《长洲县志》卷29《寺观》，清乾隆三十一年刻本。玄妙观。此外，在《元妙观志》卷首《恭纪宸翰》中顾沅仅提及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帝王临幸元妙观。结合编订时间和内容综合分析，顾沅明显受到家族记载的影响。家族材料中的“康乾驻跸”说同样在玄妙观地图上有着更加直观的反映。目前有关玄妙观的存世地图计2张，一张收录于乾隆《长洲县志》，画面上几乎没有帝王南巡的印记；另一张收录于《元妙观志》，为孔继尧于道光辛卯年所绘，帝王行宫赫然显现于图上。

历史的发展亦形成“层累”效应，故而越往后期玄妙观地区南巡特征愈被固化，这在不同时期对南巡事件记载的差别中清晰可见。以“太平郎”为例，《吴门补乘》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年)，圣驾奉皇太后巡幸至吴地：“ 有吴姓童子，年七岁，眉目如画，跪迎道左。太后见而怜之，命携入行在，赐以珍果玩具，名之曰‘太平郎’。既归，其父母遂盛饰童子坐之门，大书‘钦赐太平郎’五字高揭楣间，一时观者如堵。以民间稚子得入禁廷，荷恩赐，不可谓非幸矣。”*钱思元、孙珮著，朱琴点校：《吴门补乘·苏州织造局志》卷首《巡典补》，第23页。同治《苏州府志》有着几乎同样的记载，略微差别在于突出吴姓童子家住紧邻玄妙观的护龙街，不难看出城东地区政治角色日渐突显。

(二)玄妙观建筑日渐宽宏及政治象征的形成

帝王“驻跸”有助于观舍的修建，并在此过程中赋予了其更为丰富的政治内涵。彭启丰在《重修元妙观碑》说：“乾隆十六年圣驾南巡，在籍诸臣于观中设经坛祝慈宁万寿，驾亲临视。越六年再建万福经坛恩赉帑金三百为香火供……越五年，又南巡，越三年，又南巡，礼亦如之。”*彭启丰：《芝庭先生集》文稿卷11《记》。彭氏族人借助于帝王权威的影响频繁开展道观修缮活动，又如彭氏后人彭慰高在《元妙观重修寿星殿记》中也曾说：“乾隆四十九年岁次甲辰，高宗纯皇帝六举南巡，维时先高祖以尚书致仕家居，谋于同郡诸搢绅，在元妙观三清殿之西偏建殿三楹，供奉南极，以祝圣寿。”*彭慰高：《仙心阁文集》卷1，清光绪刊本。乾隆四十六年彭希韩在《长洲县奉各宪饬谕玄妙观各房逐年轮值观内事务碑》中突出“圆妙观系奉圣驾临幸之所”*《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3页。。地方家族竭力倡导修缮坍塌的山门、祖师殿，并禀请府宪轮值管理。

除地方家族外，部分地方官员也借助于帝王影响倡导修观。嘉庆年间苏州知府任兆炯《重修东岳殿记》就曾说：“高宗纯皇帝南巡临幸，睿藻天章，揭如日星。”*《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3页。古代建筑大多有着严格的规制，入清后玄妙观一改明时倾圮的外观，殿阁规模位于吴地建筑群体之首，以单体建筑而论，既使与政权关系极为紧密的苏州府学，主体建筑大成殿，“规模仅次于玄妙观”*廖志豪：《苏州的府学、书院、社学与义塾》，《铁道师院学报》1993年第2期。。在地方家族的推动下，苏州玄妙观逐渐成为吴地社会政治符号的象征。

家族是探究朝廷政治活动不可或缺的因素，吴地家族借助“帝王南巡”等具有影响性的事件竭力放大驻跸玄妙观之说，以至于后人形成错误的认知，即该处系帝王驻跸的“重要”场所。事实上，探究康乾驻跸的真实性已经毫无意义，诸多资料记载的差异大体可以说明一二。现象背后的“国家—家族”利益及对玄妙观影响的探究更有着现实价值。明至清初，苏州的地方大族以阊门地区较为集中，地方府衙亦以城市西南部的胥、盘较为聚集。相比之下，玄妙观并不具有影响力。帝王“康乾驻跸”说及家族其他政治活动的开展，在家族与国家共同作用下，乾隆以后玄妙观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带动观前街区的发展，从而使其成为苏州城市的中心。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10&ZD06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郝红暖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Clans of Fame and Status and Urban Political Center——Center on the Story of ‘Sojourn of Emperor Kangxi and Qianlong’ about Xuanmiao Guan of Suzhou in the Qing Dynasty

ZHU Chun-yang

(School of Histor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The temple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lace to highlight the monarchy in the ancient society,and ha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the local society.For example,many renowned temples with a long history were used to be major places for imperial tour in the Qing Dynasty.The imperial sojourn at the temples and the awards including inscribed boards also made these temples be famous for miles around,or even become the center in the rise of regional society.During this process,the constantly growing clans’ forces that either made up or exaggerated about the stories of ‘Sojourn of Emperor Kangxi and Qianlo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center of the temple.Behind this phenomenon was the pursuit of common interest between the state and clans.The promotion of Suzhou Xuanmiao Guan′s political status in the Qing Dynasty could provide us a unique perspective to investigate this phenomenon.

regional clans of fame and status;political center;Xuanmiao Guan (a temple of mystery) in Suzhou;story of ‘Sojourn of Emperor Kangxi and Qianlong’

K249

A

1005-605X(2017)02-0127-06

朱春阳(1979- )，男，江苏扬州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苏州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