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与郭沫若的创作心态

2017-01-30 07:32桑丁卓玛
山西青年 2017年4期
关键词:郭沫若诗集星空

桑丁卓玛

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星空》与郭沫若的创作心态

桑丁卓玛*

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谈及诗歌和诗人,我们不由自主地就会想到《星空》和郭沫若。在郭沫若创作《星空》之时,他有着超然的灵感,满腹浪漫主义的情怀,他将写作的题材转向了质朴而美丽的大自然,怡情山水。他“心凝形势,与万化冥合”,使《星空》成为浩瀚诗空中闪亮的明星。而本文就将深入研究《星空》和郭沫若的创作心态,在更深层度上去品读这部诗歌经典。

《星空》;郭沫若;创作心态

顺应清朝末年的废科学而兴学堂的发展潮流,新式的教育培养了一批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导力量。而郭沫若也恰恰经历了这样新旧思潮碰撞过渡的历史时期。他是最后一批在四书五经的严峻教导之下成长的学童,也是第一批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的少年。在五四运动高潮时期,郭沫若创作了诗集《女神》,而在五四运动退潮时期,郭沫若体会到了人生的苦楚,感受到了悲凉的社会现实,创作了诗集《星空》。从《女神》到《星空》的创作,郭沫若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本人就从郭沫若的生活经历入手,进而深入研究品读这部诗集,试图从郭沫若的创作心态中了解在这诗集背后的社会现状。

一、著名诗人郭沫若

郭沫若是四川人,1892年出生,1978年逝世。他的原名为郭开贞,笔名沫若,另有笔名羊易之,石沱等。他曾经留学到日本,后来在惠特曼等人的思想影响之下,弃医从文。它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他的创作风格和传统的诗歌有所不同,充分展现了五四运动中提倡的时代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的文化建设。当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被举为全国文学艺术界的联合会主席,并于1958年任职中国科技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为祖国的建设输送了大批的人才。他当之无愧为中国现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和社会革命家。

郭沫若曾经说自己是中国的歌德。周扬也这样称赞他:“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郭沫若是一个凡庸的公民,却有着伟大天才的另一面。历来人们对郭沫若的人品和文品都颇有争议,一般的社会公民或许并不能真正了解郭沫若,而专业的研究者却非常尊崇他。但是不管怎样,郭沫若所创作的诗集,推动了新中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我们无法否定他在中华民族的危难之时所付出的杰出贡献。可以说,在中国文化的战线上,郭沫若是在鲁迅之后的新一面光辉旗帜。

二、著名诗集《星空》

(一)《星空》的创作背景

《星空》这部诗集是郭沫若在20世纪初期的作品。这个时期,五四运动高潮已去,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正要到来。当时的中国虽然能看到微弱的曙光,但是列国主义列强和那些各派的军阀势力仍然压制着中国,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依旧没有改变。面对着那冷酷如铁、腥秽如血以及黑暗如漆的残酷现实,郭沫若发出了失望痛楚的感慨,他在痛恨着现实黑暗的同时,渴望着未来光明的早日到来。灿烂的星空,勾起了他无尽的遐想,《天上的街市》就带着浪漫主义的色彩问世了。郭沫若带着极大的悲愤情感,每一部诗歌的表里行间都流露出他对祖国的复杂情感。在诗歌《仰望》中,他写道:“污浊的上海市头,干净的存在,只有那青青的天海!”这一时期的诗歌中,郭沫若对祖国的憧憬并没有像《女神》中所表达的那样强烈,他历来的兴奋情感也陡然破灭,转向了悲凉和伤感。然而。他并没有放弃,依旧在黑暗中探索着,执笔书写,一部伟大的诗集《星空》就此问世。

(二)《星空》的内容梗概

这部诗歌文集在1923年出版,所包含的诗集多达34首。郭沫若在孤寂彷徨之中探索着未来,在《星空》的序诗中,他不再塑造那气吞山河的理想化形象,而是把“受了伤的勇士”形象呈现给世人。郭沫若每次回到祖国,都曾幻想看到祖国朝气蓬勃的新气象,然而五四运动却只是一时的光明,并没有带祖国走出黑暗。所以,他的内心满怀着憎恨,却又对祖国的现状无可奈何。所以,在诗集《星空》之中,郭沫若不再去赞叹那太阳的光芒万丈,转而仰望那星空的幽光闪耀,他自此不再赤裸着双脚去和地球相拥,反而羡慕那天空中的街市。他将视野转向大自然,试图在超越现实的另一种境界里寻求安慰和解脱。

三、郭沫若的创作心态

(一)心理学的变化规律

从严格的角度来看《星空》,它并不是郭沫若以在纯然的态度对大自然的赞美。原因在于,诗人毕竟存在于社会,深受着国家民族现状的影响,在创作之中必然会流露出个人的情感。因此,在郭沫若的诗集《星空》之中,我们能从他对自然的描述中看到他对社会的革命意识。虽然这一时期的国家仍处于黑暗的状态,但是郭沫若的社会革命意识并没有泯灭,而是转移到了大自然之中。所以,郭沫若在创作《星空》之时,将个人的情感以特殊的方式隐藏到大自然中。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们的心理活动是相互影响而融为一体的,绝对不会是纯粹孤立而存在的。在某一方面而言,郭沫若在《星空》时的创作心态是这样的:诗人在专注于

自然美的同时,对社会的革命有着漠然的态度,从而陷入了一种冥思。而这就应该是在郭沫若的思想矛盾而导致其创作风格发生相应改变之下,对于他的创造心态最为合理的概述。

深入研究表明,郭沫若所陷入的这种冥思,正是让他的内心能够达到平衡状态的最佳方式。对于中国五四运动退潮的现状,郭沫若的革命意识受挫,因此他紧张、焦虑而痛苦,内心有着强烈的冲突,精神状态无法平衡。此时,郭沫若的精神和内心就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他的焦虑需要缓解,他的压抑有待释放。在《星空》中,他对自然的美格外敏感,所表现出来的冥思,不仅包括对大自然的遐想,还有着对五四运动高潮时期淡淡的追怀。郭沫若创作《星空》,是他开始全新的生活的一种体现,从而让自己的精神境界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他所表现出来的创作心态的转变,正符合心理学的心理活动规律。

(二)黑暗中的探索

在诗集《星空》中,郭沫若还曾对中国的革命和社会的发展进行了探索。他的这些探索,虽然没有摆脱个性主义和泛神论的束缚,也没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掌握,但是依然达到了可观的效果。他的创作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萌芽,还大大降低了个性主义和泛神论的影响力。这些从以下几个方面都能够得到认证。

其一,郭沫若对于革命的意识发生了转变。他不再对旧社会进行空泛的诅咒,也不再进行徒劳朦胧的反抗,而将批判的对象转向当时社会的私有制制度,对其进行无情的挞伐,大力提倡流血抗争。我们可以拿《棠棣之花》和《孤竹君之二子》进行说明,首先,在《棠棣之花》中,郭沫若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为社会的私有制制度,而在《孤竹君之二子》中,郭沫若对于这一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然后,《棠棣之花》的内容中虽然提及到流血,但那却只是诛锄个别的恶人的体现,而《孤竹君之二子》的内容中却指出了反动的统治阶级吃人的本性始终不会发生改变,要改变社会的现状就要同反动的力量进行殊死抗争。其次,《棠棣之花》强调的是个人,而《孤竹君之二子》却强调广大的人民群众要团结一心,共同对敌。

其二,郭沫若对大自然的态度也有所改变。郭沫若在五四运动高潮时期创作的诗集《女神》中,他还带着热情和激情的心态去歌颂大自然。在《女神》时期,自然是美好的,美好的大自然是光明和自由的象征,同时还寄托着诗人的美的憧憬。而在五四运动退潮时期的诗集《星空》中,郭沫若对于自然并不都是赞美与歌颂的。在《星空》时期,自然不再那么美好,自然之中也有着黑暗现实的影子,同时还蕴含着诗人的泪痕和血斑。郭沫若眼里的自然不再那么纯粹,而是被一种凄惨悲凉的氛围所笼罩,我们能够清楚感受到郭沫若创作的变化。

其三,郭沫若诗歌创作时的自我形象发生了改变。在《女神》中,郭沫若所构建的这个自我形象就是全世界的中心,是顶天立地的巨人,是叱咤风云的英雄,是很叛逆要吞噬日月星辰的天狗。他在创作中进行了自我批评,指出了党内的思想错误,指出了党要在思想和组织上保持着纯洁。而另一方面,强调了对于党内的斗争,我们必须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然后理性地处理。郭沫若的这些观点都是用沉痛的历史代价而得出来的结论。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正确地去处理党内斗争,以及我党如何保障百姓的民主生活,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又重申要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第十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这一系列规章制度的确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在宇宙中,它不仅包含我,还包含你,同样也包含他,郭沫若的这种自我正是一种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真我。他的这个自我是用最大号的字体来书写的,是用最高的声音来歌颂的。然而,郭沫若塑造出来的这个自我形象还是受着泛神论的影响,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其中自我的力量并不来自于阶级,而是来自于自我个体的。郭沫若在《星空》中塑造的自我形象已经脱离了这种泛神论的限制,他们不再是威力无比的英雄,而是生活中的战斗者,在社会的搏斗中经历了失败,身心伤痕累累,但依旧不甘心就这样失败,带着深沉的苦闷之情,在探索中摸索着未来。从郭沫若自我形象的变化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泛神论思想的影响力在下降,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三)客观环境的影响

客观的环境无时无刻不再影响着郭沫若的创作心态。郭沫若的新诗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和他创作的事情息息相关。他创作的原生态诗体,充溢着昂扬的精神和悲壮宏大的意象,恰好适应了这个需要将一切束缚打破的时代。然而,面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他的激情也不比从前,时代一去不复返,而郭沫若的新诗也如昙花一现,再不会那么辉煌。因此,郭沫若又回归了旧体诗,这或许是他无奈之中最明智的选择了。在悠远的历史发展中,古体诗的套路和词语都是有了固定的模式,现在已经走向成熟。然而,这种诗体却过于熟烂,正在被历史淘汰着。所以,当这种旧体诗的技巧和诗意都不会有所突破时,它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也有了固定的套路。当郭沫若放弃自己开创出来的新形式诗体时,他所要表达的情感就有了重复性。在客观因素的影响之下,郭沫若很无奈走向了重回旧体诗的圈子,锤炼文字凝结成句。他的创作心态是沉闷的,他在前人遗漏的旧体诗字句中艰难翻找,试图有所突破。可以说,他不是主动放弃,而是被这个时代放弃,被曾经的激情和满溢的诗意放弃。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感受到郭沫若创作心态的变化,它在造就《星空》独特的艺术和思想风貌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诗集《星空》中,郭沫若的思想倾向于低沉,但是消极和积极的两个方面还是同时存在的:从艺术上来讲,《星空》蕴藉幽婉,有着曲折而优美的特色。《星空》的表里行间都在流露着郭沫若的创作心态。在我眼里,深入体会郭沫若在苦闷时期的创作心态,不仅对于郭沫若本人的研究有很大帮助,而且对于当时其他作家的研究也有着借鉴作用。因为,几乎近代的每一个作家都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历经了一段苦闷的时期,如鲁迅、郁达夫等人。我们深入研究他们的创作心态,能够发掘在这背后深厚的时代气息。

[1]阎庆生.《星空》与郭沫若的创作心态[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2:102-110.

[2]刘振兴.“五四”科学语境中郭沫若的文学创作[D].青岛大学,2004.

[3]武淑莲.寄情自然淡忘苦闷——郭沫若苦闷期《星空》及其治疗意义[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7,04:35-38.

桑丁卓玛(1996-),女,藏族,青海囊谦人,渤海大学文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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