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衡量与形态：民主巩固诉求下的党际关系研究

定位、衡量与形态：民主巩固诉求下的党际关系研究

叶麒麟

民主巩固；党际关系；竞争；合作；均衡性

作为政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党政治的民主功能的发挥，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巩固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但是，由于政治实践以及认知局限等原因，西方学术界存在着以竞争作为党际关系的定位，以党际竞争关系模式的稳定性作为党际关系的衡量指标，以及仅以政党数量和竞争作为党际关系形态的分类标准等认识偏差。对此，本文指出，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才是民主巩固诉求下党际关系的理想定位。党际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性，则是民主巩固诉求下党际关系较为科学、合理的衡量指标。依据均衡性程度，可以将党际关系分为竞争与合作均衡和竞争与合作失衡两种基本形态。

世界步入后冷战时代以来，并未沿着西方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轨迹推进，不但没有带来期望中的民主，反而是民主的回潮和崩溃。于是，民主巩固成为民主化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最基本的意义而言，民主巩固指涉的是社会成员都能真正地遵守自由民主政体的游戏规则，从而使得自由民主政体得以维系。

一般而言，民主巩固的条件因素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其中，凭借利益综合、利益表达、组织竞选以及政府治理等具体功能而成为自由民主政体运转轴承的政党政治，则是民主巩固的重要因素之一。简言之，民主巩固是政党政治的重要功能所在。而党际关系是政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政治的民主巩固功能发挥，在很大程度又依赖于党际关系。就此意义而言，党际关系对于民主巩固而言，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党际关系是民主巩固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然而，由于政治实践以及认知局限等原因，在西方自由民主政治语境下的党际关系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偏差。鉴于此，本文试图在民主巩固诉求下从定位、衡量和形态三个方面，澄清现有关于党际关系的认识偏差。

一、竞争与合作的均衡：党际关系的定位

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中，都有政党组织的存在。不仅如此，在有政党组织的绝大多数国家中，同时存在着多个政党组织。在政党政治生活中，各个政党组织之间必然会发生联系，形成特定的互动关系。正基于此，党际关系问题便应运而生，并且成为政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何定位好党际关系，成为政党政治欲发挥民主巩固功能不可回避的问题。

所谓党际关系，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各个政党在领导、控制、组织或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形成的，以特定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分配为内容的政治关系”。[1](P112)党际关系反映的是各个政党组织之间的互动模式，它是政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状况。在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生活中，党际关系主要在如下三个层面来呈现：(1)社会中的党际关系。由于政党是作为社会愿望、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组织渠道，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中介，而超脱了“派系”这一臭名，从而获得现代性的意蕴，因而它必须遵循服务社会、以社会为归宿的社会本位逻辑。就此意义而言，各个政党组织之间必然围绕着动员和吸收社会支持，而发生一定的互动关系。(2)选举中的党际关系。在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生活中，选举是政党进行社会整合、发挥民主巩固功能作用的主要机制。由于选举是带有竞争性质的，因而每个政党组织在提出自身的政策纲领、提名候选人以及投票动员等具体的选举工作中，都不得不考虑其他政党组织的情形和策略，以及相关的选举制度规则等。正是在此过程中，各个政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又得以呈现出来。(3)国家政权中的党际关系。政党政治作为自由民主政治运转轴承的关键环节，就在于政党能够通过国家政权的具体行动实现社会的基本利益诉求。就此意义而言，国家政权中的党际关系更为关键，更引人关注。一般而言，国家政权中的党际关系主要体现在议会和政府(内阁)两个部分。具体而言，各个政党之间会围绕着议会席位的分配和具体的立法活动，围绕着政府内阁的组织和具体的政策议题，形成或合作或竞争的关系。基于此，国家政权中的党际关系主要指涉的是政党的执政联盟关系，以及执政党(包括政党的执政联盟)与反对党、在野党之间的关系。

由上可以看出，社会、选举和国家政权层面的政党之间要么是竞争，要么是合作的关系。应该说，竞争与合作是政党之间的一对基本关系，成为党际关系的主要理解和定位方向。另外，对于政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的理解和定位，是与政党的现代转型以及政党政治的生活实践离不开的。而政党的现代转型以及政党政治的生活实践，又是在民主化进程中展开的。正是基于此，西方对于党际关系的理解和定位，往往就是在民主化的理论演变和实践进程中进行的。

(一)竞争与合作并存：政党的现代转型

由于“宗派”是早期政党的组织形态，换言之，政党具有“宗派”天性，而“宗派”意指自私自利的小团体组织。因此，这种组织往往遭受强烈的不满。例如，英国学者休谟对宗派表现出强烈的不悦，因为宗派会颠覆政府，使法律瘫痪，使人民相互厌恨。[2](P19)当然，这里必须提及的是，由于早期政党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宗派组织，因而这又使得政党之间本身必然为了各自小团体利益而进行竞争，从而出现了所谓的“朋党之争”。换言之，政党的“宗派”天性，衍生出了“竞争”天性，简言之，政党具有“宗派竞争”天性。

也正因为政党的“宗派竞争”天性，美国的国父麦迪逊才指出，党争会破坏公共利益，需要采用共和式代议制政体来控制党争。[3](P45-49)美国的另一国父兼总统华盛顿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也警告大家要警惕“宗派竞争”这一政党精神的不利影响。[2](P28)也正因为“宗派竞争”天性，政党在早期声名狼藉，在18世纪的西方社会中到处弥漫着“政党罪恶”论。一直到英国学者伯克那里，政党才被视为超脱于宗派的实体，成为一种“体面”的组织实体。伯克将政党界定为“建立在一些共同认同的特殊原则之上、以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利益的人的联合体”。[4](P39-57)伯克对政党的这一界定，使得政党在具有私人性的同时，也具有公共性。在伯克看来，“公德和私德是不相矛盾的，投身于某个党派，不是耻辱，也不是犯罪”。[5](P6)这就为政党的存在提供伦理道德支持，同时也使得政党因公共性而具有合作的一面，使得政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并存。伯克对政党的辩护和正名，一开始并未取得共鸣。只有到19世纪，英国进行了议会改革，开始建立普选制，公民卷入选举的程度越来越深，大众政治逐渐到来，原来的政党宗派开始意识到，不能仅仅局限于议会内部的宗派利益之争，还应承担肩负着促进公共利益的公共责任。于是，这些政党宗派开始走出议会，建立起地方组织，试图争取民众的支持。也正是在此情形下，政党实现了由“宗派”到现代政党的实践转型，通过利益综合、利益表达、组织竞选和政府治理等具体功能的发挥，顺应了自由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并由此获得了其现代性的意蕴。

正是在政党实现了现代转型之后，人们对政党的认识和态度才发生了转变，才将政党视为“好东西”，已不是原来那种只会自私自利的宗派组织。例如，美国学者谢茨施耐德就认为，政党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双重属性。建构责任政党政府是美国政党应该肩负的重任所在，而权衡政党的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间的关系，则是此重任的前提之一。[5](P128)由此可以看出，谢茨施耐德的言外之意就是，政党之间除了因政党私人性具有的竞争一面，还需要因公共性具有的合作一面。也正是在此定位下，政党才被视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中介，政党政治才被视为自由民主政治运转的轴承，政党政治才被视为民主政治的代名词。换言之，党际关系被定位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才使得政党实现了现代转型。

(二)竞争：民主化标志的党际关系

前文所述的政党现代转型，主要是发生在英美等早期民主化国家内部，它实际上就是顺应了亨廷顿所谓的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在此次民主化浪潮中，占主导的民主观是一种以“人民主权”、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为核心内容的古典自由主义民主观。在这一民主观的指引下，党际关系被定位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

然而，随着二战后冷战的展开，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西方民主理论家开始对古典自由主义民主观进行改良、换代，以方便显示出西方较之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标新立异，以方便西方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推广自身发展道路和政治模式，并据此形成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峙。在对古典自由主义民主观进行改造的民主理论家中，最具代表的首推美国民主理论大师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他一反古典自由主义民主观，将程序放在首位，认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6](P395-396)除此之外，美国另一民主理论大师达尔更是提出了民主的具体制度和程序标准：“有建立和加入社团组织的自由；表达自由；投票自由；担任公职的权利；政治领导人为争取支持而竞争的权利；获得信息的自由；自由而公正的选举；政府政策皆要向选民负责。”[7](P13-14)概括而言，达尔的民主标准主要是选举参与和政治竞争。

在上述新民主观的指引下，政党竞争成为现代民主的核心要义，现代民主也被化约为“党争民主”。也正是在“党争民主观”下，竞争型的政党制度成为民主化的核心评判标准，党际关系被定位为竞争关系。例如，熊彼特就指出，政党们也会与同业公会调节商业竞争一样，试图通过管理、宣传、口号以及进行曲等心理技术，企图调节政治竞争。[6](P413)又如，唐斯将政党放在其对民主的思考的中心位置，并将政党界定为试图通过赢得选举来控制国家机器的团队。[8](P23)在他看来，既然不当选就不能得到任何官职，每一政党的主要目标便是赢得选举，因而政党的所有行动都是以选票最大化为目的的。显然，党际关系在唐斯那里，就是一种竞争关系。此外，萨托利也是将竞争性的党际关系放在其民主理论的核心位置。他特别强调政党是多元主义的产物，并依据竞争性将政党体制分为竞争性与非竞争性两种。[2]

上述民主理论家的“党争民主观”，成为亨廷顿所谓的第二、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主轴。在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辅以经济、文化、军事及外交等手段，不断向第三世界输出“党争民主”，掀起了民主化的浪潮。尤其是随着苏东的剧变，冷战的结束，第三波民主化达到高潮，“历史终结论”的大肆宣扬，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更是将“党争民主”输出视为称霸世界的最佳手段。因此，美国政府通过军事和“颜色革命”等手段在全世界推广其民主战略。[9]也正是在此情形下，民主化浪潮此起彼伏。而在大多数民主理论家和政治家眼中，竞争就是党际关系所在。就此意义而言，竞争就是被视为民主化标志的党际关系。

(三)竞争与合作的均衡：党际关系的理想定位

如前文所述，正因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党际关系，才使得政党具有了公共性，使得政党摆脱了“宗派”形态，成为自由民主政治运转的轴承，从而实现了现代转型。然而，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二战后的民主输出战略的推行，党际合作关系被遗漏了，而党际关系仅仅被定位在竞争关系上，从而使得民主被化约为“党争民主”，并掀起了亨廷顿所谓的第二、三次民主化浪潮。

但是，一般认为，“党争民主”的现实基础和前提条件在于拥有共同的国家认同、政治信念以及平等性的社会结构等的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10]然而，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中，这样的同质化社会条件往往并不具备。例如，在欧美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利益争夺的催化下，在“党争民主”的运作过程汇总中，乌克兰东西部的族裔差异，上升为国家认同差异，导致了国家分裂危机。又如，“阿拉伯之春”之所以流变为“阿拉伯之冬”，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教派之间的冲突，在于共同政治信念的缺乏。又如，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出现过大的阶级阶层分殊，从而使得“党争民主”蜕变为“民粹主义”，致使拉丁美洲等地区以及泰国等国家的民主巩固困难重重。

由上可以看出，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是“党争民主”的适用条件。而在某种意义上，包括国家认同、共同政治信念在内的同质化社会条件反过来说明，政党之间除了竞争，还需要一定的共识和合作。由此又可以看出，为了民主巩固，政党之间除了竞争，还需要合作，在竞争与合作之间需要达致某种均衡。对此，英国学者艾伦·韦尔(Alan Ware)也才特别指出，“在对自由民主政体进行考量时，我们通常会想到各党之间存在竞争这一本质，但是，与竞争同样重要的是合作——正式的、非正式的以及含而不宣的合作——任何政党制度都包含这一部分。”[11](P13)因此，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成为民主巩固诉求下党际关系的理想定位所在。

二、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性：党际关系的衡量

如前文所述，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是民主巩固诉求下党际关系的理想定位。就此意义而言，党际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性，就成为民主巩固诉求下党际关系的主要衡量指标。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现有西方学术界主要是从稳定性，而不是从均衡性角度来考察和衡量党际关系。那么，怎么评价稳定性指标，其与均衡性何者更适合考察和衡量党际关系，成为民主巩固诉求下党际关系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竞争模式的稳定性：党际关系的既有衡量指标

纵观西方学术界，现有对民主巩固诉求下党际关系的衡量主要是从党际竞争关系模式的稳定性维度进行的。一般认为，美国学者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是最早探讨政党竞争关系模式稳定性的学者之一。他在论证定期投票之类的政治参与不是民主政体稳定的威胁之时，主要是通过分析定期投票中的选举动员与选举衰朽之间的关联性。在分析选举动员与选举衰朽之间的关联性时，普沃斯基则是借助政党竞争体制的稳定性进行的。而政党竞争体制的稳定性则又是借助投票模式的制度化来分析的。具体而言，就是分析每个投票者在不同期的选举中对政党的投票偏好变化情况。在稳定性较强的政党竞争体制下，在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投票模式下，投票者对政党一直有着持续不便的投票偏好；而在稳定性较弱的政党竞争体制下，在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投票模式下，投票者对政党的投票偏好则会发生较大的变化。[12](P49-67)

自普沃斯基伊始，党际竞争关系模式的稳定性越来越受到关注，稳定性的具体衡量指标得到进一步的提炼。例如，丹麦学者摩根斯·佩德森(MogensN. Pedersen)就专门从选举波动率(electoral volatility)这一具体指标来考察欧洲政党制度的情形。[13](P1-26)另外，在普沃斯基和佩德森的研究基础上，美国学者迈沃林更加详细阐述了党际竞争模式的稳定性问题。基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的巴西等拉美国家的实践经验，迈沃林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政党制度制度化的考察维度，包括党际关系模式的稳定性、政党的社会根基、政党的合法性以及政党组织结构等。其中，对于党际关系模式的稳定性，迈沃林认为可以通过选举波动率指标就很容易进行考察、衡量和比较。选举波动率指涉的是不同政党之间在不同期选举中得票率的总体流变。具体而言，就是要测量每个政党在连续两期选举中得票率的得失之和，然后再对其进行平均。例如，在两党制下，如果政党A在第一届选举中的得票率是43%，在第二届则增加至53%，得票率增加了10%，而政党B的得票率则从57%降至47%，得票率降低了10%，那么选举波动率则为(10+10)/2=10。在具体介绍选举波动率的测量方法后，迈沃林专门考察了美国等26个早期民主化和第三次民主化国家的下议院在1945年至1996年间的选举波动率。如表1所示，在迈沃林看来，在政党制度化程度高和低的国家中，选举波动率是非常明显的。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和后苏联国家的选举波动率明显高于美国等早期民主化的国家。其中，秘鲁的平均波动率为58.5%，是美国4%的将近15倍。这说明了秘鲁的党际竞争模式远远不如美国来得稳定。[14](P28)由此可以看出，选举波动率与党际竞争模式稳定性程度成反比。选举波动率越高，党际竞争模式的稳定性越弱；选举波动率越低，则党际竞争模式的稳定性越强。

表126个国家下议院的选举波动率*该表格摘自Scott Mainwaring, Rethinking Party Systems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The Case of Brazi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9.

应该说，经普沃斯基、佩德森以及迈沃林等学者对党际竞争模式的关注和考察之后，选举波动率(或曰选举波动性)成为考察政党政治的重要维度，同时也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围绕着选举波动性的产生原因、分层以及消减路径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15]

(二)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性：党际关系的理想衡量指标

如前文所述，党际竞争模式的稳定性是目前西方学术界衡量党际关系的主要指标，而该指标又是借助选举波动率这一具体指标的。毋庸置疑，选举波动率指标比较容易观察和衡量，这是党际竞争模式的稳定性衡量指标的优势所在。然而，就民主巩固诉求而言，党际竞争模式的稳定性并不是党际关系的理想衡量指标。

首先，党际竞争模式的稳定性遗漏了对“党际合作”的关照。如前文所述，自二战以来，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进行民主输出，从而掀起了第二、三次民主化浪潮。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输出的民主是一种“党争民主”，因而“竞争”成为民主化主轴的党际关系。正因为如此，普沃斯基、佩德森以及迈沃林等学者衡量党际关系仅仅停留在党际竞争关系上，并试图用选举波动率具体去衡量党际竞争模式的稳定性。但是，如前文所述，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才是民主巩固诉求下党际关系的理想定位所在。就此而言，党际竞争模式的稳定性，并不是民主巩固诉求下党际关系的理想衡量指标。

另外，基于“选举波动率”指标的稳定性，更多指涉的是政党组织的社会根基的稳固问题。如前文所述，选举波动率的测量方法，就是观察不同政党之间在不同期选举中得票率的总体流变。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在纵向时间维度下考察具体政党的得票率的变化，考察具体政党的社会根基变化而已。尽管选举波动可能会导致政党制度类型的变迁，如由两党制变为多党制，或由两党制变为多党制，这似乎反映了党际关系模式的变化，但其实还只是在党际竞争模式框架里边。因此，基于选举波动率指标的稳定性，显然是属于政党的社会根基维度范畴的，并不是真正属于党际关系的衡量指标，即使有时可以反映某种党际关系模式，那也只是党际竞争模式而已。

正基于上述两点，稳定性并不是民主巩固诉求下党际关系的理想衡量指标。而由于民主巩固诉求下党际关系的理想定位在于，竞争与合作的均衡。因此，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性，才是民主巩固诉求下党际关系的理想衡量指标。“均衡性”这一衡量指标，既可以反映出党际关系状态，又可以避免只关注竞争的偏颇。

(三)党际竞争与合作关系均衡性的衡量

既然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性是党际关系的理想衡量指标，那么如何把握和衡量这一均衡性呢？这是民主巩固诉求下党际关系研究不可回避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毋庸置疑，竞争应该成为自由民主政体下占主导的党际关系。然而，党际竞争是有前提和界限的，即要有一定的合作框架和共识基础的。而这本身也是政党之所以具有现代性，成为自由民主政治运转轴承的前提条件。因此，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性，指涉的是各个政党能否在特定的合作框架和共识基础上进行有序竞争。

具体而言，党际竞争的合作框架和共识基础至少应该包括：(1)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正如熊彼特指出，“只有所有起作用的利益集团实际上不但一致地忠于国家，而且一致地忠于现存社会的结构原则的时候，民主政府才能充分发挥其有利条件。无论何时，这些原则受到怀疑，引起了国家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的争论，民主政治就在不利条件下运行。一旦涉及的各项利益与理想是人民拒绝与之妥协的利益与理想，民主政治可能根本运行不了。”[6](P429)因而各个政党对所在的政治共同体要有共同的认同。(2)政党价值的共识。在政治共同体认同的基础上，各个政党需要对自身价值功能达成共识。当然，就民主巩固诉求而言，政党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维护民主巩固。因此，各个政党不能“为反对而反对”，不能只着眼于所代表的特定群体的利益，而置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于不顾。(3)制度规则的认同。各个政党对于宪政体制、选举制度以及其他相应的游戏规则，都要达成共识。若达成不了共识，各个政党就无法有效地按照相应的制度规则进行竞争，党际竞争也只能流于党派恶斗，甚至导致政治分裂。

另外，如前文所述，党际关系主要体现在社会、选举和国家政权这三个层面，因而上述党际竞争的合作框架和共识基础也主要反映在社会、选举和国家政权这三个层面上。基于此，衡量党际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性，主要就是看各个政党在动员和吸收社会支持，组织和参与选举投票活动，以及影响国家政权的具体运作等层面开展竞争的时候，是否以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政党价值的共识以及制度规则的认同为基础。若没有政治共同体、政党价值以及制度规则等方面的共识基础，就说明党际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性缺失，民主巩固也就无法得到保证；若具备政治共同体、政党价值以及制度规则等方面的共识基础，就说明具备党际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性，则有助于实现民主巩固。

三、均衡与失衡：党际关系的形态

(一)既有的党际关系形态分类

纵观学术界，现有对党际关系形态的分类更多的是在政党制度的范畴下进行的。当然，对政党制度的分类，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日渐复杂的过程。

一般认为，最早对政党制度进行分类的，应属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他指出，如果说政党组织是政党内部构成的结构和模式的话，那么政党制度则是政党之间共存的方式和模式。在迪韦尔热看来，政党制度包含了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构成政党制度的政党组织的内部结构异同；一是不存在于单个政党之中的新因素，如政党数量、联盟、地理位置和政治分配等等。[5](P173)基于此，迪韦尔热对英国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政党制度进行比较，而比较后发现，这两个国家的政党制度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政党的数量。也正依据政党的数量，迪韦尔热将政党制度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三种类型。

应该说，迪韦尔热开创了政党制度的政党数量分类方法，为政党制度研究提供了基本范畴，为后来的政党制度、党际关系形态的分类奠定了基础框架。然而，对于现实中存在的五花八门的政党制度来说，迪韦尔热的分类方法是非常不够的，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无法将现有的政党制度形态囊括其中。另外，正如国内学者王长江指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三种类型的任何一种类型，自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无法放在同一框架之中。例如，在一个国家中，执政党是唯一合法的政党，其他政党没有合法存在的机会，或者虽然存在着其他政党，却禁止他们执政，这两种情况都被定义为一党制。另外，一党制的重心在于只允许一党执政的法律强制要素上，但在两党制、多党制的定义中，其重心则变成了有执政实际可能的政党的数量要素上。在此情形下，若以法律强制作为统一的定义要素，那么，两党制、多党制就应该是法律允许两个政党轮流执政或两个以上政党轮流执政的制度；若以实际可能执政的政党数量作为统一的定义要素，那么，一党制就不应定义为只有一个政党，而应该是只有一个政党有执政现实可能，但并不否定其他政党的存在，也不禁止这些政党有执政的主观意图。而这样的结果便是，前一种情形不符合事实，因为两党制并非只允许两党执政。而后一种情形则把亚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发达的、不发达的等一些完全不同的一党执政类型纳入同一类型，这显然就失去了分类的价值。[16](P144-145)

也因为迪韦尔热的简单数量分类方法存在着上述的缺陷，学者们不断尝试在政党制度分类中引入其他标准。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标准就是政党的相对规模。政党的相对规模，就是指政党在达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才能被计算在内。例如，A.S.班克斯和R.B.泰克斯特就依据政党的相对规模标准，将政党制度分为一党制、主从党制、一个半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五种类型。[17](P25)后来，法国学者布隆代尔则将两个居支配地位的政党能够赢得平均90%以上选票的政党制度界定为两党制，将两个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党所得选票不足2/3的制度界定为多党制，而两个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党得票不足90%，但超过2/3的则界定为两个半党制，从而进一步将政党规模进行量化。[17](P26)另外，考虑到上述政党数量和政党相对规模单一标准的不周全，有学者倾向于将二者综合起来。例如，英国学者韦尔同时运用政党数量和政党相对规模标准，在二者的交叉点对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进行了定位和分类。[11](P144-155)

应该说，上述政党数量和政党相对规模，比较容易被观察得到，对于政党制度的分类有着比较简便的优势。然而，就政党间关系而言，上述标准只能反映政党间关系的具体主体，并不能说明主体之间的具体关系。于是，美国学者约瑟夫·拉帕隆巴拉(J. LaPaLombara)和迈伦·魏纳(M. Weiner)于1966年在他们共同主编的《政党与政治发展》一书中，将政党制度分为竞争性制度和非竞争性制度两大类，然后在此框架下结合政党的执政状态(霸权和轮流)和意识形态特性(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两个标准，再将政党制度细分为霸权—意识形态型、霸权—实用型、轮流—意识形态型以及轮流—实用型等四种类型。[16](P146-147)

后来，萨托利也探讨了政党制度的分类，并且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我们知道，萨托利也是首先将政党制度分为竞争型和非竞争型两大基本类型。当然，萨托利也是充分肯定了政党数量对于政党制度分类的重要性。而在如何计算政党数量时，萨托利则引入“政党相关性”概念来进行。他指出，若一个政党的出现或存在，会影响到政党竞争态势，尤其是改变有执政可能的政党的竞争方向，包括左与右之间、向心与离心之间的转向，那么该政党就属于“相关政党”。反之，若一个政党处于多余地位，从未被作为合作对象考虑，那就不是“相关政党”了。接着，萨托利又提出了“政党相关性”的两个判断标准：一是政党的选举实力。政党的实力可以通过在议会下院中的席位的百分比即“席位实力”来测量和显示。一是政党的联盟潜力和讹诈潜力。这个主要是针对多党制情形的，主要是确定政党的相关性，尤其是小党和反体制政党。若一个较小的政党在一段时间或在某些时刻处在至少是可能的政府多数之一的位置，则不能被忽略不计；反之，一个较小的政党在一段时间内在任何可能的联盟多数中不被利用，那么，该政党就不是相关政党，可以忽略不计。也正是在竞争与非竞争的基本框架下，依据政党的相关性标准以及意识形态的极化程度，萨托利将政党制度进行如下的分类：(1)竞争型政党制度。包括极化的多党制、温和多党制、两党制、主导党制、碎片化多党制等。(2)非竞争型政党制度。包括一党极权制、一党权威制、实用主义一党制、霸权党制等。[2](P171-333)

显然，相对于简单以政党数量和政党规模为标准的政党制度分类，以萨托利为代表的以竞争性为最基本标准的政党制度分类，更能反映出党际关系。而就自由民主政治体制而言，党际关系形态就是萨托利等人所指涉的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的竞争型政党制度形态，换言之，包括极化多党制、温和多党制、两党制、主导党制和碎片化多党制等在内的各种党际关系形态，均被定位在竞争型的形态上。当然，这个现象与前文所述的二战后以“党争民主”为主轴的民主化不无关系。

(二)竞争与合作均衡性视角下的党际关系形态分类

如前文所述，既有的党际关系形态分类，要么无法反映具体的党际关系，要么仅仅反映党际竞争关系形态而已。而正如前文所指出，在民主巩固诉求下，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均衡是党际关系的理想定位。就此意义而言，依据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性所反映出的党际关系形态，对于民主巩固更有直接的解释力。鉴于此，可以依据政党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性对党际关系形态进行分类，由此也就形成了均衡性视角下党际关系形态的新分类。

依据党际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性程度，我们可以将党际关系形态分为：(1)竞争与合作均衡的党际关系形态。在这类党际关系形态下，各个政党在动员和吸收社会支持，组织和参与选举投票活动，以及影响国家政权的具体运作等层面开展竞争，都是在前文所述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政党价值的共识以及制度规则的认同等基础上进行的。这类党际关系形态，呈现出的是政党之间的有序竞争与合作关系，能够有利于政党政治的有序运作，有助于实现民主巩固。(2)竞争与合作失衡的党际关系形态。与竞争与合作均衡的党际关系形态相反，这类党际关系形态呈现出来的是政党之间的无序竞争和恶斗。在这类党际关系形态下，各个政党在动员和吸收社会支持、组织和参与选举投票活动，以及影响国家政权的具体运作等层面所开展的竞争，都没有以政治共同体认同、政党价值共识以及制度规则认同为基础。显然，这类党际关系形态，并不是民主巩固的有利条件。

总之，竞争与合作均衡性视角下的党际关系形态，更能贴近政党政治生活的实践，更有助于考察政党政治的民主巩固功能的发挥情况。当然，这里必须要补充说明如下两点：(1)竞争与合作均衡性视角下的党际关系形态分类，主要是针对自由民主政治而言的。自由民主政治是以政党外部多元主义为基础的，是以党际竞争为主轴的。正因为如此，党际竞争是主导性的。但同时，党际竞争又是有条件的，其必须以一定的共识和合作为基础的，实现有序的党际竞争，实现党际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均衡。也正因为是在自由民主政治的场域中，党际竞争与合作的失衡主要指涉的是缺乏共识和合作基础的党际竞争，而暂不涉及缺乏竞争的党际合作。(2)竞争与合作均衡的党际关系形态，是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竞争与合作均衡的党际关系形态，之所以是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其主要原因在于，竞争与合作失衡的党际关系形态，往往会呈现出政治分裂状态，从而不利于民主巩固。这其中的具体原因又在于，缺乏共识和合作基础的党际竞争，往往流于党派恶斗。在共识和合作基础缺失的情形下，为了获取党派利益，各个政党往往会利用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政治信仰、种族、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差异，激化社会分歧，甚至制造新的社会分歧，并将其上升为政治分歧，从而出现政治分裂危机。而这对于民主巩固将是十分不利的。尽管如此，但这并不能说明，党际竞争与合作的均衡，就能够保证民主巩固。因为民主巩固除了需要党际竞争与合作的均衡之外，还需要考察政党的社会根基、组织结构以及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等状况。

结 语

综上所述，民主巩固诉求下的党际关系定位在于，竞争与合作的均衡。党际竞争是否以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政党价值的共识以及制度规则的认同为基础，即党际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性，则是衡量党际关系的主要指标。据此，我们可以将党际关系分为竞争与合作均衡和党际竞争与合作失衡两种基本形态。而这样的研究尝试，有助于纠正有关党际关系的既有认识偏差，更能够反映和探讨当下自由民主政治在新兴民主国家甚至西方国家内部的巩固问题。因为党际竞争与合作的失衡，缺乏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政党价值的共识以及制度规则的认同，不仅在乌克兰等一些新兴民主国家中，党际竞争激化了社会分裂，造成了政治分裂危机，致使无法实现民主巩固，而且在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中，正如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所指出，党际竞争也演化为“否决政治”，从而出现了政治衰败现象。[18]另外，这样的研究尝试，将为民主巩固视域下的政党政治比较研究提供科学、合理的指标和视角，从而有助于提升和充实该方面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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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MeasureandForm:theInterPartyRelationsunderAppealofDemocraticConsolidation

YeQili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ter party relations;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equilibrium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arty politics, inter party relationship determines the political democracy function to a great extent, which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value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western liberal democratic system. However, due to the political practice and cognitive limitation and other reasons, the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takes competition as the positioning of inter party relations. They take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 party competition mode as a measure of inter party relations, and the number of parties and competition as a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form of inter party relations.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s the ideal location for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under the demands of inter party relations. The equilibrium of inter party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s a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easure index of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under the demands of inter party relations. Based on the degree of equilibrium, we can judge the inter party relationship by two basic forms of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im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本文系华侨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研究”(项目号：14SKBS204)的阶段性成果。

叶麒麟，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 厦门361021)。

[责任编辑刘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