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甲万那端战俘营的岁月

列斯特·坦尼

1942年，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日本陆军开始侵略菲律宾，并与美国及菲律宾的联合守军交战。在菲律宾巴丹半岛上，美菲守军与日军激战达四个月，最后因缺乏支援与接济，于1942年4月9日向日军投降，投降人数约有78000人，这近8万人被强行押解到160公里外战俘营，一路无食无水，沿路又遭日寇刺死、枪杀，在这场暴行中约15000人丧命。巴丹死亡行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制造的震惊世界的战争罪行与虐待俘虏事件。

本文描述的是战俘到菲律宾甲万那端战俘营的情形，甲万那端战俘营是日本人在菲律宾建立的规模最大的战俘营。

一

日本人训话完毕，就推搡我们，把我们驱赶到一个露天演兵场。在这里，他们对我们进行了彻底搜查，仔仔细细地搜我们的身体和衣服，不放过任何一件随身物品。有些兄弟被勒令脱光衣服接受检查。他们命令没有脱光衣服的人把身上的所有口袋都翻过来，把所有的随身物品丢在身前的空地上。日本兵还不放心，他们把手伸进我们衣服的口袋，一个一个地探查，看战俘有没有携带违禁物品，有没有按照他们的命令做。我们都学乖了，都很清楚不配合的结果，最后日本兵很满意，我们没有人因为私藏物品受到惩罚。我猜日本兵之所以这么仔细，主要是想捞一点外快，看看我们身上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让他们发笔小财。

随后，日本人给我们分配了宿舍，并编好了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号码。规矩和奥唐奈战俘营一样，如果一个人胆敢逃跑，他的号码前面和后面的五个人都要被处决，是拖出去枪毙，还是刺死，还是斩首，看当班的日本军官的兴致。

我走进新家一看，天哪！这简直就是奥唐奈战俘营棚屋内部场景的翻版。我们都惊呆了，原本以为作为菲律宾兵营的甲万那端战俘营条件会好一些，我们看到的情景只不过是放大了的奥唐奈战俘营——这里的战俘人数更多，病号更多，空气污浊、疫病流行。绝大多数人的体重至少比正常体重少十五六磅，瘦得只剩皮包骨头，有些人瘦得非常恐怖，就像站立的骨架。好多病号，虚弱得只能扶着墙走。他们耷拉着脑袋，眼膛深陷，麻木而迟钝，佝偻着腰。他们被疟疾和痢疾折磨得奄奄一息，几乎无法站立。有很多痢疾患者躺卧在壕沟周围，随时准备排便。

甲万那端战俘营的战俘宿舍是木板房，面积比奥唐奈战俘营的棕榈棚屋要大得多，里面的战俘也多得多。第一次看到如此之多的垂死战俘出现在我眼前，我感到相当震撼。后来我渐渐地发现，营区里还游荡着一些看起来比较健康的战俘，他们的体重、气色和我们完全不一样。

原来，战俘营的战俘是分批次到达的。从奥唐奈战俘营转移过来的战俘待在1号营区，还有大批来自克雷吉多岛的战俘，日本人把他们安排在3号营区。他们没有经过强行军，没有被日本人塞进密不通风、逼仄狭小的闷罐车，与成千上万人挤在一起，从圣费尔南多运到卡帕斯。1942年5月6日他们才投降，在此之前，他们给养充足，没有人营养不良。

1号营和3号营的状况，截然不同。1号营的战俘，是从奥唐奈战俘营转移过来的巴丹半岛的守卫者，身心疲惫，饥饿难耐，疾病缠身。痢疾、疟疾、脚气病、糙皮病、肺炎，这些盘旋在奥唐奈战俘营上空的黑色恶魔，跟踪而至，死亡的阴云飘在1号营的上空。3号营的战俘是坚守克雷吉多岛的将士，他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于5月26日开始进入3号营，到5月30号为止，大约有6000人。他们相对健康，只有少量的人身患痢疾，几乎没有人感染疟疾。除了在最后几天的战斗中受伤的人员外，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很强壮，都能自己照顾自己。菲律宾大局已定，日本人没有为难他们。他们没有经历灭绝人性的强行军，用不着时不时地掩埋病死、饿死的战友，也没有看到死亡行军途中残忍的杀戮。

1号营和3号营之间的距离有5英里。两个营的死亡率相差非常大。10月29日，两个营区合并之前，3号营中有69名战俘死去，而1号营中死亡的战俘人数高达2100人。1号营的气氛一直非常压抑。死神在我们身边徘徊，我感到不寒而栗，时刻担心自己染病撒手人寰。日本人配给的可怜的食物，填不饱我们的肚子。食物短缺，医药全无，同居高不下的死亡率，摧残着我们原本极其低落的士气，一点一点地侵蚀着我们求生的意志，削弱着我们生存的希望。

二

在克雷吉多要塞被俘的军官，要比在巴丹半岛被俘的军官，健壮得多，看起来更加胜任战俘营的管理工作。显而易见，与疾病缠身、自身难保的后者比起来，前者更加能够得到日本军人的尊重和战俘的信任。当我结束了巴丹的工作，和伙伴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来自克雷吉多岛的军官们已经占据了甲万那端战俘营的上层位置，他们承担了与日本人沟通、维护战俘秩序的工作。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我渐渐发现，这些人没有吃过日本人多少苦头，没有充分见识过日本军人的凶残，所以他们处理很多事情，并不符合我们1号营的利益。

我不得不指责某些唯利是图的来自克雷吉多岛的军医。他们在投降时随身携带了大量的医药物资。我不知道，他们在被俘后，在进入甲万那端战俘营之后，有没有把这些物资上交给日本人，或者有没有被日本兵搜刮过。我敢肯定的是，他们当中很多人偷偷地把一些药品藏起来了。他们囤积居奇，待价而沽，为金钱扮演了上帝的角色。只要战俘有钱或者值钱的东西，就可以从他们手里买到或者换到一些救命的药，比如磺胺、奎宁。3号营的战俘可能会买得起药，我们1号营的战俘，早就被日本人劫掠一空，根本买不起。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间接来说，我们的很多兄弟，是被这些医生害死的，因为他们见死不救。日本人根本不会管生病的战俘的死活，所以我们军医手中的药，是生病的兄弟的唯一希望。医者父母心，本是落难兄弟，本该同病相怜，不知道这些“趁火打劫”的医生，有多少带着他们用药品换来的“财富”，活着回到了美国。如果上帝当时在甲万那端战俘营的话，他一定会谴责这些狼心狗肺的“白衣恶魔”。

时间长了，3号营战俘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手里的东西也越来越少，偷藏的食物，早就吃光了。在1号营和3号营，都存在鞋子和衣服短缺的问题。日本人没有给我们发任何衣服，我们原先的衣服破烂不堪，当然1号营的情况要比3号营严重得多。

菲律宾日头狠毒，天气炎热，不穿衣服会被晒死，尤其是在“魔鬼农田”劳动的时候。如果没有鞋子保护脚，很容易磨出水泡，被硬物划伤，甚至可能感染。唯一补充衣服的办法是脱下死者的衣服和鞋子，让他们赤身下葬。这些衣服只要洗干净，还是可以穿的。衣服可以凑合着穿，想等到一双合适的鞋子，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赤脚的人，通常要等待很久，才能找到一双合适的鞋子。

我来到甲万那端战俘营不久，就听说了日本人需要一些技工在战俘营里或者到战俘营外面去干活，于是很多卡车司机一夜间变成了机械工人。那些没有特殊技能，或者在日本人看来不够聪明的战俘，只能在战俘营内外干最脏最累的活。总之，日本人不让我们这些能走动的人闲着，如果不能参加各种专门的劳动队，就要下田劳动。

甲万那端的“魔鬼农田”臭名昭著。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协助刨地和收割的机器，所有的活儿都要用双手完成。工作时间从上午6时到11时，下午2时到天黑，日复一日，没有间断。中午我们会领到一碗米饭和一碗被称为“汤”的带颜色的水作为午饭。菲律宾的太阳很毒，很多兄弟缺乏衣物，经受不住长时间暴晒，体表温度迅速升高，中暑倒下。日本人禁止我们在田间交谈，违者会受到严厉惩罚，我们只能不停地刨地、挖地。农场里种着大量的黄豆、南瓜、小麦、甜薯、黄秋葵和茄子等。有时我们不禁想象这些食物是为自己种的，这样的想法简直太愚蠢了。我们一点吃不到，这些东西只有日本人才能享用。日本人吃不掉，就强行推销给当地的菲律宾人。如果有人在耕作期间偷吃蔬菜，被抓住，轻则受到一顿毒打，重则丢掉性命。

我下地劳动的第一天，就挨了看守好几顿狠揍。我步行到农场，早上6时就下地了，当时气温估计有华氏96度，预计中午飙升至华氏100度。刚下地，腰上就挨了看守重重的一铁铲，因为我不小心踩到了一株刚发芽的秧苗上。不到两小时，我又挨了第二顿打，看守嫌我干活太慢，用装满沙子的竹棍狠狠地敲在我的头上。不久，我正跪在地上除草，刚才打我的两个日本兵把我拖到营区的一个角落，一个日本兵用铁铲柄猛敲我的脖子，另一个日本兵的“巨型手杖”不断地落在我的头上和肩膀上。回地里后，旁边一个畦子的兄弟对我说，我不应该跪在地上除草，日本人怪我压坏了庄稼。我只能弯下腰除草。我吸取教训之后，总算没再挨打。等哨声响起，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看守离开后，我一头栽倒在地，几个工友把我扶回宿舍。我回到宿舍，发现头上、肩膀上、腰上，千疮百孔，血迹斑斑，都已经凝固了。我想请休利特医生给我看看伤，哪怕清洗一下伤口也好，最好请他开一张明天不能参加工作的证明。工友们阻止了我，他们说，那几个看守离开后，就到医务室外面守着，看见在农场劳动的人去治伤，就毒打一顿，刚有人被活活打死。我的这个想法就此作罢，我知道，让他们碰到，就是死路一条。第二天，看守会报上去，坦尼伯格，因为中暑死亡。

三

大量证据表明，甲万那端战俘营的看守是日本军队当中最缺乏教养、素质最低劣的。如果不是被征调来当看守，他们在国内只能看澡堂子。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非常愚蠢，以至于他们的上司经常当着美国和菲律宾战俘的面惩罚和羞辱他们。倒霉的还是我们，他们常把气撒在我们身上，经常寻衅殴打我们。他们订了很多奇怪的规矩，比如“不给大个子美国人提供食物”。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在凶残程度上存在差异。

我们给这些看守起了绰号。这些绰号非常形象生动，是与这些家伙的长相、说话方式、行为动作或者其他个性特征相对应的。无论大家干活有多卖力，有一个看守总是喜欢大喊大叫，大家就叫他“大喇叭”。还有一个家伙说话语速很快，音调怪得像唐老鸭，他的外号就是“鸭子唐纳德”。这个家伙动不动就朝我们咆哮，有些时候是抱怨。这些绰号在战俘中流传得很快，几乎每一个战俘都能准确地把绰号和人对上号。

有一天点名的时候，有五个人没有应声。看守们发疯似的尖叫，叫大家在操场上席地而坐。他们没办法确认这些人是越狱了，还是生病了。这些蠢蛋立马就认为，战俘营里发生了严重的越狱事件。当时我们觉得情况很糟，因为一个人逃跑就会有十个人跟着遭殃。他们的大喊大嚷，惊动了办公室里的指挥官。鬼子军官严厉地斥责他们，命令他们赶快去找。

两个小时之后，看守们汗流浃背地回来了，他们宣布抓到了这五个人。看守们对自己“高效率”的工作很满意，大笑着并互相拍打着肩膀。不一会，指挥官带着翻译来了。他命令我们立正站好，表扬了这些士兵，说他们搜捕工作做得很好，因此他不打算按照“连坐法”来处决被牵连的战俘，不过那些逃跑的人不可饶恕，将在明天一早处决。实际上这五个人当中有四个是企图逃跑的，而第五个人是藏在一间兵舍的地板下面被看守发现的，他病得很厉害，仅是想找个地方安静地离去，他已经被疟疾折磨得精疲力竭，还在不断地为自己澄清。

我们离开农场时，看见新一轮惩罚又开始了。看守们用木棍毒打他们，踢他们的胃部、后背和腰肾处。一番折磨过后，每个人都倒在地上。接着，看守将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背后，架在平时鞭打战俘的柱子上。

第二天点名之后，日本人把这五个人拖到营地的另一边围栏上，好让路过的菲律宾人看看逃跑的美军战俘的下场。他们被绑了两天，既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他们能得到的唯有日头的炙烤和看守们连续不断的毒打。看守们用沉重的皮带金属扣不停地抽打他们的脸、胳膊和头。还有一些看守，端起装了刺刀的步枪，佯装向这些可怜人的心脏刺去。两个没有佩戴军衔的军官从刀鞘中拔出武士刀挥舞着，似乎在练习如何砍掉他们的头。由于饥饿和疲惫，还有炎热，这些兄弟已经没有力气抬起头来。刀锋离他们的脖子非常近，远远看去，好像日本军官已经完成了斩首，兄弟们已经身首异处。

到了第三天，游戏结束了。十个全副武装的看守押着他们来到了墓地，强迫他们为自己挖掘墓穴。他们因饥饿而虚弱不堪，饱受疟疾和痢疾的折磨，身心受创。他们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这几个勇敢的战士不约而同地屹立在墓穴旁，他们抬起满是血污的脸，昂首挺胸，眼神里充满了愤怒，显得坚强而刚毅。无论日本人要怎么处置他们，他们已经准备好去承受即将发生的一切。

日军指挥官示意看守蒙上他们的眼睛，一个兄弟一把抢过黑布，扔在地上。指挥官示意看守反绑住他们的双手。随后给他们每个人的嘴里放了一根点燃的香烟，并让他们面对警卫，警卫手中的步枪已经上好膛，瞄准了这几个兄弟。指挥官把武士刀举过头顶，快速地挥下来。枪响了，五个兄弟应声倒下，还有一个兄弟傲然挺立，没过几秒钟，枪声再次响起，最后一个兄弟也倒下了。日军指挥官走到他们跟前，发现他们的身体还在颤动着。他从皮套里掏出左轮手枪，瞄准每个人的头部又开了一枪。这一次行刑，我们是观众。这一幕严厉地警示我们：逃跑，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