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官巨腐

2017-02-09 14:34王晓飞
农村农业农民·A版 2017年1期
关键词:科级总数贪腐

王晓飞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屡上头条,1.2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手续……其腐败纪录再次引发人们对“小官巨腐”现象的关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越到基层权力越集中,监督也越松懈。乡科级一把手掌握当地实权,“土皇帝”“一人说了算”是小官巨腐形成的重要原因。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农业服务中心原主任张佩山,挪用其管理的9亿元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收受理财产品销售人员好处费30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9月至2014年4月,张佩山利用全面负责村级财务镇级管理工作的职务便利,擅自决定使用其管理的9亿元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导致一笔2000万元的理财产品未收回(仅收回利息110万元)。

2014年2月25日至3月11日,张佩山利用职务便利,擅自挪用其管理的公款300万元,用于投资资金信托。

庭审中,张佩山称镇领导知道他用管理的钱购买理财的事。但经法院查实,纪委曾约谈马池口镇历任党委书记和镇长,多名证人表示对张佩山的犯罪行为不知情。

昌平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以张佩山犯挪用公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6个月;犯国有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最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继续追缴张佩山的受贿款30万元。

一审宣判后,张佩山曾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后张佩山又撤回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最终裁定一审判决生效。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屡上头条,1.2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手续……其腐败纪录再次引发人们对“小官巨腐”现象的关注。笔者盘点了自2000年以来,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34名乡科级及以下贪腐官员,有9人涉腐过亿元。

这些“巨腐”中,乡科级的一把手占到了总数的六成,高于副职干部。他们落马时的主要年龄区间为41~50岁,其中最主要集中在46~50岁,约占总数的四成。

职级

超六成大贪为乡科级一把手

笔者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梳理出自2000年以来,涉贪金额超过千万的乡科级及以下小官,共计34人。其中,乡科级正职一把手超过了总数的六成,比例最高,而副职仅有两人。各地一把手出现高额贪腐的机会远远高于副职干部。

笔者梳理发现,这些贪腐小官有会计、工程负责人、村干部等,掌管财务、土地、招标等领域,成为他们的“生财之道”。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越到基层权力越集中,监督也越松懈。乡科级一把手掌握当地实权,“土皇帝”“一人说了算”是小官巨腐形成的重要原因。

而越是资源丰富的地区,这种现象就越突出,因为这些“地方小官”权力非常大,运用公共资源的能力非常高,一个村主任、镇长就可以决定本地矿产、土地等资源的批复结果。

此外,一些地方小官素质相对较差,政治意识、法律意识淡薄,而有些人是通过买官上来的,因此上岗后贪得无厌,不放过任何“捞钱”机会,官小但“胃口大”逐渐就变成了“硕鼠”。如果不是案发,其行为很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

另一方面,监察、制约一方又与这些贪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亲戚、朋友关系等,“地方保护伞”也为查办增添难度。因此,要相应地治理官商勾结、官与地方组织勾结的现象,各级公安、纪检机关就要联合发挥力量。

年龄

46~50岁居多,平均“潜伏”6年

这些“硕鼠”在落马时的主要年龄区间为41~50岁,其中最主要集中在46~50岁,共有13人,约占总数的四成。而40岁以下落马的仅有2人。

此外,从公开报道分析,6年的“潜伏时间”对于这部分贪官来说是一个“槛”。据笔者统计,“小官巨腐”从开始贪腐到最终落马平均时间为6.3年。其中,“潜伏”时间最长的为山西省阳泉市城区公安局巡警大队原大队长关建军,从1997年至2010年的13年中,关建军从一名普通警察变成坐拥数以亿计财富的涉黑组织的头号人物,直到2012年才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竹立家表示,40岁左右当个科长、镇长、局长在地方是很普遍的现象,此时正是年富力强的时期,精力充足也在当地培养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关系网”也相应地织成,加上“一把手”的身份,其关系盘根错节,给腐败带来了便利。

同时,笔者注意到,自2000年起,10年间落马巨腐小官总数为18人,竟与近5年人数相当,可见“小官巨腐”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山西等地在人数上遥遥领先,超过了全国总数的1/3。

竹立家解释,这些小官巨腐不是一天形成的。“他们今天批一个矿,明天批一块地,长期如此。通过土地、资源出让等方式,只要在权力范围内能捞的都捞。”

这种“苍蝇式”腐败更加隐蔽,犯罪证据更不容易掌握。地方基层属于“天高皇帝远”,官官相护、利益相连,相互包庇、相互掩饰、相互支持的现象在个别地方很严重。

竹立家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真正让公共舆论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让权力公开透明,降低地方“一把手”的权力。

刑责

关建军以2.59亿元、27套房、劳斯莱斯轿车居首

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的1.2亿元“业绩”算得上惊人,不过在笔者盘点的34名乡科级及以下贪官中,他的涉案金额仅勉强进入前五。据笔者统计,共有9名小官涉腐金额超过1亿元,而关建军以2.59亿元、27套房产,劳斯莱斯轿车“傍身”,位居榜首。

34人中有6人获死刑,如河北省曲阳县七里庄村党支部书记刘会民受贿罪、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妨害公务罪等11项罪名并罚,被判执行死刑。而判处无期、有期徒刑的加起来共达13人。

笔者注意到,有3名涉案金额在1000万元左右的官员被判处死刑,但涉案金额不是决定刑罚的最重要因素。

如原北京朝阳区孙河乡康营村委会委员梁达贪污1.89亿元,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诈骗罪一审判处其15年有期徒刑,罚金195万元。贪污2.12亿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财务局会计卞中也仅被判处死缓。

对此,竹立家表示,对于贪官的量刑应该从重从严处理,案件的量刑与贪腐数额大小、造成的危害后果、后期退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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