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来信

谌旭彬

中日关系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政治课题之一。因是之故，身为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身边一直有着很多“知日派”。

自1928年的济南事变起，日本与国民政府间冲突频繁，“知日派”亦前赴后继“阵亡”于交涉前线——亡名誉者，以黄郛为代表，亡性命者，以唐有壬为代表。

败退台湾后，蒋身边仍围绕着相当数量的“知日派”。最具代表者，乃是一手造就“白团”的曹士澂（时任台湾驻日代表团军事组组长）。

据曹回忆，他起念并促成“白团”成立的扼要经过如下：“日本各地正值闹着征集义勇军援华骗钱之事，由此引发本人拟借着日本军事武力军援台湾之构想，随即拟就草案，前往正在医院养病中之冈村宁次先生，（本人与他在南京时有不少因缘）请他协助，不料他看了草案，立即表示赞同，愿意尽力支助以报答中华民国及蒋总统对日本及其本人的大恩大德，于是和我商拟具体计划，由本人带来台湾呈请蒋先生核示，经同意指示后交由本人带回日本，面交冈村先生，白团的工作开始了。”

除“白团”外，1951年8月，曹士澂还曾向蒋介石建议聘请日本经济顾问来台。

何应钦、张群、汤恩伯等大陆时期对蒋有重要影响力的“知日派”，去台后也仍活跃在台前幕后。

1952年7月，何应钦发起成立“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参与者包括张群、雷震、邵毓麟等百余人。这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组织，期望通过“民间外交”，即文化、教育、技术、旅游等方式，密切台日关系。1965年，裕仁天皇曾颁赠何应钦一等旭日大绶勋章，表彰其增进日、台关系的努力与成果。

张群则被前首相岸信介誉为国民政府去台后“最大知日派”。1952年8月，张群曾受蒋介石委派，以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日本活动长达三月之久。蒋的很多对日政策，系由张群负责推动促成。

汤恩伯虽不事外交，但1945年在上海遣返日俘日侨，较其他地区更仁慈，深受日本朝野尊重，誉之为“知己恩友”。金门战后，中将根本博曾与汤恩伯讨论台日军事上的协作事宜；1953年汤恩伯赴日疗养，曾受他恩惠的日本军民自发为其举办谢恩会。

不过，国民政府去台后“最大的知日派”，实属蒋介石本人。若非蒋在1945年出于对抗苏联的目的而对日本实施“以德报怨”政策，在50年代的台湾，上述“知日派”也难有充裕的活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