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境与规定语境下的孔子情怀

罗秉相

关于“季氏将伐颛臾”，教参[1]这样分析：……孔子的“入世”精神在文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当时礼崩乐坏，但孔子本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继续推行他“礼”与“仁”的主张……冉有与季路支持季氏攻打颛臾，这显然违背了孔子的政治主张。所以，孔子对这两位学生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观点明确，情绪慷慨激昂。冉有是孔子的学生，语言表达比较委婉，而孔子的观点态度却十分鲜明，充分显示了“当仁不让”的精神。

这样的分析，比较笼统，甚至可能出现偏颇。“季氏将伐颛臾”这件事发生于孔子周游列国返回母邦之后。十四年的漂泊，孔子的思想更为成熟，意志也更为坚定，言行也更有风范，境界更为高尚，并且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深受“礼教”影响下的孔子言行有其特殊的规定性和无奈的选择性，在这个充满悖论语境下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就不是“慷慨激昂”“观点态度却十分鲜明”可以概括的了。烈士暮年，家国天下，修齐治平，壮心不已，孔子的超越，使他成为当时的精神导师和时代的良心，笔者以为用情怀来概括，比较合宜，这个情怀体现在“均”这个为政境界的追求上。

一、“均”字的内涵

均，金文 篆文 ，均，金文 = （匀，使齐平、使相等）+ （土，泥土），匀，既是声旁也是形旁，表示使相等、使齐平。“均”的本义是指制陶时的陶轮。明末清初哲学家方以智曰：“均者，造瓦之具，旋转者也。”[2]庞朴先生注均字曰：“均，塑造陶器毛坯的转盘。瓦，指陶器。”[3]徐灏曰：“〈管子·七法篇〉：‘独立朝夕于运均之上。〈房注〉：‘均，陶者之轮也。按：均与钧通。〈淮南·原道训〉：‘钧旋毂转，周而复帀（同匝，环绕一周也）。〈高注〉：‘钧，陶人作瓦器法，下旋转者。〈汉书·邹阳传〉曰：‘独化于陶钧之上。张晏曰‘陶家名模下圜转者为钧是也。旋转故有平遍之义。”[4]许慎《说文解字》曰：“均，平遍也。从土从匀，匀亦声。”[5]段玉裁曰：“平者，语平舒也。引申为凡平舒之称。遍者（遍，次也），帀也。平遍者，平而帀也。言无所不平也。”[6]

所以，从均字的原初意象看，均不是平均，而是平遍，是无所不平。均在器物方面是陶轮，引申开来，在人心方面的平遍就是仁爱，在政治方面的平遍就是仁政。

二、悖论的语境

孔子的情怀，是一定语境规定下的产物。孔子生活的年代，有着非常特殊的一面，语境中充满了悖论。一方面宗法体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顽强地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地位，为政以德，为政以礼的思想并没有因为“礼崩乐坏”而被抛弃。这面旗帜不管是谁执政，都必须扛起。另一方面诸侯、卿大夫等“君子”却是德位不一，弑君杀父、手足相残层出不穷。

（一）冉有、子路身份的两面性

冉有、子路，既是季康子的家臣，又是孔子的学生。这两个名分都必须接受“策名委质”的仪式方可生效，这是周礼所规定的。更关键的是，经过这个仪式后，冉有、子路的言行，必须符合“忠”的品德要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质，贰乃辟也。”杜预注：“名书于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则不可以贰。”孔颖达正义本此：“策，简策也；质，形体也。古之仕者于所臣之人，书己名于策，以明系属之也。拜则曲膝而委身体于地，以明敬奉之也。名系于彼所事之君，则不可以贰。”

孔子收徒时，学生先要穿上儒服，举行拜师礼。然后郑重地举行仪式，也叫委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子路“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东汉服虔说，“古者始仕，必先书其名于策，委死之质于君，然后为臣，示必死节于其君也。”[7]所以，冉有、子路既要忠于季康子，又要忠于孔子。两个身份，一种品质。但当季氏为私利决定伐颛臾时，便与孔子的治国理念发生了冲突，对于冉有、子路，尴尬就在所难免了。

（二）季氏形象的两面性

《论语》中“季氏”的形象，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僭越”：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季氏”为季平子）

朱熹《诗集传》曰：“僭，乱也。”[8]“僭越”即非礼，越级，窃名盗号，在孔子看来季氏真大不敬。

但文中冉说过：“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夫子”是老师，先生，是对男子的尊称。这里面除了冉有作为臣子对主公季氏必须的尊敬外，实际上透露着一个信息，季氏在鲁国，深得民心，在冉有、子路心中是个值得尊敬的主公。这是有依据的，《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中的“季氏”形象，便与《论语》有出入：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史墨）对曰：“……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既而有大功于鲁，受费以为上卿。……”

鲁昭公被季孙意如驱逐，奔齐，终身不复，而内民众顺服，外诸侯认同。晋国正卿赵鞅对此感到奇怪而问史家墨。墨认为，季氏家族自季友在平“庆父之乱”时有大功，获封费邑，被任命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不废旧绩”。史墨对季氏家族的褒奖之意呼之欲出。他甚至讲述了季氏执政之正当性，“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不管赵氏出于何种动机发问，史墨的回答掩盖不住对季氏之认同与称赞。史墨是良史，当有史家明辨是非的能力与秉笔直书的良知。

（三）孔子身份的特殊性

孔子的身份也是比较特殊的。在季桓子时期，孔子做过季氏的家臣。《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贫旦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如果没有季桓子的帮助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是季氏造就了孔子。暮年返鲁，孔子以“待问”的方式、“国老”的身份参与政事。与季康子的交往基本上以“答问”的方式进行，同时亦通过门弟子对季氏及鲁国政治施加影响。孔子和冉有、子路一样，面临着“忠”的尴尬。

在季氏将伐颛臾这件事上，孔子三次批评，各有侧重。先是批评冉有、子路失礼，没有遵守治国以礼，为政以德的伦理要求。再是批评两人失责，作为家臣，却“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三是失守，失守于君子之德，心口不一，没有诚信；失守于治家之“患”，不懂得治家与治国一样，“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将会直接导致“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的恶果；失守于治家与治国的关系，没有想到“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缺少政治敏感性。

但是，批评的真正指向，还在于冉有、子路没有真正解除“季孙之忧”。关于“季孙之忧”，苏教版认为指“季氏与鲁哀公间的危机”，言外之意季氏忧虑的是鲁哀公；而人教版认为是“孔子预感季氏将会发生内乱，季氏的忧虑在季氏内部。笔者以为孔子嘴上说季孙之忧，其实讲的是孔子自己的内心之“忧”。其实，孔子和季康子一样，懂得“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的道理。其次“忧”季氏“家政”的稳定，害怕再有“阳虎作乱”。冉有和季路的失职，没有及时而有效地阻止季孙氏的“无道”行为，季孙氏难免要“玩火自焚”，这也就是说，将来坏季孙氏大事的，必是冉有等家臣无疑。三是对冉有、子路的忧愁。孔子欣赏他俩的政治才干，却不欣赏他俩的政治品德。担忧他们一“家”不治，何以治天下。没有“以道事君”，是个备数的“具臣”（《论语·先进》）。

三、孔子的超越

“三分公室”后，鲁公室只控制有郊外的遂地，此外公室还拥有若干公邑（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所取卞邑即公邑之一）。公室就靠这些属地的田税生存，如果再失去“颛臾”，公室的财富更少了。所以，听到“季氏将伐颛臾”的消息后，其实孔子内心非常纠结的：如何真正实现为国以礼（名），解决维护季氏作为正卿的正统（“季孙之忧”）与制止季氏僭越（“萧墙之内”）的矛盾；如何完成家臣忠诚事主的职责（“陈力就列”）与如何尽责（解除季氏“子孙忧”）的矛盾；坚守理想（“均”“和”“安”“文德”）与面对现实（“相夫子”）的矛盾。

但孔子的伟大，正在于对这种纠结情感的超越，他也成为历史一个伟大的家臣。当年“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鲁君臣沉溺酒色而不政理事之后，燔肉不至，孔子携弟子门人周游列国，继续寻求实现德政之路。

四、孔子情怀

单从《季氏将伐颛臾》看，孔子与季氏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但实际上季氏连孔子的政敌都算不上，更谈不上是孔子的敌人。在宗法社会里，孔子的言论，更像是对姬家家族内部利益矛盾的洞悉者、忧虑者和调解者。

所以“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这句话恰恰体现了孔子的情怀：知其不可而为之。

后人都评价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情怀，就“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句话而言，就有“知其不可”的分别和“而为之”的分别。具有非常明确的言语指向的规定性。明确这一限制性语境，对于正确理解孔子的批评的意义非常大。

1.“知其不可”。首先是孔子深知礼崩乐坏的不可“逆”。其次孔子恪守的周礼本身相对于孔子不可能参与政治的不可“逆”转。

孔子及其弟子能够挤进“家臣”的行列，说白了也是得益于礼崩乐坏。到春秋中后期，家主鉴于宗法性家臣易于做大，如季桓子时，大权就曾落入阳货（三桓孟氏支族）手中，出现“陪臣执国命”的现象，转而寻求其他类型的家臣。当时最为引人注目者莫过于孔子的贤能弟子，于是“学而优则仕”的孔门弟子成为各国卿大夫竞相追逐的对象。仅委身于季氏者，就有以勇猛著称的子路、善于处理政事而闻名的冉有、仁慈贤惠的仲弓和明大义的子羔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记载季孙氏垂青于以“孝”闻名的闵子骞，想请他做费宰，但终被“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的闵子骞所拒。可见，鲁国执政季孙氏深得用才之道。因为这些非宗法性家臣对家主的依附性不强，易于流动，难于形成威慑家主之势。

2.“而为之”，问题之一：“为”什么？

“为”什么，“齐家”。“齐家”[9]，据《大学》“先齐其家”注：家，家族。古代卿大夫有一定的地域被他统治，组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家”或“家庭”。

所以，孔子不遗余力地推荐自己的弟子入仕。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

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

没想到，冉有、子路到任不久，季氏便决定伐颛臾。冉有、子路一下子处在矛盾的漩涡：“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与“臣”的矛盾，这是诚信问题；赞同“夫子欲之”与“君子疾”（孔子“疾”）的矛盾，这是忠诚问题；解决季氏“后世必为子孙忧”与“有国有家”的矛盾，这是职责问题。

但在孔子看来，冉有、子路在季氏将伐颛臾这件事上，暴露出只知其家不知有国的修身错误。身为家臣，冉有在孔门弟子中还居“政事”科之首，却不知如何“齐家”，更谈不上“治国平天下”，这是孔子最为伤心的。

问题之二，是如何“为”。孔子及孔门弟子可说是相对独立于鲁国君臣这股血缘的、世袭的力量。周公制礼作乐的核心观念，除尊尊、亲亲外，还有贤贤。虽不在其位，君子思必出其位。德行与知识是士之为人师、为王者师，匡君之失的凭依。《大学》经一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10]宗法制度的实质是“家国同构”，“修身在齐家”，检验“修身‘的成效，在于你能否“齐家”。“齐家”就是把家庭以至家族治理得有条理，包括内部和谐美满和外部的良好形象。这是对季氏等的修身要求。而帮助季氏“齐家”，这才是冉有、子路的真正职责。因为，在春秋时期，宗法制度之下，孔门子弟“齐家”，既是检验修身成效的试金石，也是孔门弟子庶民子弟“学而优则仕”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社会地位，在“齐家”的层面上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冉有、子路作为家臣，尤其是冉有作为“相”（宰），孔子是多么希望他们能实现自己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可是冉有、子路“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所以，批评的背后的要求也非常明确：

“齐家在修身”，要求冉有、子路走出“只知其家不知其国“的道德情感误区，帮助季氏“克己复礼”。“治国在齐家”，要求冉有、子路胸中要有从治国的高度去治家的意识。“平天下在治国”，期望冉有子路有治国平天下的境界。

五、孔子为政境界的追求

让我们再回到文本，探讨孔子的为政境界。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何以伐为“是说季氏师出无名。依据宗法制度的嫡庶、长幼、亲疏等项关系，确定贵贱、大小、上下各种等级区别，形成各种名分。“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名。”（《左传·桓公二年》）就是说，“礼”和“政”的目的是“正名”。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依据宗法制度的规定，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不越位，不僭礼。

孔子希望重建的“天下有道”的文武周公的事业，是有理想蓝图的。“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句话的落脚点就在“均”字上。朱熹《四书集注》曰：“寡谓民少，贫谓财乏，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是时季氏据国而鲁公无民则不均矣；君弱臣强，互生嫌疑则不安矣。”[11]“均”含义是“各得其分”。

前面说过“均”在器物方面是陶轮，在人心方面的平遍就是仁爱，在政治方面的平遍就是仁政。“仁政”在孔子时期，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层次，但在不同的层次，境界要求也不同。

儒家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高的境界是“平天下”，“平天下”的“平”，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使动用法，使天下“平”，是指治平之后的天下的状态；一个是指能使天下“平”的政策措施。所以，“家齐”就是家“平”，“国治”就是国“平”，“天下平”就是天下致“平”。在《季氏将伐颛臾》中就是“均”。由此看来，孔子对冉有子路的批评，实际上是对季氏执政的评论。既然是评论，必然蕴含了更高的境界。所以我们站在孔子的境界来审视这起事件。

1.形而下层面——各得其分。朱子的诠释其实是落在形下层面来解释的，这是“均”之境在物质层面的后天技巧。孔子一生坚持“以礼治国”的政治主张，“礼”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支柱。形而下层面指的是在政策执行层面主张“有国有家”（即治国治家）要“各安其分”，不能超过礼制的规定。

孔子说：“民之所由生，礼为大。”“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礼记·哀公问》）又说：“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董仲舒还说：“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

这是因为孔子所处的时代，生产力水平很低，社会财富自然贫乏。所以，孔子所说的“患不均”的“均”，形而下层面，也可以特指社会财富分配中量的比例关系要保持平衡和协调，即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占有的财富应该“各得其分”，彼此之间量的差别应维持某种协调的比例关系。所以，当“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二）形而上层面——政教均平。这是“均”之境在道德层面的先天原则。“均”的原初意象是平遍，是无所不平，所以“均”还可以看做是具体杂多之物作为存在的公平、公正、普遍性的前提。因此，政治、政教意义上的普遍公正是指分配原则的先天公平、先天公道。“仁者爱人”，不均就是不仁，“均”是道德的先天原则。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有道”。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者，政出于一也；‘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者，民志定于下而无所私议也。”[12]何谓一？许慎《说文解字》曰：“惟初太始（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13]一即是道，一即是太极，政出于一即是政出于道，即政出于太极。冉有不知彼道、太极为何物，当然就“昧于几微，暗于远大”[14]。季氏将伐颛臾，说大了与天道相违。

（三）均境——天下大同

《论语·尧曰》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孔安国曰：“政教公平，则民说矣。”[15]公，是“均”的注脚，即指政治、政教的公平。刘宝楠曰：“是言政教宜公平也。公平则举措刑赏皆得其宜，民服于上，故‘说也。”[16]又《吕氏春秋·贵公》曰：“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正也。公则天下平矣平，和也。平得于公得，犹出也。尝试观于〈上志〉，古记也，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不正也。凡主之立也，生于公生，性也。故〈鸿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荡荡，平易也。〈诗〉云：鲁道有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义，法也。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或，有也。好，私好，鬻公平于曲惠也。无或作恶，遵王之路恶，擅作威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故曰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私，犹异也；万民之主，不阿一人阿，亦私也。”[17]可知，若能做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则先天原则立，先天原则立则政教公平，政治公平则天下和谐、万民同乐。这样治平境界则为“均”境，即天下为公的大同之境。《礼记》载孔子语曰：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的大同社会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1）“天下为公”的民主政治；（2）尊老爱幼、充满仁爱的社会风尚；（3）“讲信修睦”，高度文明的道德水平；（4）“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藏富于民的社会经济；（5）人人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天下“大同”，正是对均境社会最精辟而又最美妙的概括，也是孔子批评季氏为政的道德的制高点。

六、余论

“修齐治平”落脚点在修身，试金石是“齐家”，起飞处是“治国”，归宿处是“平天下”，即“天下大同”的“均境”世界。

然而善道之不得行于斯世久矣。但孔子并没有墨守成规，他深明混乱之世当从自身、家庭救起。孔子看到了好的政治生活与良好有序的家庭生活最初是一体的，家而国，国而家，关系牢不可破。他虽然“述而不作”，但他重整松弛之亲亲之维，引尊尊向尊贤；援仁入礼，重新为周公所创礼制之“尊尊”、“亲亲”之和谐运转注入新机。孔子强调修身为本，“‘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论语·为政》）。他多么希望君子大夫、弟子皆能孜孜于学，为文质彬彬之君子，正己正人，则郁郁周文或可部分地再现。在此意义上，孔子对季氏僭越之批评便不仅仅是站在宗法制之内了，而是朝向一个更加生气蓬勃的政治世界。这就是孔子的情怀。

孔子的殷切期望，可以朱子的评论作结：“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则上下四旁均齐方正，而天下平。”[18]

注释：

[1]教学参考书·语文必修四[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p2.

[2][清]方以智.东西均·开章[M].庞朴.东西均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1，p1.

[3]庞朴.东西均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1，p1.

[4][清]徐灏.说文解字注笺[M].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十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p13171.

[5][东汉]许慎.说文解字[M].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十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p1310.

[6][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十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p13171.

[7]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司马贞索引服虔注《左氏》。《左传》僖公23年孙颖达疏说有不同。

[8]宗邦福、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p157.

[9]刘俊田等译注.四书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句章[M].北京：中华书局，2005，p3.

[11]【宋】朱熹.四书句章集注·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p 170.

[12]【宋】张栻.论语解（卷八）[M].四库全书（199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p295.

[13]【东汉】许慎.说文解字[M].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p977.

[14]【宋】张栻.论语解（卷八）[M].四库全书（199册） [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p296.

[15]【清】刘宝楠.论语正义[M].诸子集成（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4，p416.

[16]【清】刘宝楠.论语正义[M].诸子集成（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4，p416-417.

[17]【秦】吕不韦，【汉】高诱.吕氏春秋[M].四库全书（848 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p283.

[18]【宋】朱熹.四书句章集注·大学句章[M].北京：中华书局，2005，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