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与前行：新中国前30年古籍整理历程

诸伟奇

(安徽大学 古籍整理办公室，安徽 合肥 230039)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曲折与前行：新中国前30年古籍整理历程

诸伟奇

(安徽大学 古籍整理办公室，安徽 合肥 230039)

新中国前30年(1949—1978)古籍整理事业经历了起步、发展、重创与前行的历程：习仲勋关于成立古籍出版社的批示，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关于古籍整理工作的第一个文件，为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建立和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制定，标志着我国古籍整理事业进入一个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的崭新阶段；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创办，是20世纪我国古籍整理事业和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以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代表的一大批成果的出版，说明了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已取得初步繁荣；古籍整理现代范式和标准的确立，开启了古文献学科研究的新篇章；“文革”爆发，使古籍整理事业遭受重创；“四人帮”覆灭，经历了30年曲折前行的中国古籍整理正蓄势待发。

新中国前30年；古籍整理；古文献学；曲折前行

一 、古籍整理工作的起步与新变(1949—1957)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在这翻天覆地的巨变中，作为文化学术事业一部分的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的发展也进入全新的阶段。

(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水浒》70回本

1.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

1949—1952年，我国处于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整理和重印的文史类古籍数量很少，主要是北京、上海的一些出版社延续解放前的业务。4年时间，古籍整理出版只有29种，分别为1949年(10月以后)2种，1950年7种，1951年16种，1952年4种，其中，王沂暖译本(元)福幢的《西藏王统记》、王重民编纂的《敦煌曲子词》(该本3卷，辑成于1940年，至1950年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周祖谟的《广韵校本》及中科院所编的《明清史料》(丁编)价值较高。

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冯雪峰任社长兼总编辑，聂绀弩任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编辑室(简称古辑室)主任。冯雪峰明确提出，从《诗经》、《楚辞》直至清末的文学名著，一切优秀的古代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都要系统地整理出版，向广大读者提供可靠的读本。在整理方法上，他强调要有朴学家的精神，即版本须择优，校注要严谨。他还从全国各地广泛延纳一批专家学者，充实古籍整理编辑队伍，许多著名学者、专家，如顾学颉、张友鸾、黄肃秋、汪静之、钱南扬、陈迩冬、王利器、童第周、文怀沙、赵其文、王庆淑、冯都良、严敦易、舒芜、周汝昌、王士菁、林辰、周绍良、麦朝枢等，都曾在古辑室工作过*陈建根：《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概况》，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总第267期。。

人文社古辑室对建国初期的古籍(特别是文学古籍)整理路径的探索、方法的完善以及学术质量的提高，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郑振铎的《关于〈永乐大典〉》，文中介绍了《永乐大典》卷帙、字数、编纂过程、主要内容、价值及命运，强调了要“十分重视这些文化、艺术遗产，而且会十分珍重地保存、管理、供给人民大众加以应用与参考研究”*郑振铎：《关于〈永乐大典〉》，《郑振铎全集》第14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268页。。郑振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他也是国内外著名的文学家和古文献学家，这篇文章是解放后党报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古籍和古籍整理的文章。

2.《水浒》70回本的出版

聂绀弩就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编室主任后，进行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整理校订70回本《水浒》，该书于1952年10月出版。该本以金圣叹批改删订的明贯华堂刊70回本为底本，删除金圣叹全部评语，又对金氏所改文字依照《水浒传》的100回本和120回本恢复原样。为便于普及，整理者还对书中一些现已不习见的词语，作了注释。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出版社最早整理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它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起步。《水浒》的出版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还为之发表短评《庆祝〈水浒〉的重新出版》。短评中说：

《水浒》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并有多个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研究了各种不同的版本，为了照顾读者阅读方便，以明末清初(公元十七世纪)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为底本，慎重订正后加以重印。……《水浒》的校订出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研究整理我国古典文学的成绩之一。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整理工作，是千万人所期望的工作，是具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事情*《庆祝〈水浒〉重新出版》，《人民日报》1952年10月27日。。

1953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郑振铎《为做好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而努力》一文，文中提出“我们将怎样把那么丰富的古典文学遗产加以普及”的问题，指出“做好古典文学遗产的注释工作乃是一切古典文学研究者所必须用全心全意来从事的长期的事业”，强调“要做好注释的工作，必须首先”具备版本知识和技能，“第二是把许多异本加以整理、研究，去其妄者、伪者，存其善者、真者。不尽信古，也不完全疑古。”“第三是不仅注释其文句，也应该研究、批判其内容”*郑振铎：《为做好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而努力》，《人民日报》1953年10月21日。。

《水浒》出版后，紧接着《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聊斋志异选》等一大批读者喜闻乐见的古典小说相继整理出版。

(二)习仲勋的批示与古籍出版社的成立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对国家出版总署关于成立古籍出版社的报告做了批示。批示指出：“为了保存与整理中国文化遗产，团结一部分学术研究工作者，建立这样一个出版社是很必要”；根据需要和条件，“工作可由少到多”*《陈克寒关于建立古籍与汉文字典编辑机构致习仲勋并中央宣传部的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3月1日，时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之前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处长)陈克寒根据习仲勋批示，对成立古籍出版社的宗旨、要求、任务、机构、人员等，向“仲勋同志并中央宣传部”做了详细的书面汇报*《陈克寒关于建立古籍与汉文字典编辑机构致习仲勋并中央宣传部的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年)》，第135—137、137页。。汇报信首先谈到了成立古籍出版社的宗旨，就是为了保存、整理中华优秀文化遗产，团结学者，促进学术研究。继而分析了古籍整理和出版的状况，指出“抗战以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曾出版古籍，但抗战后就很少出版这类书了。解放以后，古籍的出版在全国来说几乎完全停顿了，即令有个别国营或私营出版社出版一点古籍与整理古籍的成果的书……但出版的种类既少，而且没有通盘打算。”强调“由于文化建设与学术研究的开始与开展，古籍的需要逐渐增加，不少学校、图书馆、文化学术团体、干部、教师要求供应一些古籍，作研究参考或阅读欣赏之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与专家，逐渐要求出版一些他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作品，或者把他们以前出版过的这方面的作品重新修正出版。”所以出版管理层面也希望“在这方面作些努力，但终因其他的任务繁重，且没有一个编辑出版的班底子可作依靠，因而迟迟未能下手。现在看来，再不下手就更加落后于需要了，的确如仲勋同志批示上所说的那样，‘工作可由少到多’，如果一味等待，不从现在开始做起，将来是不会大起来的”。汇报信还讲到了汉文字典与辞典的需要，强调其“在读者需要的迫切程度与涉及人数之广上来说，更甚于古籍”。最后提出三条意见：“一、建立一个古籍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中国古籍与汉文字典、辞典，由齐燕铭同志主持。二、古籍与字典、辞典的编辑出版工作，必须与学术研究工作相配合，因此，古籍出版社应该受中宣部科学处的领导。三、为了建立古籍出版社，首先需要解决房屋问题。今年初成立时以100人计，约需办公室1450平方米(平均每人需14.5平方米)，宿舍3800平方米(因作这些工作的人，在生活上不能不照顾得好些，所以每个家庭住房单位面积就要大些)。”*《陈克寒关于建立古籍与汉文字典编辑机构致习仲勋并中央宣传部的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年)》，第135—137、137页。

这三条意见，确定了古籍出版社的任务、归属和领导人，最后一条关于办公用房和专业人员住房的安排，体现了当时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对知识分子的关怀。

1954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部务会议，讨论了上述报告，会议决定：“一、在中华书局内设编辑部，但用古籍出版社名义出书，由小到大，从影印古籍工作做起，整理古籍工作放在第二步。二、《辞源》、《辞海》可以把当前政治不好的内容删掉，其他不动，然后再整理提高，不要做得太快，并与学术研究工作配合起来，搞一个委员会。”*《陈克寒关于建立古籍与汉文字典编辑机构致习仲勋并中央宣传部的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年)》，第135页下注。

9月17日，国家出版总署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党组呈请示报告，报告对成立的古籍、语文、辞书出版社的“方针、任务、组织机构和筹建步骤等”提出意见。摘要如下：

一、方针任务:古籍、语文、辞书出版社的方针是：保存和整理民族文化遗产，传播语文及一般知识。为此目的，必须组织社会力量，进行整理古典著作和出版研究古典的著作。编辑各种语言、文字方面的著作和各类字典、辞书，以供应各方面研究参考之用。

二、组织机构和领导关系：设社长一人，副社长若干人；总编辑一人，副总编辑若干人，下设编辑部、经理部、出版部及办公室。

在编辑出版方针上受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并就有关业务与中国科学院建立联系，受其指导；在行政、出版业务和企业管理受文化部领导。

三、与其他有关出版社之间的分工。(略)

四、关于筹建步骤：出版社先成立筹备委员会，由叶圣陶(主任委员)、傅彬然、郭敬、徐伯昕、金灿然、恽逸群、王淑明、徐调孚等八人组成，先行开始工作。第一步先设古籍编辑室，第二步成立古籍编审委员会。

五、目前的主要工作：协助我署统盘筹划全国古籍的出版及近人研究古籍的有价值的著作的重印，分配、调整和督促各专业出版社有关古籍的出版工作，同时拟定一部分选题计划，自行组织专家进行一些断句和必要的校勘工作*《出版总署党组关于筹建古籍、语文、辞书出版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年)》，第514—516页。。

12月10日，文化部党组就古籍整理和近现代学术著作出版问题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报告，报告首先汇报了文化部属出版社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的情况。接着就“这个工作需要确定一些原则问题”提出意见。说明“出版古籍和近现代学术著作的目的，主要地在于供给我国学术工作者和一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以研究参考资料，以便于开展学术研究，帮助学校教学工作，并保存我国古代及近代的有价值的著作；同时，也应适当关照一般读者。”这个请示报告较长，全文有4000多字，其中很大篇幅是确定古籍和近现代(旧人)学术著作的入选出版标准，即哪些人可以选，哪些书可以出，哪些人不可以选，哪些书不可以出。文件要求，对“读者范围很广的古籍、旧书，例如古典文学名著，在重印时应尽可能写一序言，介绍该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指导读者阅读”。文件强调了这项工作的计划性：“我们初步选出各类图书700余种”，今后将“征求意见，准备加以修改补充，分别先后缓急，按照上述办法，由有关出版社逐批重印”。文件最后提出“拟成立古籍出版委员会，以叶圣陶为主任委员，郑振铎、范文澜、翦伯赞、向达、尹达、侯外庐、金灿然、曾彦修、王任叔、傅彬然、恽逸群、武剑西、王寅生为委员。”*《文化部党组关于重印古籍及近代、现代学术著作向中央宣传部的请示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年)》，第597—601页。

习仲勋对成立古籍出版社的批示，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关于古籍整理工作的第一个批示。这个批示和中宣部等有关部门的系列文件(包括陈克寒报告、中宣部部务会议决定、出版总署[54]出党字第11号文件、文化部[54]文部党字第1号文件等)，及其后为落实这些文件的一系列举措，在新中国古籍整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为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标志着我国古籍整理事业新的开端，即自古以来特别是晚清以降由个体(或少数团体)所从事的古籍整理，已进入政府层面的有组织、有规划、有章法的阶段；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对古籍整理工作者的关怀；也反映出当时政治的清明和领导者的远见卓识。

古籍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由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日常工作由副社长郭敬主持，章锡琛、恽逸群任副总编辑，王春任党支部书记；编辑部则由一批对古籍文献素有研究的专家和资深出版家组成，主要成员除了章、恽两位副总编外，还有张静庐、曾次亮、徐调孚、陈乃乾、王叔铭、董第德、冯都良、侯岱麟等。随着古籍出版社、文学古籍刊行社(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文物出版社的相继成立，尤其是公私合营后的中华书局作为古籍专业出版社的定位及《资治通鉴》等一批古籍整理著作的陆续出版，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绽放出新春的气息。

(三)《资治通鉴》的整理与古籍整理体例的制定

古籍出版社成立后，出版的最重要的古籍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系我国古代史学名著，是北宋司马光及其助手历时19年完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294卷，又“考异”、“目录”各30卷，全书按朝代分16纪。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有关经济、文化等记载较为简略。目的在于供统治者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借鉴。此书范围广博，繁简适宜，结构精密，条理清晰，为历代所重。元初胡三省有《资治通鉴音注》，精审宏博，对书中所涉典章制度多作考订。该书和许多重要古籍一样之前一直没有标点本，现代读者阅读十分不便。195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面示吴晗，要他商同范文澜组织专家，整理标点此书*王春：《古籍出版社与〈资治通鉴〉标点本》，《北京文史资料》第58辑，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128页；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3页。。1954年11月组成“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由顾颉刚、王崇武、聂崇岐、齐思和、张政烺、何兹全、郑天挺、贺昌群、邓广铭、周一良、容肇祖、章锡琛等12人分工负责标点工作，以王崇武为召集人，顾颉刚任总校。把这么多素负盛名的文史专家集中在一起标点一部古书，可见当时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为便于工作，北京市提供北海公园画舫斋内得性轩等作为办公场所。1955年1月，顾颉刚撰成《〈资治通鉴〉标点凡例》，凡例首先确定标点底本“是根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然后就标点、分段、校勘、司马光的考异、胡三省的注释、章钰的校记、附录等诸项体例作了说明；对标点符号(尤其是最难掌握的专名号、书名号)更作了细致的规定；之后又协同出版社撰成《〈资治通鉴〉排版凡例》，由顾颉刚、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组成校阅小组，负责全书复校。由于“标点委员会”人员齐正，学养深厚，工作热情，分工合理，合作默契，整理工作进展很快。1955年冬天，全书即完成校点初稿。与此同时，古籍出版社又密切配合，投入主要编辑、印制力量，安排当时印制力量最强的上海中华印刷厂和新华印刷厂承担排印，派徐调孚、高克辛专程前往上海负责编刊事务。该书付印前，又由章锡琛审阅全稿，再由聂崇岐审看全书校样，并作了若干改正。1956年6月，《资治通鉴》标点本出版。收到样书后，毛泽东叫秘书打电话给古籍出版社“表示满意”*王春说：“出版社将此书的精装本10册送给毛主席审阅。当时毛主席的秘书逄先知打电话给我们说，毛主席看了，对该书的及时出版表示满意；但对装订有意见，他风趣地说，这是给大力士看的(意思是每本书很沉)。”参见王春：《古籍出版社与〈资治通鉴〉标点本》，《北京文史资料》第58辑，第128页。。《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对《资治通鉴》予以评介，对该书的整理出版表示祝贺*王崇武：《我国古典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人民日报》1956年8月30日。。

《资治通鉴》的出版，是建国初期古籍整理事业的一件大事。虽然，由于时间过于急迫(用于全书校点的时间仅10个月)，该书校点难免存在一些讹误，但无论是原著的价值和意义，还是整理人员的水平和名气，亦或是全书的整理质量和进度，都堪称一时之最。尤其是其“标点凡例”，精审简明，基本揽括了校点工作的要点，对当时古籍整理业务乃至之后“二十四史”点校等大型项目的运作，都有着重大的示范和参考意义。

(四)良好的开端，喜人的成果

从1954年2月习仲勋关于古籍出版社成立的批示到1958年2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这4年是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草创阶段。在这个阶段，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比较能够潜心专业，古籍出版机构得以调整和重组，成果也比较丰硕，古籍整理事业处于向上发展的趋势。

在机构方面，除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外，还先后成立了文学古籍刊行社、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等专业出版社，更组建了由出版总署直属的古籍出版社。其后，文化部“根据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的指示，拟加强中华、商务的出版工作”*《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2012)》，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68页。，古籍出版社于1957年3月并入中华书局。

在规划方面，文化部党组于1956年5月就古籍整理出版的管理与规划向中宣部提交报告。报告肯定了这段时期古籍整理出版成绩，分析了古籍整理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重申了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和标准，强调了古籍整理事业人才的重要，同时也指出了这几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问题。报告提出了古籍整理出版12年(1956—1962)计划。要“用各种加工整理方法有步骤地分批地出版较重要的古籍1500种左右……计：学术思想类160种，历史地理类400种，文学艺术类185种，语言文字类40种，总类115种”。报告要求对不同类别的古籍实行不同的整理方法，“每种古籍的出版均应加上出版说明，并尽可能有一篇批判性的序言”。强调“加强古籍整理工作，必须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报告最后提出：“为加强对古籍出版工作的统一领导并使之与学术研究工作密切结合，拟吸收各方面负责人和专家(如科学院、北大、文化行政部门、出版机构的负责人，以及对古籍有研究的专家)，组成古籍编审委员会。”编审委员会的职责是“统一掌握古籍的出版方针，审定选题计划和重要稿件”。报告建议齐燕铭担任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文化部党组关于我国古籍出版工作规划的请示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1956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4—99页。。

这个时期，从事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研究的人员，主要由高校、社科研究院所的学者和出版社及其他部门的专家组成，前者如杨树达、刘文典、顾颉刚、邓之诚、王欣夫、王重民、高亨、邓广铭、周祖谟、钱仲联，后者如郑振铎、张静庐、王伯祥、赵万里、徐森玉、徐调孚、章锡琛、陈乃乾、顾廷龙、张友鹤等。虽然作为古籍整理队伍而言，此时尚未形成，而且年龄也偏大，但这些老辈学人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动荡岁月后，都期盼着能在晚年得以从事所钟爱的古籍整理工作。如刘文典除董理历年校订所得，着手撰写《群书校补》外，并修改完善其抗战时期的旧稿《大唐三藏法师传校注》和《杜甫年谱》；邓之诚广泛收集明末清初的典籍，仅顺、康间的集部书即达400余种，并增补《清诗纪事初编》，还同意为出版社影印的《太平御览》断句；顾颉刚正在整理《史记》及三家注，他在日记中感叹：“予久溷尘嚣，今乃得斯静境，讶为奇福 。”*顾潮：《顾颉刚年谱》，第410页。当时政府安排其在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内之得性轩校书。

这个时期全国出版的古籍有1000余种*《齐燕铭关于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加强领导和全面规划问题给中央宣传部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8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版，第336页。，其中人文类古籍，1954年39种，1955年95种，1956年81种，1957年188种，合计403种；其余为科技类古籍，成果堪称丰硕。这些古籍的整理出版，适应了当时社会特别是高校发展和人文研究的迫切需求，展现了新中国古籍整理的风貌。这些书以基本古籍居多，如《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类、会要类等史书，《诸子集成》、《二十五史补编》等丛书，《红楼梦》等新版古典小说，《十驾斋养新录》、《癸巳类稿》、《助字辨略》等学术笔记和工具书，还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清代禁毁书目》等书目题跋。尤其是不以人废言，出版了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为配合文字改革，当时的文字改革出版社还影印出版了一套《拼音文字史料丛书》。

一些知名学者承担起古籍整理任务，为学术界整理、出版了一批优秀成果，如马叙伦《老子校诂》，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老子正诂》，任继愈《老子今译》，周祖谟《方言校笺》，杨树达《盐铁论要释》，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唐长儒《唐书兵志笺正》，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王伯祥《黄书·噩梦》，章锡琛《原善·孟子字义疏证》，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王重民《敦煌变文集》，王仲闻《南唐二主词校订》，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马廉《录鬼簿新校注》，刘永济《唐代歌舞剧曲录要》，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赵景深《宋元杂剧钩沉》，王古鲁《明代徽调戏曲散出辑佚》等。

1957年发生了“反右运动”。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及其后的岁月里，古籍整理、古文献研究乃至从事这些工作的专家学者，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古籍整理的特点，即其与其他文化工作相比所具有的滞后性，这种负面影响也是相对滞后的。因为1957年出版的古籍图书是在一年前甚至几年前即列入出版计划和编校运作的，所以这一年古籍整理成果倒是十分突出。全年共出版古籍图书近190种，是新中国前30年整理出版古籍数量最多的一年。

二、 古籍整理的初步繁荣和古文献学科的创建(1958—1966)

(一)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1958年1月21日，齐燕铭就加强古籍整理出版的领导和全面规划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呈送报告。报告肯定了“几年以来，我国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是有成绩的”，“经过整理出版的古籍中，有一些是质量优秀的”。同时指出“目前的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需要”。强调“目前对于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必须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为此，建议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面建立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负责总揽全国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并就小组的任务和近期工作及小组的组成人员提出建议。报告还从历史的角度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古籍的整理是一件长期的工作。按照中国具体情况，在三十年后，培养出五百乃至一千个程度不同古籍整理的专门人材是必要的。”为此，将与高教部协商，计划在北京大学开办古文献专业学科*《齐燕铭关于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加强领导全面规划问题给中央宣传部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8年)》，第336—341页。。

齐燕铭的报告正确地论述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宗旨、意义、方针、内容、规划及类别、方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无论在当时还是其后的几十年，这都是一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

中共中央宣传部于2月7日就加强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向中央书记处报告。报告全文如下：

为了加强中国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的领导和计划性，经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在科学规划委员会下面建立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负责总揽全国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一、确定整理和出版古籍的方针；二、领导和制订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并且检查这些计划的执行情况；三、拟定培养整理古籍人材的方案。小组拟由以下十九人组成：叶圣陶、齐燕铭、何其芳、吴晗、杜国庠、陈垣、陈寅恪、罗常培、金灿然、金兆梓、范文澜、郑振铎、赵万里、徐森玉、黄松龄、张元济、冯友兰、潘梓年、翦伯赞，并由齐燕铭负责。这个名单已经聂荣臻同志同意。是否妥当，请予批示*《中央宣传部关于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主要任务和组成人员名单向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请示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8年)》，第347页。。

报告经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批示“拟同意”，又经刘少奇、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秘书)核阅同意。

2月9日至11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简称古籍小组)在北京召开成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小组成员、学术文化界人士和有关部门的人员共90余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着重讨论了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任务和制订长远规划的问题。

《人民日报》2月25日以《继承文化遗产，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为题，对古籍小组成立会议作了报导。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下设文学、历史、哲学3个分组，文学组召集人郑振铎、何其芳，历史组召集人翦伯赞，哲学组召集人潘梓年、冯友兰。3组成员共81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文史哲研究领域全部顶级专家学者。小组办公室主任由金灿然兼任，中华书局为小组办事机构。为了反映古籍整理出版的有关政策、计划、工作经验、工作成果以及相关学术活动情况，古籍小组于是年12月创办了《古籍整理出版动态》，以中华书局的名义编印第一期。1959年11月25日改称《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建立，是新中国前30年古籍整理工作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我国古籍整理事业进入了一个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的崭新阶段。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全面的安排和统一的部署，计划性、目的性大大增强。同时，也部分地消解了“反右派运动”的不良影响，增强了古籍整理人的信心和干劲，使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出现了初步繁荣的趋势。不过后来因为“文革”的爆发，这样短期的繁荣戛然而止。

(二)协调、重组古籍出版专业机构

为了加强和规范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央有关部门为调整、重组古籍出版机构做了一系列重要部署。

1957年3月，出版总署直属社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其后，文学古籍刊行社也并入中华书局。

1958年2月9日，在古籍小组成立大会上，齐燕铭宣布：“我们规划小组把中华书局作为依托的工作机构。中华书局的主要任务，经中宣部同意是出版文、史、哲的古籍和文、史、哲方面的今人的研究著作。”*《齐燕铭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1958年)》，第352页。3月文化部下文，决定中华书局属文化部领导,金灿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4月，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改组为两个编辑所：一为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专事修订中华书局旧版《辞海》，一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负责中华书局在上海印制书籍及联络作者的工作，同时承担一些文史古籍的出版项目，主要侧重于古典文学方面，金兆梓任主任，李俊民任副主任、总编辑，由上海市出版局和中华书局双重领导。原来设在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3月，中华书局总公司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商定了出版分工办法。

党和政府一直关心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这两家在海内外很有影响的出版社，公私合营前后，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多次关心、询问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情况，文化部曾根据周恩来、陈云的指示，对这两家出版社的经营做过明确的部署。鉴于这两家出版社长期以来都出版古籍图书，1959年5月22日，两家出版社协商议定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分工的协议事项》，进一步确定了中华书局古籍出版的专业分工*《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2012)》，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3—178、172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由出版总署直属的出版社，解放后一直都是古籍(特别是文学古籍)出版重镇，为了加强合作，协调出版，1960年5月14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就文学古籍的整理、出版分工原则进行会谈并形成会议纪要，文化部于8月31日发文“同意备案”*《文化部同意“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关于出版分工的会谈纪要”的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6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326页。。

1962年1月4日，中华书局举行成立50周年纪念会，胡愈之、陈叔通、叶圣陶、翦伯赞、吴晗、魏建功等出席。文化部副部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在会上讲话。他和郭沫若还分别题诗祝贺*郭沫若的贺诗《为中华书局五十周年》：“五十年间天地改，中华文运更辉煌。梯航学海通今古，鼓扇雄风迈宋唐。”齐燕铭的贺诗《中华书局五十周年纪念》：“五十年来负盛名，当时共许椠刊精(中华书局出版物夙以校对精审著称于世)。人民作主开新纪，文采风流迈旧型。校理故籍千载业，切磋疑义百家鸣。社会主义光芒大，夕秀朝华启后生。”参见中华书局编：《百年中华》，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7页。，表达了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的殷切期盼和意气风发的心情。

(三)制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古籍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一、确定整理和出版古籍的方针；二、领导制订整理、出版古籍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并检查这些计划的执行情况；三、拟定培养整理古籍人材的方案。小组最初打算搞“一个整理和出版文、史、哲古籍十年到十五年的长远规划和一个较具体的五年规划。在规划和计划的初稿拟出后，并拟利用寒假期间，召集一个十五人左右的会议，对规划草案进行研究讨论，然后定案，报请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执行”*《齐燕铭关于加强中国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给周扬并中央宣传部的报告》，《出版文件选编(1958—1961)》，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办公室1982年编印，第83—84页。。

为便于讨论，在古籍小组成立会议上，印发了文、史、哲3个分组提交的待整理、出版的书目。会上确定了整理、出版古籍的6个重点：一、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名著基本读物；二、出版重要的古籍集解；三、整理、出版总集和丛书；四、出版古籍的今译本；五、重印影印古籍；六、整理、出版阅读和研究古籍的工具书。小组将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列为重点规划项目，责成中华书局制定整理、出版的具体方案，开始进行工作*《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2012)》，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3—178、172页。。

1958年4月至6月，古籍小组文、史、哲3个分组分别制定了规划草案，共收入古籍6791种，其中文学部分3383种、历史部分2095种、哲学部分1313种，基本囊括了我国历代重要典籍。这个规划草案随即印发全国有关学术研究机构、教育机构和专家征求意见。有关部门和专家对这个规划很重视，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规划在执行中也不断修改、补充。

我国古籍整理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但制订全国性的整理与出版规划还从未有过。对此，一些专家学者倍感鼓舞，决心做好规划，多出成果。目录版本学家赵万里兴奋地说：“我们的规划要做到前无古人！”*《齐燕铭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8年)》，第352页。周扬说：“整理中国文化遗产是会激起民族自尊心的，‘前无古人’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应该做到的。”*《周扬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8年)》，第353—359页。在此后的几年里，各地专家学者表现了很大积极性，如：治文字音韵学40余年的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刘赜修订完成《说文古音谱》；四川大学任半塘教授继《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唐戏弄》后，又在撰写《唐声诗》；孙人和、杨伯峻正着手整理《左传》和《国语》；于省吾教授正在修订其训诂考证旧作《诸子新证》；苏继庼撰成《岛夷志略考释》，《岛夷志略》为元代汪大渊所撰，其年青时曾两次浮海远游，至印度洋北岸；华南农学院准备整理《徐光启集》和《徐光启年谱》；山西省成立了傅山著作整理委员会，拟组织力量整理傅山《霜红龛集》等著作；对梁启超、王国维著作的整理和编刊也进入了日程。

但是，随着“反右”以后政治思想战线斗争的加强，古籍规划的制定和执行还是受到了一些干扰。

1959年3月，齐燕铭主持召开古籍小组第二次会议，讨论1959—1962年古籍整理出版计划要点。1960年10月，古籍小组拟定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规划》中提出整理和出版的各种古籍有1450种。其中，“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被列为重中之重。其后，根据古籍小组要求，这个规划草案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别下达到全国有关高校和科研单位，并发出“协助整理古籍的通知”，希望他们根据本单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情况，把规划草案中的若干项目纳入他们自己的研究计划中去。规划草案发出后，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都很重视，对规划草案提出积极的意见和建议，有的单位还承担了部分项目的整理和编写工作*《我国学术界积极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人民日报》1960年12月19日。。

(四)主要成就及其特点

1954年至1963年这10年，是新中国古籍整理从起步走向发展的10年，是新中国前30年古籍整理成果最多、成就最大的10年，这在数字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前30年(1949—1978)共出版古籍1243种(不含科技类古书)，1954—1963年这10年就出了1021种，占30年总数的82%有余，而其余20年加在一起才出222种，仅占30年总数的18%不到。

与民国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的古籍整理最大的不同，简言之有四点：一、确立了“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宗旨；二、有组织有规划；三、整理范围有所扩充和突破；四、整理类型更加多样，有标点、校点、校注、今译、辑佚、选编、汇编、影印等多种；五、整理体例更趋规范严密。

从这个时期出版的古籍成果看，有这样一些成就及特点：

1.重视历代重要古籍的整理

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中期的十多年，起步、发展中的中国古籍整理始终没有放松对那些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籍的重视。如：经部中《易》、《书》、《诗》、《论语》、《孟子》等及它们的注疏本；史部中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及诸史“纪事本末”、历朝“会要”；子部中的秦汉诸子；集部中的从屈原到龚自珍等历代大家、名家之作。

为了适应当时文化、学术的需求，一些总集、类书及部分丛书的整理、出版，也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总集是汇集多人多体裁著作而成的集子，四部分类将之列为“集部”的“总集类”。这个阶段整理、出版了一批学术研究急需的总集，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诗》、《全宋词》、《金元散曲》、《元曲选》、《元曲选外编》、《六十种曲》、《盛明杂剧》等。

类书，辑录众书，分类编排，资料集中，便于检索，是研究古籍、查检资料的重要工具书。从1945年到1965年，中华书局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先后出版了《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初学记》等著名类书。特别是1959年9月，中华书局开始影印《永乐大典》(残本)。《永乐大典》成于明代永乐年间，该书收集宋元以前重要典籍达七八千种，辑成22937卷，后迭遭散佚；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更遭焚毁，被劫掠殆尽。1960年，中华书局将藏存于京师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和历年征集到的730卷残本影印出版，使我国文化史上的这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得以呈现于世。

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最被各方重视，并投入最大学术能量的是“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对此，后文将有专章论述。

2.整理范围的扩充和突破

(1)重视古典小说、戏曲和俗文学作品

小说、戏曲长期以来为封建主流文化所轻视，然而这些书数量巨大，瑕瑜互见，其中一些作品在人民文化生活中产生过较大影响。建国以来，对这类书的整理和出版十分重视，选目比较严格，整理亦比较认真。整理、出版的小说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以及它们的多个版本，与《水浒》相关的有《水浒后传》，与《西游记》相关的有《四游记》、《西游补》，还有“三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三会本)、《一层楼》、《孽海花》等等；戏曲有：《关汉卿戏曲集》(吴晓铃等编校)、《董解元西厢记》(凌景埏校注)、《琵琶记》(明高明撰，钱箕校注)、《牡丹亭》(明汤显祖撰，徐朔方、杨笑梅校注)、《长生殿》(清洪升撰，徐朔方校注)、《桃花扇》(清孔尚任撰，王季思、苏寰中校注)，及署名“中山大学中文系五五级明清传奇校勘小组整理”的《荆钗记》(元柯丹丘撰)、《幽闺记》(元施慧撰)、《鸣凤记》(明王世贞撰)、《浣纱记》(明梁辰鱼撰)、《玉簪记》(明高濂撰)、《精忠记》(明姚茂良撰)、《东郭记》(明孙仁孺撰)、《南柯记》(明汤显祖撰)、《邯郸记》(明汤显祖撰)、《杀狗记》(明徐畛撰)、《白兔记》(明无名氏撰)、《彩楼记》(明无名氏撰)、《清忠谱》(清李玉撰)。俗文学有《古谣谚》、《北京传统曲艺总录》等。

这些古典小说、戏曲的出版，不仅扩大了古籍整理的范围，而且拉近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阅读距离，成为新版古籍市场经久不衰的热点。

(2)重视有深层次影响的学术著作

在中国历史的某些节点上(如明清之际、清民之交)，曾出现过一批对中华学术文化产生过重要或深层次影响而以往研究尚显不够的人物和著作，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对之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对这些著作及时地进行整理、出版。

这类书有叶适的文集，李贽的《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方以智的《东西均》，黄宗羲的诗文集和《明夷待访录》，顾炎武的诗文集，王夫之的《尚书引义》、《周易外传》、《诗广传》、《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宋论》、《思问录》、《楚辞通释》，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康有为的《大同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唐甄的《潜书》，谭嗣同的《仁学》，章炳麟的《訄书》等。虽然因为时间短，书目远不成规模，但其中已明显透露出敏锐的学术眼光。可能因为强调反封建和宣扬唯物论等原因，整理、出版者对李贽、王夫之的著作格外青睐。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对作为反动人物的曾国藩、李鸿章等的著作也有出版，如《曾国藩未刊信稿》、《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盛宣怀未刊信稿》等，当然这些都是作为史料而整理出版的。

(3)重视医学、农业等古代科技类著作

建国以来，特别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中期，有关部门、研究机构和出版社，对医学古籍、农学古籍的整理、出版十分重视，成果也很丰硕。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至1978年共出版古医籍553种，其中1954年至1963年这10年间就出版了532种，占总数的96%；1949年至1978年共出版古农书60种，其中1954至1963年这10年就出版了59种，占总数的98%。

这个时期医、农古籍整理出版的繁荣局面，首先源于社会的需求。拿医学古籍来说，中医学术亟待继承，中医知识需要传播，中医教学和医疗需要从中医典籍中汲取营养，需要经过标点、注释及翻译、解析的各种整理本。这些经过整理(包括影印)的古医籍，涵盖了医经、本草、诊法、方论、针灸、养生及丛编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为中华医学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二，是因为政府、研究机构、专家及出版社的重视。拿农学古籍来说，1955年春，农业部在北京召开关于整理研究我国农业遗产的座谈会，会议交流了整理农业遗产的经验，拟定了一些农业古籍的整理和出版计划。同年5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他们从历代典籍史料中辑校编录成一套《中国农学遗产选辑》，还编撰了《中国农学史》(初稿)，出版了《农业遗产研究集刊》、《农业研究集刊》等刊物。1959年，农业出版社制定了《中国古农书丛刊选题计划(草案)》，拟整理、出版古农书200种，之后边征求意见，边补充修改，边组织整理、出版，至“文革”前，已出书近50种。这些书的整理、出版，标志着新中国农史界用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农业古籍所取得的骄人成绩。

另外，在算学、天文历法、工艺制造等方面也先后整理、出版了《算经十书》、《春秋历学三种》、《天工开物》、《营造法式》等书。

(4)重视今人的校注本

建国后，有一批学有专长、治学严谨的专家学者参与了古籍整理工作，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除上文已介绍过的书外，这10年整理、出版的成果还有方孝岳的《尚书今语》，辛树帜的《禹贡新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列子集释》，朱谦之的《老子校释》，吴则虞的《晏子春秋集释》，谭戒甫的《墨辩发微》，岑仲勉的《墨子城守各篇精注》，王利器的《盐铁论校注》，王明的《太平经合校》，高亨的《诸子新笺》，周祖谟的《洛阳珈蓝记校释》，范祥雍的《洛阳珈蓝记校注》，向达标注的《西洋番国志》、《两种海道针经》、《郑和航海图》、《蛮书》，岑仲勉的《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谢国桢的《增订晚明史籍考》，黄节的《汉魏乐府风笺》、《魏武帝魏文帝诗注》、《谢康乐诗注》，刘永济的《屈赋通笺》、《文心雕龙校释》，朱季海的《楚辞解故》，钱仲联的《鲍参军集注》，李一氓的《花间集校》，詹安泰的《李璟李煜词编著》，夏承焘的《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宋词三百首笺注》，戴明扬的《嵇康集校注》等。

这些整理本，体现了那个时期古籍整理的成就，也代表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和研究的水平，其中一些书在改革开放后被列入中华书局的《新编诸子集成》、《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成为文史工作者案头必备之书。

3.重视基本史料与丛书、工具书的整理编刊

(1)小学、目录及考据类要籍

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是阅读、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学问，也是整理古籍的基础之学、入门之学。当时古籍小组主持人和出版社的负责人都是古籍整理行家，他们深知这类知识的重要性，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华书局(包括上编所)、商务印书馆等专业出版社都十分重视这类书籍整理、出版。其中，文字、音韵、训诂类的有《说文解字》(汉许慎撰)，《切韵指掌图》(宋司马光撰)，《康熙字典》(张玉书、陈廷敬等撰)，《文字蒙求》(清王筠撰)，《通俗编》(附《直语补证》，清翟灏撰)，《恒言录》(清钱大昕撰)，《恒言广证》(清陈鳣撰)，《迩言等五种》(清钱大昕等撰)，《六朝别字记》(清赵叔撰)，《韵学源流》(清莫友芝撰、罗常培点校)，《广韵校本》(周祖谟撰)，《吉金文录》、《马氏文通刊误》(杨树达撰)等。

目录版本类的有：《四库全书总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清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四库采进书目》(吴慰祖校订)，《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清阮元撰、傅以礼重编)，《四库提要辩证》(余嘉锡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胡玉缙撰、王欣夫辑)，《汲古阁书跋》(明毛晋撰、潘景郑校订)，《绛云楼题跋》(清钱谦益撰、潘景郑校订)，《虞山钱遵王藏书目汇编》(清钱曾撰、瞿凤起编)，《奕庆藏书楼书目》(清祁理孙编)，《重辑渔洋书跋》(清王士祯撰、陈乃乾校辑)，《古书目三种》(清沈家本撰)，《郑堂读书记》(清周中孚撰)，《书目答问补正》(清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瞿凤起点校)，《艺风堂再续藏书记》(清缪荃孙撰)，《藏书纪事诗》(清叶昌炽)，《香草续校书》(清于鬯撰)，《吟香仙馆书目》(马瀛撰、潘景郑校订)，《楚辞书目五种》(姜亮夫编撰)，《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古籍叙录》(王重民撰)，《清人文集别录》(张舜徽撰)，《曲海总目提要》及补编。其中由上海图书馆编纂、中华上编所1962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为我国历史上收录范围最广的古籍目录书，从编纂到出版历时数年，它的出版，对古籍整理、辞书编纂，乃至涉古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都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考据类有：《困学纪闻》(宋王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明胡应麟撰)、《廿二史考异》(清钱大昕撰)、《考史拾遗》(清钱大昕撰)、《廿二史劄记》(清赵翼撰)、《十七史商榷》(清王鸣盛撰)、《蛾术编》(清王鸣盛撰)、《颜氏学记》(清戴望撰)、《篛园日札》(清成瓘撰)、《越缦堂读书记》(清李慈铭撰)、《诸子平议》(清俞樾撰)、《云自在龛随笔》(清缪荃孙撰)、《海日楼札丛》(清沈曾植撰)等学术笔记。

(2)丛书、史料汇编及工具书

编纂丛书，是我国刻书业优良的传统，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很好地发展了这一传统。虽然只有短短的十来年，但是一些有心人，就着手编纂了一批古籍丛书。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古籍丛书是《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由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54年2月出版，第二、三、四及第九集后来分别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之后，陆续有古典文学出版社(后并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中国文学参考资料丛书》，文字改革出版社的《拼音文字史料丛书》，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资料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丛刊》，中华书局的《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晚明史料丛书》、《明清笔记丛刊》，上海古籍书店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等。

这些丛书中，收集了不少宝贵的图书资料，使这些珍本秘籍得以保存、应用。此后几十年一些丛书陆续又有新的子书增入，从而形成了经久不衰的品牌，如中华书局编刊的《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等。

这个时期，还整理出版了一些文史工具书，如《历代职官表》(清黄本骥编)、《清季重要职官年表》(钱实甫编)、《清季新设职官年表》(钱实甫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1796—1911)》(章伯峰编)等。

4.重视古籍普及读物

新中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批判继承，古为今用”。1958年1月21日，齐燕铭在给中宣部的报告中，将“部类繁多”的古籍，按不同的读者对象，分为3种，其中第三种就是针对一般读者的古籍。“对于一般读者，主要是供给古籍名著的选本和若干富于人民性的古典文学作品。这一部分古籍选择要精，宁缺勿滥。这一部分古籍的加工程度也要高，一般应有新注，并作辅导阅读的出版说明。有的需要译成白话。”*《齐燕铭关于加强中国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给周扬并中央宣传部的报告》(1958年1月21日)，《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58—1961)》，第83—89页。根据这一方针，五六十年代一直十分重视古籍普及读物，出版社出了一大批这样的书，如：《诗经选》(余冠英选注)、《左传选》(朱东润选注)、《楚辞选》(马茂元选注)、《乐府诗选》(余冠英辑注)、《史记选》(王伯祥选注)、《论衡选》(蒋祖怡选注)、《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选注)、《汉魏六朝散文选》(陈中凡选注)、《汉魏六朝赋选》(瞿蜕园选注)、《汉魏六朝小说选》(徐震堮选注)、《唐诗选》(马茂元选注)、《李白诗选》(舒芜选注)、《杜甫诗选》(冯至编选，浦江清、吴天五注)、《元白诗选》(苏仲翔选注)、《白居易诗选》(顾学颉、周汝昌选注)、《张王乐府》(徐澄宇选注)、《杜牧诗选》(缪钺选注)、《通鉴选》(瞿蜕园选注)、《苏轼诗选》(陈迩冬选注)、《范成大诗选》(周汝昌选注)、《陆游选集》(游国恩、李易选注)、《宋诗选注》(钱钟书选注)、《宋诗一百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选注)、《宋代散文选注》(王水照选注)、《唐宋名家词选》(龙榆生编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龙榆生编选)、《唐宋词一百首》(胡云翼选注)、《宋词选》(胡云翼选注)、《唐宋传奇选》(张友鹤选注)、《元人杂剧选》(顾学颉选注)等。

这些书多为当时著名学者选注，不仅选得精当，注得简明，译得妥帖而生动；尤其前言(或称“序”、“导言”等)写得既深入浅出，又不降低学术高度，文字流畅，论述通达，寓精深于娓娓而谈之中，为当代学术史留下了一批闪亮的名篇，历久而弥新，如余冠英《〈诗经选〉前言》、冯至《〈杜甫诗选〉前言》、钱钟书《〈宋诗选注〉序》和余冠英、王水照《〈唐诗选〉前言》等。这些普及本，堪称“大家小书”，很受读者欢迎，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的《中华活页文选》和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中华活页文选》从1962年5月出版第1号，到1964年5月出版第100号，之后即告休刊。《中国历史小丛书》，由吴晗主编，共10人组成编委会，其读者对象是初中及高小文化水平以上的广大历史爱好者，内容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每本1万多字或两万多字不等。小丛书于1962年12月出满100种。

5.重视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重视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是全国古籍小组的3项主要任务之一。在齐燕铭、金灿然、翦伯赞等人的努力下，于1959年秋天，经中宣部、高教部批准，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设置了古典文献专业。从此，我国有了培养古籍整理、研究、出版人才的专业和基地，这在教育史和学术史上都具有开启作用。从课程设置、教学实践和毕业生的践履看，这个专业培养的学生，多具备扎实的功底和开阔的视野，不仅能够胜任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而且可以从事文史哲等领域的涉古研究。该专业的建立，是20世纪我国古籍整理事业和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培养了一批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人才，而且初步形成了古文献学科新型教学体系，为该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的贡献。

至1966年，北大古文献专业先后有3届学生毕业。这些人在改革开放后，多成为古籍整理、出版和文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北大古文献专业后文将有专章论述，故此处从简 。

除了北大古文献专业之外，齐燕铭、金灿然等还十分注意从高校、出版界乃至社会上寻觅人才，让一些有用之士或集中到中华书局工作，或承担整理、编校任务，以发挥他们的才干。

随着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和之后 “四清运动”的展开，文化思想领域的批判日益加剧，古籍整理事业遭受严重挫折。1964年10月，齐燕铭调离文化部，任济南市副市长，古籍小组的日常工作陷于停顿。一些专家学者被批判，一些项目被搁置，编好的书籍也不敢发排。那几年出版的古籍在数量上也直线跌落，从1962年、1963年的每年八九十种，下跌到1964年的39种、1965年的18种和1966年的5种。

三、 古籍整理的重创与前行(1967—1978)

(一)“文革”爆发，古籍整理全面停顿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16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显然，古籍整理属于“五一六通知”中要被“彻底批判”的对象，是“文革”风暴要扫荡的“四旧”。“文革”伊始，中华书局等出版社一切业务工作全部停止，曾经那么多专家学者反复论证、制定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成为批判的靶子，十余年来精心编刊的图书、一系列的工作以及前人的文化成果被彻底否定，在编在制的书稿被无限期地搁置。中华书局的全体职工于1969年9月被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文革”中，从事过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大多遭遇非人的迫害：吴晗、翦伯赞早在“文革”发生之际就被抛出，在全国大批特批，最后被迫自杀身亡；齐燕铭、金灿然，这两位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重要推行者，“文革”开始即遭批斗，金灿然身患重病，也不能幸免；高校和社科单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更是“文革”重灾区，批判和斗争最为激烈，许多造诣精湛的学者、专家被污蔑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封建余孽”、“反共老手”、“为旧世界招魂”、“地主阶级孝子贤孙”，遭受无情打击和屈辱。仅“文革”最初几年，因迫害而含恨死去的，除吴晗、翦伯赞外，还有向达、陈寅恪、瞿蜕园、刘永济、刘盼遂、萧项平、傅乐焕、傅惜华、章锡琛、王仲闻等。文物、古籍损失也十分惨重，西藏扎什楞布寺的1万多卷轴佛画、10万册佛经以及几百箱档案，被付之一炬*周林：《发扬民族灿烂文化，培养古籍整理人才》，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编：《发扬民族灿烂文化，培养古籍整理人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内部发行，第5页。。“九州生铁铸大错”，“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浩劫，使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遭受空前破坏，也使艰难中前行的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遭受极为严重的打击。

(二)恢复部分古籍整理工作

1.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

对于“文革”对全国经济、文化、教育的全面破坏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盼望有所改变。

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总理在同文化教育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就不能要了？那样做，不叫为群众服务。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他们没有好书看，就看坏书。……《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来的嘛！编字典可以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新的出不来，旧的又不能用，怎么办？”*周恩来：《不能因人废文》，《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367页。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当时的文化政策进行了批评，表达了对当时文化生态的严重不满和焦虑。

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针对“文革”中所盛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向国务院出版口提出恢复出书的要求，指示恢复“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并针对当时对书稿审查、修改的不合理做法，特别指出：《资治通鉴》还要审查吗？“二十四史”还要修改吗？*《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2012)》，第198页。

4月2日，周恩来更加明确批示：“二十四史”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这里的“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既反映了周总理对顾颉刚等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尊重，更多地是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高度尊重、信任和对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视。其后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呈送了《关于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

4月12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又说：“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讲历史，没有一点历史知识不行。”“一面说青年没书读，一面又不给他们书读，就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断，无怪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我看现在要出一批书，要广开言路。”*周恩来：《讲历史，多出书》，《周恩来文化文选》，第369—370页。

2、部分恢复及《柳文指要》的出版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被迫中断5年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得以重新启动。“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是“文革”期间最重要、几乎也是唯一的重大成果。

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自1966年被迫停课后，6年未能招生；1970年，全国高校恢复招生，但该专业未能招生。直到1972年，在社会有识之士的再三呼吁下，才恢复招生，隔年招收，每届20余人。虽然过程艰难，但古文献学领域总算又有了新的读书种子。可惜的是，那几届的教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及“批邓”等运动的影响。

“文革”十年，中华书局几乎没有出版过古籍研究类著作；不过，有一部书例外，这就是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以下简称《指要》)。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善化人，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开始撰写《指要》，历时10年，完成百万字。该书分上下两部，上部卷一至卷四十一为“体要之部”，依传世本《柳河东集》原文编次，从评论、考证、校勘等方面，逐篇加以探讨；下部卷一至卷十五为“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的思想践履、政治主张、人生态度和所涉及的中唐政治、文学及儒释关系。1965年6月，章将书稿送给同样喜爱柳文的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于6月26日写信称赞说：“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毛泽东：《致章士钊》，《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1—602页。同时，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亲自改了几处。于是，《指要》列入中华书局出版计划。“文革”爆发后，章士钊自己提出暂不出版《指要》，“应当撤回重新检查”。毛泽东于1966年5月17日对章的来信做了批示：“刘、周、邓阅。送康生同志，与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6—587页。

1970年，也正是毛泽东批示“假以一、二、三年”的3年之后，《柳文指要》再度进入编辑出版流程。中华书局专门调回已被迫退休迁往四川江油的徐调孚担任该书责任编辑。1971年4月12日和6月14日，周恩来两次接见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都详细询问《指要》的出版情况，批示抓紧付印。同年10月，该书出版。

(三)因运动需要而出版古籍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在同江青谈话时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接着念了新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子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90页。次日，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所写七律诗，并要求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表示：对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杨荣国的《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这篇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90—491页。。此后，一些报刊开始发表批孔、批儒、评法的文章和评论，一场“评法批儒”运动在全国掀起。

1974年5月24日，姚文元在国家出版局报送中央的《出版工作情况反映》第91期上批示：“毛主席提出要注法家著作问题是需要规划的任务，建议出版局、科教组等能找一些人议一下，搞出一个规划，包含注释方针、著作目录、大体分工、完成时间、对旧注的取舍原则等，报中央审批。”7月5日至8月8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国家出版局在北京召开“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拟定了《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草案)》，落实了分工任务*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193—194页。。于是，一大批评法批儒的书纷纷出笼。

据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收到样书的不完全统计，自1973年下半年起到1976年底止，全国共出版评法批儒图书1403种，总印数1940余万册，约占同期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的1/4。在这1403种图书中，“批儒”的有496种(包括儒家著作批注，如《论语批注》、《孟子批注》之类)；“评法”的有907种(包括“法家著作注释本”224种，“法家著作校点”及重印本34种，报刊文章汇编217种，活页文选294种，编写的“儒法斗争史”、“法家人物评介”及相关资料138种)。其中对若干人物的著作注释重复很多，如关于商鞅的有69种，荀子的40种，韩非子的69种，秦始皇的63种，桑弘羊和《盐铁论》的36种，曹操的29种，柳宗元的48种。这些书、篇出版时往往都署上工农兵编写，被宣传为“创造了古籍整理贯彻‘古为今用’方针的好经验，打破了工农兵不能整理古籍的迷信，是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新生事物”*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193—194页。。

其实，这些评法批儒读物，完全是配合现实斗争、迎合政治需要的产物，不仅那些批注本毫无学术可言，即便是那些有专家参与的“法家著作点校本”，迫于当时的形势，就古籍整理规范而言，也存在着很大不足*这些书中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商君书》、《荀子简注》、《盐铁论》、《贾谊集》、《晁错集注释》、《论衡》、《刘禹锡集》、《王文公文集》，中华书局出版的李贽、王夫之的著作等。。

那些年，因为毛泽东的提议，还出版了一些古籍或古籍中某些篇章的大字本。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记载，自1972年12月至1975年6月期间，毛泽东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的大字本有以下70余种(篇)：

屈原《天问》，《明史·朱升传》，《三国志·魏书》中的张辽传、张郃传、夏侯渊传，《三国志·吴志》中的吕蒙传，《旧唐书·李愬传》，《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黥布列传、灌婴传、陆贾传，《晋书·刘元海载记》，《旧五代史·李袭吉传》，柳宗元《天对》、《封建论》、《天说》，章炳麟《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韩愈《石鼓歌》(附《石鼓文》)，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韩非子·五蠹》，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王充《论衡》中的《问孔》、《刺孟》，《韩非子》中的《说难》、《孤愤》、《忠孝》、《说疑》、《定法》，《商君书》中的《更法》、《画策》、《农战》，《荀子·性息》，庾信《枯树赋》，谢庄《月赋》，谢惠连《雪赋》，江淹的《别赋》、《恨赋》，晁错《募民相徙以实塞下流》、《上书言兵事》，刘禹锡《天论》，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李贽《史纲评要》(辑录)，《后汉书》中的李固传、黄琼传，洪皓《江梅引》，汤显祖《邯郸记·度世》(节选)，王安石《桂香枝》，张孝祥《六州歌头》，陈亮《念奴娇》，辛弃疾的《贺新郎》、《摸鱼儿》、《水龙吟》、《水调歌头》、《永遇乐》、《汉宫春》、《破阵子》，蒋捷的《梅花引》、《虞美人》、《贺新郎》，萨都剌《满江红》、《念奴娇》、《木兰花慢》，张元幹《贺新郎》、《石州慢》、《柳梢青》、《点绛唇》二首，白居易《琵琶行》，陆游《渔家傲》、《双头莲》、《鹊桥仙》、《真珠帘》，吴潜《满江红》，吴锡麟《梧桐树》。

这些“大字本”古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对这些古籍作品、作者的认知和古为今用的冀望，也折射出当时政治博弈及其本人在那段时间的生命情状。这些“大字本”在满足毛泽东需要的同时，有少数通过内部发行渠道发行，有时还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这种版本也随之停止了。

(四)春回大地，古籍整理蓄势待发

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文化大革命”结束，历经艰辛的中国人民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我国古籍整理事业和古文献学科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拨乱反正的日子里，那些被迫害致死的专家学者得以平反昭雪；一批饱受磨难的专家学者重新回到文化教育队伍，并得以继续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如张舜徽、杨伯峻、周大璞、程千帆、程俊英、王利器、沈文倬、姚奠中、吴孟复、金性尧、黄永年等。

教育部门是“文革”的重灾区，也是打倒“四人帮”后最具活力、最先迎接改革开放潮流的阵地之一，正反两个方面的大量事实，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宝贵价值和做好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他们本着“救书、救人、救学科”的历史紧迫感，着手抓古籍整理研究和人才的培养。首先，是发挥新老专家的作用。而当时高校的状况已不容乐观:“文革”前，高校文、史、哲、经、教、法各科，副教授以上的专家7780多人，1977年统计，幸存的只有5800多人，大都年在70岁左右，虽然还是教学、科研(包括古籍整理)的重要力量，但毕竟年事已高。令人可喜的是一批中年学者已经成为骨干力量，成为新时期古籍整理的专家，如裘锡圭、袁行霈、章培恒、郭在贻、许嘉璐、董治安、楼宇烈等，还有不在高校的李学勤、傅璇琮、庞朴等。第二，是大力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材。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迎来新时期的第一届本科生。其他几所高校也在积极申办古文献专业，古籍整理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有望改变。第三，是重视学科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文科涉古专业的学科建设方面，思路较窄，专业内容单调，不能适应对传统文化研究的需要，对古籍整理也缺乏理论和技能的引领作用，有些方面与海外汉学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凡此，都是重视古文献学科建设的动因。虽然限于条件，当时思考、布局并努力实践这些的，只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少数高校，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央和地方其他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也在逐步前行。

在古籍出版机构方面，1977年12月，国家出版局正式宣布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独立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俊民。1978年3月，国家出版局党组批准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临时党委会的请示报告，恢复中华、商务“文革”前的方针、任务，暂时保持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出书。(1979年8月，国家出版局宣布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分立，恢复“文革”前两家出版社建制。)

在规划方面，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7年12月底就古籍整理、出版分工和规划问题召开了协商会，对古籍出版计划和项目做了分工，协调了相互间的合作。

1978年春天，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全部出齐，一代古籍整理工作者倾尽心力的伟大工程终于完成。新华社、中国新闻社分别发表电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海内外报刊都做了报道。这一年，新中国最重大的古籍整理成果之一——《甲骨文合集》开始出版。其间，一些因“文革”而被搁置的书稿得以继续编刊，一些老专家的古籍整理研究著作得以陆续完成，如王力的《诗经韵读》、《楚辞韵读》，黄焯的《经典释文汇校》及黄侃遗稿整理，游国恩的《离骚纂义》，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吴文治的《柳宗元集》，顾学颉的《白居易集》，朱东润的《梅尧臣集编年校注》，邓广铭的《稼轩词笺注》修订本及年谱，唐圭璋的《全金元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该书1966年写出初稿，1977年修订完成)等。一些中年学者更厉兵秣马，为新时期古籍整理献上了他们的扛鼎之作，如章培恒的《洪昇年谱》、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庞朴的《公孙龙子研究》、聂石樵的《楚辞新注》、许逸民点校的《庾子山集注》，等。

虽然，此时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尚未恢复，齐燕铭又于1978年10月21日逝世，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尚缺乏全局性的操盘；对古文献学的研究，也主要存在于古籍整理实践及体会中，尚缺乏论述和总结。但是，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的专业队伍在逐渐凝聚，一股前进的、承上启下的力量在成长壮大，大地回春，万木复苏，经历了30年曲折前进的中国古籍整理正蓄势待发。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研究(1911—2011)”(11&ZD10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汪谦干

Twists and Forwards:the Process of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in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ZHU Wei-qi

(Office of Ancient Books Collation，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The cause of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has experienced the starting,developing,striking and progressing process in the first decad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Xi Zhongxun’s instruc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is the first document on the collation work of such books proposed by the Party and leadership level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in China.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al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team and publication plan symbolized the cause of China’s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entered into a new phase where the leadership,organizations and planning and scheming are no absent.The founding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major in Peking University is a big event among the national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and educational circle in the 21st century.The publication of “the Twenty-Four Histories” andQingDynastyHistoryindicated the initial prosper of the cause.The setting of the standard of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kicked off the new chapter of of research on ancient documents.The outbreak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got the cause a severe strike.Afte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Gang of Four”,China’s ancient books collation,which experienced thirty years’ twists and turns,is starting to take off.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ancient books collation；archeography；twists and forwords

K27

A

1005-605X(2017)02-0155-14

诸伟奇(1951- )，男，安徽安庆人，安徽大学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审，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