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源/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近年来,国内外的名人书信收藏热度持续升温:拿破仑的一封私人信件拍卖价高达32.5万欧元;拜伦的书信集以超过27万英镑的价格售出;鲁迅的《致陶亢德信札》在中国拍卖市场上以655.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平均每个字高达3万余元;陈独秀、梁启超与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书信,以744.8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2015年保利秋拍,张大千写给日本情人的80多件情书被逐一进行了拍卖,起拍价均为1万元人民币[1]。这些“天价”令人叹为观止,充分显示了名人书信的“贵重”,也令人反思应当如何合理地发挥名人书信的价值。2013年的“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案”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其时杨绛先生为“维护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私密”,在两次公开制止相关拍卖公司的拍卖行为无效后,向法院起诉拍卖公司的侵权行为,坚决捍卫钱家三人的著作权和隐私权。由此名人书信拍卖引发的法律问题成为热门话题,主要表现为如何平衡名人书信的所有权与著作权、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名人的隐私权是否应该受到限制,如何在不侵犯名人权益基础上充分开发名人书信的价值,等等。名人书信是珍贵的档案资料,笔者就合理开发名人书信档案的价值提出可行性建议。
名人书信档案的私人收藏和公开拍卖主要涉及名人书信档案的著作权、隐私权和所有权问题,三者之间存在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国家法律中均能找到维护名人书信档案合法权益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