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或将令人类进入“原子化”时代

克雷格·兰伯特

美国国立药物滥用研究所资助过一个研究项目，我的职责就是采访海洛因吸食者及其他毒品依赖症患者。研究结果当然在意料之中：所有被采访者几乎都表现出明显的精神病症状。很多人甚至患有抑郁症或其他精神病综合征。即便如此，相当多吸毒者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感到非常满意。他们既不烦恼，也不觉得压抑。他们认为，眼下的生活很有意义。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和正常人的交集越来越少。

这种与大脑以外的“真实世界”联系的重要性，无论我们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相互关联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在一个健康的自然栖息地里，所有生命体相互依存，每一个生命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植物还是动物，确保其生存的最可靠方式，就是为周围的其他生物提供生存条件。当一个生物体逐渐被它所处的生存环境边缘化，对周围其他生物的生存可有可无时，它就失去了在环境中应有的位置，并将逐渐走向灭亡。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对此做出了最精辟的总结：唯有联系才是最重要的。

如同我们周围的氧气一样，沟通是不可或缺的。一旦丧失了沟通能力，你就无法了解他人，也无法让其他人了解你，这或许是所有人类悲剧的根源。在监狱里，最难熬的惩罚未必是肉体的折磨，被关进禁闭室才是最残酷的惩罚。一个与社会切断一切联系的人，必将变得越来越危险。我们曾听说过很多这样的新闻：有些疯狂的人仿佛中了杀人魔咒，在校园里肆意开枪射击，或是实施其他骇人听闻的暴行。这些悲剧背后的某些因素似乎不难揣测，至少可以肯定，这些暴徒都是孤僻的人。

只要沟通出了问题，社会组织就无法正常运行，比如家庭、球队、营销部门或学生团体。那些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人，不可能与其他人或某个集体合作。与外界失去联系的团队，无论是球队的后卫线，还是董事会，最终都无法运转和破裂。

当然，我们不能把独处与孤立混为一谈。我们大量的时间都是一个人度过的，静静地思考问题，为自己的家安装窗户，绘制水彩画，吹萨克斯，或是读书。这种独处是一种难得的休闲，常常能带给我们无限的收获。独处会提高心灵的境界，因此，我们经常会选择独处。

但孤立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而是外界的拒绝、丧失联系、对自己的失望或是某种制度强加给我们的。很多事物可以把我们孤立起来，它们并非全部源自我们自身或社会群体。任何经济模式和技术，只要在本质上减少了沟通，就有可能把人孤立起来，其中就包括影子工作。

作为群居动物，人类经历了数百万年的进化。从狩猎群居的部落，发展到农业社会，再到封建社会，人类曾经生活在部落、宗族和各种大家庭的环境下。直到18世纪，人类都不曾孤独过。按照历史标准，即便是由母亲、父亲和孩子组成，而且生活在独立住宅中的当代核心家庭，也是与社会相割裂的，因为这些家庭成员与他们的祖父母、叔叔、姨妈、表兄妹及其他亲属是分开的。就个人来说，我还算幸运，因为我生活在一个传统的家庭中，我父亲的所有兄弟姐妹及其家人都居住在几英里的范围内。

这种传统的社区概念逐渐淡化了。近几十年，独自生活的老年人数量已达到历史的最高峰，尤其是在美国的城市，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在亚特兰大、丹佛、西雅图、旧金山和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至少有40%的家庭只有一名家庭成员，在曼哈顿和华盛顿特区，这个比例已接近50%。在其他国家，这个比例甚至更高：巴黎已超过50%，斯德哥尔摩甚至超过60%。

尽管这种现象对房地产市场有益，但它也意味着，人们与其他人联系的时间正在减少。在出版于2012年的《群体性孤单》一书中，作者雪莉·特克尔描述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人们过度沉迷于社交媒体和数字娱乐，以至于彼此不相往来。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的社会工作者艾利斯提到：“我曾看见三个小女孩肩并肩地沿着马路走过来，她们彼此之间一句话都不说，甚至根本不关注其他人的存在。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部智能手机。对我这一代人来说，这种做法显然是不礼貌的。”

如今，人们的耳朵里始终塞着耳机，听到的只有音乐世界的声音，对周围的声音却充耳不闻。这种现象说明，娱乐技术已经将耳塞使用者与周围社会隔离开来。因为技术的普及，音乐和电影的个体化体验正在取代那些由大量观众共同观看的演出。

远程办公和计算机的普及意味着，人们在工作中通过电脑屏幕和电子邮件进行的沟通要远多于当面交流，电话与当面沟通已被大大减少，直接对话成为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顾客和机器人代替超市收银员和加油站加油员承担起服务性工作，进一步减少了人们之间的沟通。影子工作让我们习惯于享受孤芳自赏的满足感，但这种所谓的自立是有代价的。正是每天的交换行为、彼此带来的快乐以及与服务人员的闲聊，让我们的邻里之间、我们所在的社区和城镇凝聚到一起。在2009年出版的《发现潜在的贵人：开发和用好陌生贵人的秘诀》一书中，作者梅琳达·布劳和卡伦·菲格曼阐述了人际交往的重要性：这种联系已经不再强大，但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家庭生活、在学校里的成功乃至集体生活中在社交上获得的满足感来说，仍然非常重要。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1973年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弱纽带的力量》，进一步重申了这一点。他在文中指出，与朋友或亲戚等关系亲密的人相比，我们在找工作时反倒会更依赖于关系较为疏远的其他人，即那些“联结程度”较弱的人。当然，“弱联结”的一个优势就是数量众多。

机器人正在摧毁人类的这种生存结构。这些具备“互动”能力的机器人无法真正地互动：它们永远不会顶嘴。使用自动售货机时，从事影子工作的顾客可以控制自己的交易节奏，无须适应其他生命体发出的反馈。这些影子工作者被封锁在“自给自足”的世界里，在自动售货机面前，他们可以一言不发，几乎完全规避与真人的交流。

此外，自动售货机需要的只是信息，这就彻底消除了交流的情绪和情感，至于精神层面的体验就更加谈不上了。自动售货机的使用者可能会变得像机器人一样：没有感情和情绪，甘当数据的奴隶。这种互动方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甚至演变成一种模式，让人们习惯于像对待机器人那样去对待人。机器人或许也能形成某种行为模式，导致所谓的“阿斯伯格综合征”（一种泛自闭症障碍，其重要特征是社交困难，伴随着兴趣狭隘及重复特定行为），并最终造就自动化社会。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完善机器人技术。在人类面前，今天的机器人已在很多方面占据优势，而且成功地接管了制造业，将人类变成了它们的奴隶。

在社会学领域，人类沟通纽带的断裂现象被称为“原子化”。这是一个采用化学术语的比喻：以前依靠“分子”凝聚在一起的人类，正在分裂为相互游离的更小单位，或者说“原子”。社会原子化为社会状态的异化提供了舞台，比如“社会失范”，这个词来自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杜尔凯姆出版于1897年的经典著作《论自杀》（Suicide）。

归根到底，社会失范的内涵在于社会规范与共同价值观的崩溃，使得社会秩序失去了支撑。社会失范有可能导致社会道德异常，或者说，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的退化。一旦人类失去了共同的生存前提和价值观，这些新的“原子化”个体就会接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伦理思维，采取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利益为终极目标的行为。

这听起来或许有点像企业家的创业精神，甚至近似于所谓“极致个人主义”的范本，但它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从定义上说，企业家必须了解市场，而且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同样需要与社会联系，比如爱默生所说的新教徒，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天主教徒，他们就不可能去反对天主教徒。相比之下，原子化和社会失范的内涵是通过切断联系的方式忽略集体的客观性。这就有可能带来普遍存在的社会病态行为。有些社会学家甚至媒体界人士都认为，这种社会病态行为或许已经出现。很多社会现象就是这种疾病的表征：频繁爆发的校园凶杀案；恐怖分子实施的暴行；被社交媒体不断激化的青少年欺凌事件；少数精英人士占据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其他人收入停滞，但我们对这种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束手无策；少数富豪控制工业化民主国家的政权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崩溃的状态下，唯一行为正常的参与者或许就是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