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情深

文 杨新生

大哥情深

文 杨新生

父母生了9个孩子，我是最小的，大哥长我18岁。

当我稍懂事时，听父母说：我刚蹒跚学步的1942年5月的一天傍晚，侵华日军进入我村，实施“三光”暴行。此时，大哥飞身把我驮在肩上，拔腿直奔村东，钻进荆棘丛生的乱坟堆里。月黑风高，我蜷缩在大哥怀中，躲过一劫。待到天亮，鬼子走了，大哥又把惊吓中的我背回家里，只见祖传老屋已成一片废墟。大哥用手刨开瓦砾，不断从中搜寻，终于找回我失落的小手箍，帮我重新戴到手腕上。这只小手箍伴我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后来，为逃避“一甲一兵抓壮丁”，血气方刚的大哥不得不背井离乡，到鄱阳一家茶馆当学徒。其间，大哥常捎口信回来，嘱我好好读书。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后，一家人才得以团聚。大哥把积攒娶亲的钱，用来供我上学。其后，大哥成家，独立门户，仍关爱我，对我呵护有加。在他的小家，我搭灶吃饭。浆洗缝补，由大哥包揽。

1955年8月，12岁的我不负大哥之情之义，考入县城中学（现临川一中）。学校距家40多里。去报名的那天，大哥将跑买卖糊口的独轮车擦洗干净，捯饬一新：左边，用麻绳把书箱、衣被等绑扎得严严实实；右边，拿稻草做了个座垫，让我坐得舒适。而后，大哥脚穿草鞋，肩披围布，半打边车，推我上学。一路上，爬坡过坎，车轮“吱吱呀呀”，大哥汗水“滴滴答答”，还时不时叫我“坐稳当，坐稳当”，生怕我有个闪失。

此后的岁月，我读完大学，参加工作，成家立业。正当我以为自己有能力来报答大哥的恩情时，“文革”开始了。不久，时人贬我为“臭老九”，并以“知识越多越反动”为由，对我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将我关进了牛棚。年近花甲的大哥得知此讯后，连夜长途跋涉140多里路，到牛棚看我。兄弟俩四目相对，泪水打湿衣襟。临走之前，大哥塞给我一包自做的豆屑蘸糯米团子，说等我回家。

“文革”结束，心随所愿，我入了党，提了干，和大哥相融相亲，共享幸福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