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考古学与中国美术史学关系探讨

王寄丹

摘 要：现代考古学的兴起与发展，不但对整个考古学影响深远，而且对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民国时期，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吴金鼎等人将遗迹、遗物的艺术价值和审美风格带入考古学的研究之中。而对遗迹、遗物的艺术价值和审美风格的研究，实际上已经涉及美术的研究领域了。正是这种艺术上的跨界研究，对中国美术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很多的艺术史学者都将考古学融入艺术研究中，这大大拓展了美术史学的研究领域，使美术史学的研究内容变得更为丰富多样，研究方法和理念也受到了冲击，进而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

关键词：现代考古学；民国；中国美术史学

在中国美术史学上，20世纪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百年，却在中国美术史学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这一时期考古学的成就对美术史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的巨大影响，使中国美术史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想都有了极大突破，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本文即就现代考古学与中国美术史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兴起

在我国，以收蔵和研究古器物为主要内容的金石学和古器物学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都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直到今天，考古学的发展也离不开金石学和古器物学。但是，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却是在20世纪以后，以田野发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现代考古学就已萌芽。当时，由于西方列强和日本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探险“考古”，使得殷商甲骨、汉晋简牍、敦煌经卷等一大批古文物被发现，更将自清代乾嘉以来就高度发达的古代金石学推向了一个新高度，而这也成为现代考古学建立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乾嘉以来，金石学和古器物学发展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为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最终建立和发展，却是受到自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的影响。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了方方面面，考古学也是其中之一。20世纪初，在中国进行探险式“考古”活动的西方人，包括了人类学、地质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这些学者大多具备绘图、摄影、测量、修复古文物、分析研究艺术等方面的技术，这些都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正是由此开始的。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涌现出了一批地质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等方面的人才，如丁文江、李济、翁文灏、杨钟健等人，这些人都曾在西方留学，带回了较为先进的考古理念和考古技术。这批人才的回归，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李济更是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1928年，当时的中国政府专门成立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出任院长，自此，中国有了专门的考古发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组织了多次大型考古活动，其中1928年至1937年间对殷墟的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事业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发掘活动，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尽管20世纪的考古活动有很多重大发现，并且考古学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综观整个民国时期，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考古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都是在摸索中逐步发展。可以说，民国时期的考古学是在西方近代考古学的影响下，结合中国本土的考古学发展起来的，是中国本土考古的进一步发展，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萌芽和生长期。同时，由于此时的考古学开始重视遗迹、遗物的艺术价值和审美风格，并对此加以研究分析，因此对中国美术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现代考古学与中国美术史学相辅相成

受考古学影响最深的就是历史学科，历史学科研究范围的每一次扩展，都离不开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因此说，考古学和历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美术史学和考古学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几乎每一次重大的考古发掘活动，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美术史学的研究。通过考古发掘活动，经常可以在遗迹和遗物中发现大量的古代美术品，此时就需要美术史学家站在美术史学的角度，对这些古代美术品加以研究和分析，阐述其艺术风格、特征以及对历史学的影响。除此之外，考古学和美术史学还有着更为亲密的关系，比如说两者之间常常有着相同的资料，而考古学中常用的类型学和年代学等鉴别方法，也同样适用于美术史学的研究。此外，二者之间还有着相同的研究对象，都是古代美术品，所以考古学和美术史学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之间相互独立，又彼此渗透，密不可分，缺一不可。

在实际工作中，当有一定艺术修养的考古学家在野外进行考古发掘和做资料研究时，会自然而然地代入美术史学的知识，从美术史学的角度对遗迹和遗物的艺术价值和审美风格进行分析。如在殷墟的发掘过程中，主持殷墟考古发掘活动的李济先生，就对出土的青铜器和陶器上的纹饰加以研究，并将其与仰韶和甘肃等地出土的陶器纹饰加以比较，对纹饰的变迁进行分析和考察，并据此著作成文，收录在其著作的《殷商陶器初论》一文中。李济对青铜器和陶器花纹的考察活动，已不仅仅是单纯的考古活动了，其立足点和分析所用的知识和技术，都已涉及美术史学的领域。而将美术史学运用到考古发掘活动中的，不止李济一人，很多考古学家都曾将美术史学相关知识和技术代入到考古学中。如今，美术史学已是考古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同样，在美术史学的研究中，考古学也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如梁思成在研究古代建筑、陈万里在研究敦煌石窟艺术时，都受到了考古学的影响。考古学开拓了美术学的研究领域，使“考古新发现的艺术价值”越来越受到美术史学界的重视。民国时期，许多艺术史学家如滕固、岑家梧、王子云等人，其研究思想都受到考古学的影响，在对美术史学的研究上越来越趋向于考古学。

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兴起，通过考古发掘，许多新的、极有价值的美术史学研究资料被发现，考古学对美术史学的重要作用也越来越凸显。也正是因为考古学对中国美术史学的影响越来越重大和深远，所以大部分美术史学学者都开始关注考古新发现，甚至打破美术史学的局限，亲自走到野外参与考古活动，并对古代美术器物进行调查研究。如著名的美术史学家史岩、王子云等人，为了获得第一手的美术史学研究资料，就曾亲自到全国各地，对石窟、佛塔、寺院、岩画、雕塑、碑碣、壁画、建筑等古代美术遗迹和遗物进行考察①，并著撰成文，成为中国美术史学和美术史研究中非常宝贵的研究资料。

这些珍贵的研究资料对中国美术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使考古学和美术史学彼此的渗透和影响进一步加深。对考古学来说，民国学者的考察活动是对历史遗迹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对中国美术史学来说，这些考察活动最后的研究成果，也成为中国美术史学上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此外，民国时期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改变了中国传统美术史学的研究格局。在考古学建立之前，中国传统美术史学对古代美术器物的研究主要是以文人画为主，而研究所用的材料都是来自文献和见闻，研究方法以文献考据为主。而对古代器物进行研究的不是专业学者，而是收藏家、鉴赏家和文人画家。美术史学的研究著作，一般都是传记、著录、品评和文苑传等。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使中国美术史学的研究对象不再仅限于文人画，建筑、碑碣、壁画、岩画、石窟、雕塑等都开始被纳入美术史学的研究范围内。同时还涌现出了一大批专业的美术史学研究学者，研究的目的不再是收藏和鉴赏，研究材料也不再限于文献和见闻，而是更侧重于通过对实物的鉴定得出重要信息。研究方法除了传统的文献考据外，考古学中的实地考察也成为研究美术史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在研究著作上，更为专业的学术论文，成为阐述研究成果的主流著述类型。这些明显的变化奠定了中国美术史学由传统美术研究向现代美术研究转变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考古学对美术史学起到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甚至可以说，考古学是传统美术研究转变为现代美术研究的催化剂。

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的融合，开创了中国美术史学研究的新风向，拓宽了中国美术史学的研究领域。而美术史学在考古领域的应用，丰富了考古学的内容，促进了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和进步。

三、结语

纵观现代考古学和中国美术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说两者之间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管缺了哪一个，都不会有今天的考古学和中国美术史学。尽管两者之间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这不能抹杀两者之间的共通点以及对彼此的促进作用。在未来的发展中，这种促进作用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促进和推动彼此的发展进步。考古学对古代美术器物的艺术研究离不开中国美术史学的支持，而中国美术史学的研究也离不开考古学的辅助，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促进彼此的进一步发展，将二者推上一个更辉煌的发展阶段。

注释：

①民国时期，由于西方人在中国的一系列探险“考古”活动，导致大量的文物流失海外。鉴于这一沉痛的现实，1940年，美术史学家王子云先生向当时的教育部提出了组建西北文物考察团的建议，获批后又亲自担任团长一职，带领考察团对敦煌莫高窟、甘肃的拉卜楞寺、青海的塔尔寺、关中汉唐陵墓等遗存，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考察活动。除了王子云先生外，史岩也曾在1943年3月，由四川经天水、兰州、酒泉、安西等地，于5月26日抵达莫高窟，并对沿途的石窟、壁画、岩画等艺术遗存进行了考察研究。此后王子云先生和史岩先生都将考察中获得的珍贵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著成传世巨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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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晓杰.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视角举隅[D].华中师范大学，2014.

[3]王嘉伟.古代墓葬与中国美术史写作[J].美术教育研究，2015，（08）：37-37.

[4]刘娅萍.美术史研究的现实、态度与范式——有感于第五届全国高校美术史学年会[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2，（02）：8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