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辛弃疾对词境开拓的相异性探析

胡天聪

渤海大学，辽宁 锦州 121000

苏轼与辛弃疾对词境开拓的相异性探析

胡天聪*

渤海大学，辽宁 锦州 121000

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辛弃疾作为豪放词派的代表词家，在词境的开拓和创新方面的侧重点各有所不同。苏轼使词的品位和文学地位得以提升，将词的内容和题材进行扩大；辛弃疾则多用典故，进一步扩宽了词的题材和表现领域，使词的现实批判功能加以提高。本文试图从词境的拓展方面，对二人在词境方面的成就进行比较，并且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阐述他们对后世的影响。

词境；开拓；苏轼；辛弃疾

在中国文学史上，词是两宋年间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具有无以伦比的地位。宋词衍生出众多流派且出现诸多名家，题材、内容、风格倾向都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就豪放派而言，苏轼和辛弃疾的词，使宋词的范围几乎达到了与五七言诗同样广阔的程度。苏轼的词首抒逸怀浩气，辛弃疾的词倾吐英雄豪情，二人在词的弘扬和发展、尤其是在词境的开拓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如国学大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首篇指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一、苏辛二人对于词境开拓的相异性

(一)对词的意象的拓展转换

苏词涉及领域广泛，既有日常交际、闲居读书，也包括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并在词中着力展现大自然的秀美壮丽之景色。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对主人公“为报倾城随太守”同一群人赴城外打猎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场景展开描写和刻画，在声势赫赫的狩猎队伍当中，着重对这位“亲射虎”的人物进行塑造和描绘。而苏轼作为打猎队伍中的一员，即使已“鬓微霜”但“又何妨”？这反映了苏轼内心对能被朝廷重新重用的期待。如同他的诗，苏轼词亦时常体现出他对人生哲理的深远思考。《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苏轼把对大自然山水景色的关注与对历史及人生的反思融合起来，在雄伟壮美的自然景色中融入了深沉的历史和对人生的无限感慨。这就极大地扩展了词的适用领域，一扫唐五代词意象主要来自于闺阁绣房和青楼瓦肆的局限，使词的意境展现出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场景，这就是以苏轼为首的北宋词人开始创造出与日常经历、官场相关及自然山水的“文人意象”。

辛弃疾的词与苏轼的“文人意象”相异，他创造了与军事战争相关的意象，再次使词的意象群出现了一次大转换。辛弃疾行伍出身，早年曾经积极参加组织抗金的义军，即使是在南归后，也从未放弃对收复失地的追求。待他横刀立马登上词坛之际，拓展出一类风生虎啸、磅礴豪迈的英雄形象，这和他的早年经历和人生壮志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王国维所说，“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辛弃疾以他独特的眼光看待事物时，即使是再普通的物象在他的笔下都能幻化成军事战争类意象。例如在《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密集交叠着“弓”、“沙场”、“八百里”、“吹角”、“的卢”、“五十弦”、“联营”、“剑”等意象，它们共同联结成一个雄壮豪迈的审美境界；“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在简章跳跃的节奏下勾勒出激烈残酷的战争画面，体现了大丈夫当马革裹尸、征战沙场的英雄豪气。辛弃疾大大地拓宽了词的创作风格，一向以柔性美居于主导地位的宋词中开始出现阳刚美。

(二)对词境开拓的方式不同

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方式是“以诗为词”，即是在词的写作中运用诗的表现手法，用题序和用典故是苏词中“以诗为词”表现手法的突出体现。前者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这里面不仅说明了创作的时间和缘由，也指出了词中怀念的对象。后者如他在密州知州任上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下阙用太守冯唐的历史故事，既隐晦地表达了志向，又蕴藏着作者怀才不遇的伤感，增添了词的历史厚度和现实深度。苏轼的这一大胆突破，兼取诗词之长，扩展了词的题材，增强了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突破了音乐对词的限制和束缚，把词从音乐附属转变为独立的抒情文学样式。

辛弃疾则运用“以文为词”的手法，将古文词赋中常用的章法和议论、对话等手法移植于词中。《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即采用辞赋的结构，章法独特绝妙；《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则模拟汉赋常用的主客问答形式，设计出了人与酒杯进行对话的场景。这种以文为词的手法，是方法和语言的变革与创新。辛弃疾创造性地把经史子集等散文中的语汇加入词作中，不仅赋予了古代语言新的生命力，而且扩大丰富了词的语汇，极大地解放了词体，增强了词的艺术魅力，最终确立了词与诗鼎立并肩的地位。宋末刘辰翁曾作如此评价：“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

二、苏辛二人词境相异的原因分析

(一)思想观念的不同

北宋时期，儒、释、道三教合一，在这种环境氛围下，思想通达的苏轼学识渊博，对上述三种不同的思想都能理解并接受，并且使之融会贯通。他的尊崇儒学，怀有入世之志，但同时也接受过道家思想的影响。进入仕途后，政治上却不断遭受挫折和排挤，使得佛、道思想对他的影响随之加大，成为其排解苦闷、寻求解脱的工具。儒家为主、兼合佛道，这即是苏轼平生的思想状态。这种思想也对他的词作产生极大的影响，使其词既批判现实、感慨人生，更兼有抒发豪情的意境。

辛弃疾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爱国主义思想构成了辛弃疾词作的主旋律，其词既慷慨激昂，又苍劲悲凉。纵观他一生六百多首词作，爱国主义这一崇高情怀处处都有体现。在词中，他充分抒发了英雄抱负，或表达对故国旧地的怀恋，讴歌人民的反抗斗争；或揭露南宋统治阶级苟且求和，腐败没落；或抒发怀才不遇、有志无成的悲愤，并写出了他对于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血洗国耻、收复失地作为他一生事业及不懈追求。辛词基本容纳了他今生情感体验，真正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语不可用”的境地，在表达个人情怀的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现实。

(二)个人经历的影响

苏轼服膺于儒家济民经世的为政理念，他很年轻时便入朝为官，怀揣用世之志，志在朝政改革并且敢于进言。即使在被贬谪期间，他也勤于政事，在地方上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即使他半生坎坷仕途，几次被贬，没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政治才能，但对于作为文学家的苏轼来说，被贬生涯使苏轼更加深刻地了解社会、体验人生，也使得他的作品更加深层次地表现出内心的波澜壮阔，他所有的文学成就都是在屡遭贬谪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辛弃疾是山东人。早在他出生前，北方的大片土地就已沦为金人的占有区。他自幼在沦陷区长大，亲眼目睹了沦陷区人民的悲惨境况，少时便立下收复失地、复仇雪耻的理想抱负。他南归后本来盼望尽展将略雄才，实现理想，为国效力，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为目标。然而他积极进取的精神、抗金复国的理想，同苟安求和的南宋政权有很大矛盾；再加之他傲岸不屈、刚正不阿的性格，更是使得他常常受嫉妒和排挤。作为一位“错做了文人的将军”，他具有统兵将帅、在战场上博取功名的才华，但迫于当时条件所限，只能以笔作刀枪，在词坛开疆拓土，这也突出地反映在他的词境上。

(三)社会环境的塑造

苏轼生活的北宋中期，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相对稳定。元祐时期正是北宋文学的鼎盛期，大家辈出，异彩纷呈。苏轼作为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文人，虽然他一生坎坷，几度遭贬，但是洒脱乐观的个性依然贯穿他人生和创作的始终，这和北宋年间冉冉上升的国家态势是密不可分的。

辛弃疾则处于有着尖锐民族矛盾的南宋时期，当时国破家亡，内忧外患。虽然他具备优异的军事才能，早年也做出过为人称道的英雄之举，但在南渡之后，却得不到统治者的重用和信任。他毕生的愿望就是收复失地，因而词中蕴含着他光复中原的志向；但他生不逢时，南宋朝廷苟且偏安，偷生求安，并没有对他予以重任，这就使他的词又多了几丝沉郁，有壮志未酬之感。辛弃疾毕生矢志不渝地反抗侵略，恢复祖国统一，尽管抗敌之心屡遭打击，但他仍雄心不已。

(四)创作范围的各异

苏轼是“以文章余事做事，溢而作词曲”。他在文、诗、词诸多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代表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绩。词并不是他文学创作的唯一成就，他在其他文学领域的创作也是北宋文坛上首屈一指的。

而辛弃疾则不同。他全力作词，高达六百余首，词作基本涵盖了他所有的情感体验。在宋代文坛上，辛弃疾的词作不仅是数量最多的，同时成就和地位也是最高的。无论是内容境界、表现方法还是语言运用，辛词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三、苏辛二人词境拓展的影响

(一)苏轼：从花间尊前到广阔社会

苏轼改变了宋词艳丽浮华的词风，扭转了至唐到五代以来词难登大雅之堂的局面。随着苏轼进行词境拓展、词体革新，词的内容和题材不断扩大，突破了作为“艳科”的旧藩篱，从“花间尊前”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画面。他是词史上全新词派的开创者，崭新阶段的领路人。就像王灼所说，词至苏轼，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视知自振”。苏词一直滋养和影响着后世的词人至今。

苏轼提高了词的社会功用。自古以来，人们对于诗的社会作用非常重视，词被视为“小道”。而苏轼的以诗为词，打破了这一格局，使词的社会功能达到与诗齐平的地位，将词从小道爱情中解放出来，使词具有更加丰富的社会内涵。他增强了词的表现能力，打破了诗与词的界限，在词坛中首先树起豪放派的大旗，这无疑是词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创举。

(二)辛弃疾：开创爱国词与乡村田园词

辛弃疾既是文人也是武将。他不仅对苏轼所开创的豪放一派的风格加以继承和扩展，同时也开创了“爱国词”和“乡村田园词”的先河。他在宋词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把宋词推向了和汉赋、唐诗并驾齐驱的高度。除描写横刀立马、枕戈待旦的军营生活外，辛弃疾拓展词境的另一个层面是对乡村田园生活的描写。纵观词史，也只有辛弃疾曾展现过如此生动多彩的农村画面和平凡质朴的平民百姓，这体现了他博大的情怀和多元的视野。

辛弃疾将词从音律束缚中解放出来，将散文手法引入到词的创作中，不仅极度增强了词体的表现能力，更是从观念上改变了人们对词的认识。同时，辛弃疾作品中所蕴含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不仅在当时南宋积贫积弱的时代背景下唱出了慷慨激昂的最强音，也为后世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辛词中矢志报国的壮志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直至今日仍然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贺新辉等.宋词鉴赏辞典[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4]郑园.东坡词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林俊荣.稼轩词新探与选译[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胡天聪(1995-)，女，汉族，辽宁辽阳人，渤海大学，本科，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I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