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敦煌写卷看佛教与章草的发展

■吕丽军

从唐代敦煌写卷看佛教与章草的发展

■吕丽军

章草兴盛于汉代，其与篆书、隶书、草书的关系密不可分，留传至今的汉代章草多为刻本，墨迹极少。当代许多学者都认为汉代是章草发展的高峰，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中有：“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变索靖法，稍以华胜。世传书《诸葛武侯对蜀昭烈语》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书也。萧景乔《出师颂》虽不迨魏晋人，然高古尚有遗风。自其书中观之，过正隶远矣。隋智永又变此法，至唐人绝罕为之，近世遂杳然无闻。盖去古既远，妙指弗传，几至于泯绝邪！然世岂无兹人，顾俗眼未之识耳。”[1]宋人黄伯思认为章草在唐代“绝罕为之”，因囿于材料所限，今人也是如此认识唐代章草。

19世纪末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文书的发现震惊了考古界、学术界，吸引了大批外国学者，如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等等。在汗牛充栋的敦煌文书中，有一批唐代佛教内容的章草墨迹长卷，如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和《因明入正理论后疏》、S.2436《大乘起信论略述》、P.2141《大乘起信论略述》、S.2700《佛经疏释》、P.2118《妙法莲花经明决要述卷第四》、P.2176《妙法莲华经玄赞卷第六》，现在这些珍品早已流失国外。唐代以前文人书写章草墨迹如今能见到的有陆机《平复帖》和隋人《出师颂》，比起这两件作品及唐代几件不太出色的文人章草作品，敦煌的这批章草墨迹可谓是可以改写当前章草书法史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中国书法史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