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以德治为主传统廉政文化的特征与不足

摘 要： 中国古代的廉政模式，始终是德治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主要通过道德教化、提出加强自律等道德手段来倡导廉政的模式，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官吏增强对反贪倡廉的体认，从而在内心形成自觉躬行廉洁从政的观念与行为。然而，这种德治主导性的廉政模式具有不足。德治过分强调道德教化以及主要依靠统治者自身的表率作用，从而不可避免地夸大统治者个人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

关键词：德治为主 廉政文化 特征 不足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9-0331-01

一、以德治为主传统廉政文化的特征

德治主导型的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并成为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主要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儒家文化是一种以“内圣——外王”为目标的伦理型政治文怀，他的一个重要特征，乃是各种社会关系呈现出明显的伦理化趋向。“在儒家心目中，人与人之间似乎只有一种关系，即伦理关系，其他关系，如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都被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伦理化了。”这就决定了伦理道德在儒家文化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伦理道德约束甚至超过法律的效力”、“泛道德化、泛伦理化倾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个人的自我约束在“德”，政治的巩固也在“德”。这种德治主导型的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并成为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主要特点，并具有以下特征：

1.依靠道德力量并辅之以必要的法制约束力来追求廉政价值的实现。这种道德的力量主要是“以伦理道德准则约束公职人员的权利，规范掌权者的行为，并通过道德教化和个人修养等方式吧这些准则转化为掌权者的内心自律，从而提高公职人员道德素质和道德人格，筑起防腐抑腐的道德防线，倡导清正廉明之风。”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孔子的“为政以德”论。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也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就是说，德治能够产生巨大的力量，他可以极大地凝聚人心。孟子还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的民财，善教得民心。”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统治者，特别是一些有作为的君主，经常通过系统化的廉政教育，以增强官吏对廉洁从政的感悟进而促使他们养成廉政廉洁的道德品质。如唐太宗对大臣的廉政教育往往推心置腹，情理交融；而康熙对大臣的教育常常能够以理服人。在古代统治者看来，“诚发乎心，德形乎身，政加乎人，化达乎天下。以此禁吏，则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正因为如此，古代统治者对大臣进行道德教化，无非是希望官吏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以形成正直清廉的从政之德。

2.儒家文化中的“修齐治平”理论，也已涵盖了其德治思想的全部内容。这一理论的要旨在于，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必须从修身做起。“自天子以至于熟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成为个人实现其政治抱负的逻辑起点。而修身，就是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在中国古代统治者看来，修身自律，能够产生巨大的人格力量，而人格力量比虚设的制度更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东汉政治家王符从本末论的角度，提出修身行廉是治化直奔。即：“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二饰末。”“夫修身慎行，敦方正直，请链接白，恬淡无为，化之本也。”

3.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慎独”。慎独，是指在一个人独处时，在灭有其他人监督的情况下，有做坏事的可能机会而不去做坏事，一味地遵守规范，自我约束自己。《礼记·大学》曰“诚与中，形于外，故君子慎其独也。”《荀子·不苟》亦曰：“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儒家的“慎独”思想，对中国谷底啊许多廉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子罕不受宝、公仪休不受鱼、羊续拒贿、杨震不受金等等这些事例机会都是他们坚持慎独的结果。可见，慎独是嘉庆道德修养而形成的道德自律。它既是一种道德自律的境界，也是一种道德自律的方法。

二、以德治为主传统廉政文化的不足

这种德治主导性的廉政模式具有诸多不足。一方面，各种社会关系的处理主要依靠道德调节，并认为道德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诚然，各种社会惯性的处理确实需要道德，倡导廉政而不提倡道德，的确是不可能的，但道德却不是万能的。在君主专制社会中，在人们的道德觉悟和道德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官场的贪贿腐败之风始终存在.如在朱元璋时期，依然存在"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使冤者不伸，枉者不理，致使衔冤无诉，下情不能上达"等现象。这也说明，在封建专制下，德治主导型的廉政模式难以发挥倡廉的根本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德治过分强调道德教化以及主要依靠统治者自身的表率作用，这又不得不将治国理政的全部希望，落到个别的“圣贤”身上，从而不可避免地夸大统治者个人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而高高在上的皇权又使得许多君主常常以“圣贤”自居，唯我独尊，个人说了算，势必导致德治滑向人治的泥淖尤其是，许多封建君主往往穷奢极欲，无所约束，上梁不正，下梁弊歪，于是，又造成整个社会贪贿腐败之风蔓延。正如白居易所揭露的那样：“前代人遮之贫困者，由官吏之纵欲也；官吏之纵欲者，由君上之不能节俭也……盖君好则臣为，上行而下效。故上苟好奢，则天下贪冒之吏将肆心焉。”

当然，中国古代统治者在强调以德倡廉的同时，也辅之以相应的法律制度约束。如通过管理选拔与考核制度、监察制度、俸禄制度等逼养的制度防范，甚至通过严峻的法律制度等手段，以促使官吏形成廉洁从政的品德。不过，在整个封建社会，这些制度与法律的约束始终是居于从属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廉政模式，始终是德治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主要通过道德教化、提出加强自律等道德手段来倡导廉政的模式，确实收到一定的效果，也不失为一条防腐倡廉的良策，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官吏增强对反贪倡廉的体认，从而在内心形成自觉躬行廉洁从政的观念与行为。

参考文献

[1]杨伯峻. 论语译注（简体字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2]朱熹.河南程氏遗书 [M].商务印书馆， 2010.

[3]朱熹，吕祖谦. 近思录[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4]林宏星. 荀子（精读） [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王兴文，（1983-），研究生学历，中共定西市委党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领导学和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