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传播

贾凌昌��张成林

摘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需要其能够嵌入到生活世界之中，然而，生活方式多样性和价值向度多元性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与生活世界脱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的实现需要从政府推动走向受众理性，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日常生活模型；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经典文本与日常生活规范辩证联姻；需要从形式走向内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的日常生活内容模式。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嵌入；生活世界

DOI：10.15938/j.cnki.iper.2016.03.009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6）03-0041-06

嵌入作为一个学术范畴最初由波兰尼提出，他开创性地将这一范畴置于经济理论视野的考察之中，并将这一概念作为分析人类历史进程中经济变化和发展的工具，以此来论证经济与社会的分割程度。在此假设下，他主张经济理应嵌入到社会生产关系、政治关系以及其他类型的关系之中。嵌入性理论在生成之初仅作为一种诠释经济现象的理论而出现，然而，由于这一理论特质极富张力从而使其逐渐演变为分析除经济行动以外的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方法论。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虽然在生活世界中得到了强调，但它本身的传播依然在生活世界的外围打转，其尚未真正深入到生活世界的核心之中。因此，从嵌入角度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不仅能够丰富它的传播方式，而且还能刻画生活世界的规范化向度。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与价值

2014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 24 个字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了精练而精准的概括，相信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历史的冶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成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疑问是，究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如何生成的呢？它是理论演绎的结果还是实践发展的必然，抑或是二者共推的结果？“人们通常都会偏重于一种纯粹的逻辑思维来解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问题。这突出表现在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人们所运用的思维方法总是力图追求一种逻辑演绎的必然性，依据某种特定的逻辑框架来引申出核心价值观。”[1]不能否认，逻辑性演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之中运用的重要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逻辑来推演逻辑获得构建的，因为，以逻辑印证逻辑总能使人们在逻辑中找到驳斥逻辑的理由。相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因于实践又抽象于实践，依托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正是借助于实践根基和以实践为根据的逻辑证明才使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达着历史性又兼合时代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中华民族形成的传统优秀价值观为基础，其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依据之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2]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强大历史感作为基础。在以赛亚·柏林看来，要理解自己时代或其他时代的人的这种可能性，以及人类不同部分之间交流的可能性，依赖于某些“共享价值”的存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这个“共享价值”就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治国修身、诚信勇敢、自强不息、敬业奉献的光辉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建立在虚无的历史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形成的思想资源几乎在所有层面都为其提供了养料。但是，人们又不可能永远生活在过往的历史中，因为任何人都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然随着历史洪流的奔腾而不断走向远方。“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3]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会随着时间的发展从而走向当代甚至更为遥远的未来。从此角度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历史赐予世间的美丽天使，也是时代带给人们展翅飞翔的当代使者。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质在于其是历史性的形成与时代性的展开，正是在历史与当代的互动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获得了持续的传播进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筹了自我性和他者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特别的生成和发展背景、分疏的人文环境以及其他非常不同的情形，因此，它们不可能与其他国家在历史演进上表呈为相同的轨迹，深刻的差异性常常是历史发展的常态。这也使价值伦理呈现出较强的分疏，“原则上的一致，远未考虑到历史和地理向我们展示的现实。善与恶是因时间与空间而变化的主题。此时与彼时，道德风尚都有极大差异。文化的差异依各地而定：两性关系，因肤色、语言、宗教而定的社会地位差异，儿童与老人在城市中的位置，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特征要求重新认识道德价值的极大差异。”[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也是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传播必然被中华家庭成员接受和认肯，这就预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受益主体必然是中华民族的所有成员。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维系华夏民族全体需要为价值向度，以成就中华整体利益为价值旨归。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体再现了中华家庭与其他民族的文化风格和气质，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印刻着中华民族的思维进路和习惯模式。进而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形成过程中已经标示着鲜明的自我性，它是中华民族行为理念、生活方式的内在表达和鲜明呈现，它在某一侧面展现着中华民族的“本”与“根”，表呈着中华民族的内在独特品格和独有的心理特征。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仅具有自我意义上的民族性？其实不是。理由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有重要的开放性特征。任何一种可以称为精神或者价值的东西其流动性都是其应有之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是例外，其之所以能够获得广泛传播，正在于精神因子的流承性。这是否可以推出，伴随着全球化的展开，这种开放性特征必将随着人类交往空间的扩展而逐渐打上他者烙印呢？答案是肯定的。深度地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随着时代的递延和精神内涵的丰富不仅在本土生根发芽，它也必将印上他者痕迹，如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对他者和时代抱有一种开放情怀，它就不可能获得持续性传播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以‘他者的形象作为参照，以差异特征作为叙述动力，形成的专属于自己族群的差异特征和叙述传统。”[5]而正是在与他者的不断交流与互动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我特质才实现了生动的对外表达，如此，其才能逐渐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兼具个体性与集体性。当顾盼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作为其承载的个体人物立刻会进入我们的眼帘，最美教师张丽莉，最美司机吴斌，等等。诚然，在某种程度上“最美”等个体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谁能否认他首先是个体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常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物个体中生发和体现的，没有个体就无法鲜活地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像如果没有马克思与历史的交汇就可能无法产生马克思主义一样。可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个体而形成又不止于个体，经过岁月的冲刷，这些个体已经消融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并没有将自己禁锢于个体性视域之中，相反，由于其具有无可抵挡的“鲜花之魅”从而让它从个体走向群体，从“树木”演化为“森林”，它必将如长征精神和大庆精神一样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进而说之，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人类精神出现在中华民族大地上时就已经获得了充分的集体性，虽然其在形成时期呈现出明显的个体性征兆，并且是以某个个体作为承载的，然而，当其通过个体一经演变为集体的表征时，就演变为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可以试想，如果一种精神因素仅仅以个体为出发点和归宿，而没有考量群体和社会因素，即使它刻画的多么宏大也注定无法使自己从孤独走向合流，因为在起源上这种精神因子已经注定了孤独。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个体性和集体性的合流，恰是个体之石激起了社会的涟漪，才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永远镶嵌于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社会共同体通过共同价值观为自身的存在进行合理性和合法性论证，并通过共同的价值观来塑造和凝聚它的成员，把社会成员联结在一起，产生一种共享的成员间的团结感，形成一种亲和力、凝聚力。特别是当这种共同价值观以某种特殊的形式如宗教呈现出来时，其凝聚 功能就会更易被人们敏锐地感受到”。[6]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生活世界的意义：嵌入理论的承诺

嵌入是指某一事物印刻于它事物的事实，它表明此事物与它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联系的程度。波兰尼（1944）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中初次提出嵌入性范畴，1957年，波兰尼对此范畴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考证。波兰尼认为，社会经济运作处于规范化和制度化规制之中，而规范与制度是与社会运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在经济运行过程之中，势必会生成某种与之相匹配的结构。这种结构反过来会框设社会的角色和功能，并产生某种价值准则、激励要素和政治构架。正是在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价值规则的互动之间，经济运行被社会制度所规制。于是，几乎所有的经济背景与事实都被镶刻到社会因子之中，经济运作无法离开社会背景独立开展，它必须依托社会等非经济属性才能得到演化，而这一点，以往的经济学并没有给予恰当的关注。总之，从内在本质上说，经济行为是社会不同因子共同促进的结果。

然而，经济嵌入社会理论在此后并没有得到延展，直到近30年后的马克·格兰诺维特才在《经济行动与社会机构：嵌入问题》进一步阐述了嵌入性理论。格兰诺维特等几位作家以新经济社会学作为基本出发点对经济发展的非独立性做了详尽的梳理。在他们看来，经济行为仅仅是社会发展行为中的一种，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无一不受到社会结构的宰制，社会结构的最主要构成就是规则和制度。社会结构意味着什么呢？按照格兰诺维特，社会结构的核心命意是社会网络，在此中，信任是经济得以嵌入社会之中的重要方式，“从根本上说，在人们的经济生活或经济行为中，不是什么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使人们相互间产生有效率的社会互动，而是由于人们被置于特定的网络之中，并由此产生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能产生有效率的互动。”[7]细化之就是：（1）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过程。如果说经济活动是这样，那么，除此之外的社会化行为都是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必然结果。正因此，格兰诺维特剖解了嵌入性概念。在他看来，嵌入性就是进入主体之人视阈的不同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预示着不同活动的异质性。（2）嵌入性思想主张人与人之间是由社会制度等规范构成的网络，“如果没有某种社会制度，如果没有构成各种社会制度的有组织的社会态度和社会活动，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成熟的个体自我或者个体人格；因为各种社会制度都是一般的社会生活过程的有组织的表现形式，只有当这种社会生活过程所包含的每一个个体，都通过其个体经验反映或者理解了社会制度所体现或者所表现的这些有组织的社会态度和社会活动的时候，这些个体才能发展和拥有完全成熟的自我或者人格。”[8]（3）“信息传递”是嵌入性思想的重要之维。为表达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嵌入性理论主张以“信息传递”来加强这种交流，此中最为显眼的是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弱连带优势”概念。在格兰诺维特看来，在一个特殊的共同体中彼此之间的联系才更加紧密，如一个学校共同体内部的成员。然而，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联系就要松散的多，比如此学校和它学校之间，这时，共同体之间为达到互动的目的就需要借助外在媒介来完成，这就是所谓的“弱连带”。“弱连带”加强了人际或者团体与团体间的联系。因此，需要加强彼此之间的弱连带，“弱连带”越多，信息传递也会更快。

随着探讨的深入进行，嵌入的内涵越发丰富起来，它逐渐从经济学走向社会学、教育学领域。从嵌入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传播决不是单独演奏的小提琴，更不是孤立狭隘的传播活动，它必然是与整个社会格局互构互生互为的。嵌入性理论主张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的，事物的运行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经纬中进行的。而且事物的嵌入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外围依附，而是真正地将自己嵌入到鲜活的社会关系之网中。从此意义上看，嵌入性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大众传播提供了走向更为深入的思维路径。

从实践角度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生活世界是为了对个体的生成和发展提供精神框架，它关注个体的生活计划和生存样式。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不是为传播而传播，更应关注其传播过程中的“实践智慧”，即如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促使个体能够在健康的轨道上成长。但是，在日常生活视域中，我们必然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在稳定的秩序中获得解决问题的满足，但即使如此，“我们的问题也会出现，不仅有或多或少的问题，而且有是或否的问题，而且正是这种形式最深刻地触动着我们，并向我们提出挑战。这种是或否的问题，并不关注我们离我们所理解为善的东西有多近或多远，而是关注我们生活的方向，是趋向还是背离它，或我们有关它的动机的根源。”[9]从此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提供如何设计和执行生活计划的理论，“一个人的生活计划是理性的，当且仅当（1）当这些计划运用于他的处境中所有相关的特征时，这是一种与理性选择原则相一致的计划，而且（2）在满足这种条件的计划中，他使用了完全的审慎理性来选择这种计划，即他完全意识到了相关的事实并仔细考虑了所有结果。”[10]如果不考虑生活计划的理性因素，自我在个体建构中就可能无形地将核心价值承诺进行抛弃。到那时，个体就已经在走向灾难的症候，虽然作为个体并不愿意承认症候的发生。一个缺少伦理美德的人不仅会在人生历程的具体场合中丧失那种通过参与道德实践而能够得到的优秀，而且他作为整体的自身也存在着心灵瑕疵与缺陷，对这样的人，生活不可能给予其美好的眷顾，他也不值得过“最好的生活”。因此，在当今语境下，势必要重新考虑生活世界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系，并要努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嵌入到生活世界之中。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对生活世界的嵌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生活世界是一体两面的存在，如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和生活世界构建关联，其就失去了传播的逻辑起点。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好像仅仅成了学院派和政治关注的对象，似乎已经与生活世界脱嵌。的确，一种精神或者学说的研究需要学院派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一定目的而存在的，那就是，这种研究是为了推进研究视域的拓宽和问题的深入的，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使之能够转换为人们的日常生活规范。然而，调研得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好像不尽人意。似乎出现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①的情况。所以，亟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新嵌入到生活世界。

要从政府推动走向受众理性，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大众模型。学习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应是主动的生活化过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其传播不可避免打上了制度规制的烙印。我愿意承认，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学院派以及政府的推动是必要的，“政府既是对人类精神起作用的巨大力量，又是为了公共事务的一套由组织的安排，”[11]这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规范化、精细化、深入化。但我们更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需要人民群众的自觉践行，它在本质上从来不需要政府的运作和推动。因为，生活是由人民组成的，没有人民的生活和脱离生活的人民一样是不能想象的。因此，要通过转变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具体地说，（1）要探寻可能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政府化”的动因或制约因素，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从政府规范和推动中“解脱”出来；但（2）短期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去政府化”过程又是困难的，因此，赋有传承任务的单位和个体要转变角色，从微观传播活动的“组织者”转变为宏观“组织”的领导者。即要从政策或机制上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传承范围，构建传播的评价体系，以管促传，以评促学，以学促学，避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月里来二月溜”的局面；（3）要认可传播的层次性与差异性，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立体模型，在一元推进与多元区别中加快它的传播。

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文本与日常生活规范辩证联姻。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字表述上借鉴了西方框架，但中国思想史上的几乎所有领域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设置了思想场域，正是中国传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找到了源泉。“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12]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传统文本为重要支撑的。一种精神的真正传承以深入文本为前提，以走进经典为条件，“经典理论不是限制我们视野的锁链，而是对创造性和新发现的激励。在某些事例中它们甚至保护我们免受权威思维的约束，因为它们在文献中已存在了那么长时间。遇过利用经典，人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何进行创造性的演绎，提出可供选择的新命题，以及在描绘我们社会中各种系统习惯的相互关系时获得更为强烈的感觉，并且在此基础上拓宽我们对周围社会现实的理解。”[1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本亦不例外，只有走进传统文化文本，才能了解它的内涵与本质，才能理解为什么其能够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然而，了解经典的目的并不在于要对个体进行外在的装饰，而是要在生活中践行经典的规范要求。这需要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把它与生活世界的规范进行结合。生活世界“提供了指导我们共同生活、共同经历、共同言说和共同行动的知识。作为共在的我们，只有在日常语言的交往互动中才能获得指导我们行动的知识和规范，而生活世界就是这种知识的源泉”[14]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欲获得持续推进就要回归生活、走向生活、嵌入生活。这要求：（1）从相对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世界走向通俗的生活世界，变哲学演绎为具体架构。一种价值观之所以能够获得普遍舆论的支持“正是因为他把这些信念当作人人知道的东西，并不着手于将这些信念内容建成一种体系或者把它们当作统一体来表述。”[15]（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关注动态的现实生活。怀特海曾经说，教育是对生活探险的一种训练。试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不也是对生活的“探险”么？正是在迎接生活的复杂性和应对生活多变性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传承才能真正变成“源头活水”。这需要适时转变固定思维，树立变化思维，对生活的变化给予极大的关注，在对变化性的关注与回应中激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新本性，从而更好指导生活。

从形式走向内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内容模式。无论我们是否清晰生存世界如何运行和推展，无法漠视的是人类几乎在每一个生活的瞬间都在运用某种精神指导规范着人们的生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如此，它不仅诉说着个体内在的心灵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精神样式，而且声明要以这样的样式为未来的生活留下值得回忆的蛛丝马迹。然而历史已经证明，种种印迹的留存并不是以多么奇异形式留存下来，唯独饱满的内容才能为人类精神的丰赡提供根基。的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形式创新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媒介和传播方式丰富的今天尤其如此。但要注意，形式毕竟是形式，它决不能取代内容。然而，有些单位或个人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好像仅仅注重了形式，在他们看来，只要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二十四字印制上就算是“大功告成”了，殊不知，这似乎只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上文对思政专业学生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调查已经清楚说明了它传播的尴尬现实。因此，必须（1）要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形式创新时绝不能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按照它的本来面目传承它。新近出现的“贾玲恶搞花木兰”在一定程度上不就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某个层面的歪曲么？这告诫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时一定要规避对它的误解和歪曲；（2）在把握内容基础上可以进行形式创新，但要注意“倾向性”原则的运用。之所以要采纳“倾向性”原则主要是因为如果没有此原则的指导，极有可能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形式再次深陷于普遍性圭臬之中，进而可能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形式虽“殊途”但“同归”；（3）要在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内容，在此过程中，要避免对其做体系化诠释和理解，因为，“无形体的思辨，群众是根本不能理解的；他们只能接受有血有肉的东西。”[16]事实上，本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的内涵就是通俗易懂的，但往往经过所谓的“诠释”之后似乎变得“高深莫测”，致使人们“望而生畏”。明显，这样的内容传播效果可想而知。我们承认，如果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形式创新，它的传承必将光耀中国，走向世界。

总之，嵌入性理论解决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困惑，为其嵌入生活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在“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是麦克风，也可以是搜索引擎”[17]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更为复杂和困难。因此，我无法期望我的努力一定会取得成功。但我相信，这种视角的思索和探察必定能发出点点微光，即使它在黑暗的天空中显得那么的黯淡，但至少它会像萤火虫那样划破天空的灰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开启了一扇久违的大门。于是，它必将不断地称奇于我们的内心。

注释

笔者对所在单位（二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三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得知，问及他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二十四规定是什么？全班竟无一人能够回答出来（班级有2名预备党员和10名入党积极子）。试想，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三年级的学生都不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不要对其他专业学生或群体报以期望。所以，在目前背景下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只是受众要不要区别对待的问题，而是受众应该进行何种意义上的精细化区别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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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