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视角中的家族故事与历史镜像
——论小说《海神家族》

王 泉

21世纪以来，台湾文坛涌现出书写历史的高潮。从家族故事到民族历史，从个人的郁结到民族的郁结，都在一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女作家陈玉慧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海神家族》便是其中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它以女性视角展现了林氏家族近百年的爱恨情仇，将家族成员的创伤记忆置于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获得了开阔的审美空间。

一、女性视角中的情感传奇

书写情感故事，离不开女性作家，她们细腻的心理使得她们能够得心应手。张爱玲、苏青、王安忆、铁凝、施叔青等都擅长透过女性的日常生活与心理，带给读者人生的传奇与世态的变迁。陈玉慧的《海神家族》通过女性视角呈现出林氏家族中三代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演绎出时代变迁中的情感波折。

长期以来，受到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制约，女性成为男性规约的对象，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关进了人性的囚笼。所谓的“烈女”和贞节牌坊都是封建文化束缚女子的枷锁，直到现在，在中国的一些偏远山区，女子依然忍受着家族古老规矩的束缚。陈玉慧写家族故事，从海神妈祖像身边的两个神像顺风耳和千里眼谈起，追溯林氏家族的身世之谜，继而探寻了在台湾历史上漂泊不定的命运。这两个男性神像是妈祖身边的护身，一直伴随着“我”的家族，“我”却对“家”的意义感到了惶惑，漂泊之苦可想而知。它们维系着这个家族的秘密，成为“我”揭开家族之谜的密码。这里的“我”具有双重身份， 既是小说叙事人，又是作家自我，在焦虑之中发出呐喊，牵引着读者的思路与神经。接着讲述了父亲的故事和自己晦暗的童年。有父亲沉溺于往年的荣光里无法自拔的悲哀，也有自己无聊地在棺材铺里玩耍的惊心，更有自己蒙受退伍老兵猥亵的羞辱。被边缘化与被抛弃的情景随处可见。在这里，两代人的失落都源于时代的悲剧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展露。而在“我”的视角里，男性的畏缩不前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披露。人生的失意导致了人性之恶的败露，女性的不幸与男性的猥琐须臾不可分离。人是文化的符号，总是在接受不断的社会改造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两代人不同的信仰在小说中碰撞，导致了冲突，而受伤害者往往是作为弱者的女性。这是台湾社会动荡时期的真实写照，凸显了历史的悖论。

在战争的胁迫下，平民往往是无辜的牺牲者，而底层女性的苦难更能彰显时代的症候。小说以外婆三和绫子的视角展现了她与两个台湾男人林正男和林秩男的情感传奇，借一个日本女性的眼光审视了他们背井离乡的生活。林正男热衷于开飞机，与三和绫子平静地生活了几年，他从日本回到台中后被视为亲日分子而被疏远。后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为一名日本雇佣军，出生入死，沦为战争的囚徒。在小说中，他是一个被战争异化而失去了故土的人。小说刻画了三和绫子在爱人奔赴战场前的依恋之情，她给他缝“千人针”，尽管是日本人的习俗，寄托的却是一个平民女子渴盼早日团圆的心愿。但战争是残酷的，完全击碎了她的梦想。处于战争之中的林正男对她唯一的牵挂其实是如何把2056元钱寄给她，以求解脱。后来林正男九死一生从战场归来，却发现弟弟林秩男已经和三和绫子有了私情，林正男离家出走，再度成为有家不能归的流浪人。小说描写了三和绫子在林正男参战后的梦，凸显她的潜意识：“他在她的梦中向她走来，突然抱住她，并温柔地吻她。她迎向他，像顺风的船迎向大海，柔情的大海。”[2]这是一个已婚女人正常的欲望显现，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失去丈夫呵护的女人总是渴望有新的男人来填补情感的空缺，她和林秩男的私情也就在所难免，这是林家第一代女人的形象。

在小说中，林秩男是一个木匠，以雕刻神像为生，后来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成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成员。自从哥哥林正男被枪决后，他也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但他对三和绫子的牵挂却与日俱增。他与慧明和尚的交往让他似醒非醒，后来，他在龙山农场对一名叫李慧莲的女孩产生了感情，在李慧莲的父亲安排下偷渡出国，从台湾到日本，再到巴西，他对自己的身份是模糊的，他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小说中，他是一个找不到故乡的人。对妈祖神像的雕刻是他的一种精神寄托，寄寓了他对家族不变的守候。偏狭的政治让他误入歧途，妈祖形象却让他迷途知返，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绝大多数民众对祖宗的认同，对传统文化不变的情怀。

静子是林氏家族的第二代女性，是一个从小就缺少父爱的人。童年时常听到哥哥在梦话中说日语，见到父亲时，把他当做陌生人。“她的父亲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父亲，好像是一个陌生人了。有时他以奇怪的眼光打量她，有时他恢复笑容，亲热地跟她说话，像以前一样抚摸她的头。”[3]日本殖民者给几代台湾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痛，在幼小的静子心中留下了可怕的阴影，导致了父女之间的隔膜。15岁时，她就学会了唉声叹气，希望逃离这个家。直到成年时遇到二马，与其结了婚，但二马爱的却是售票员苏明云，这又让她再次陷入被抛弃的境地。而二马的回大陆之旅，与一个寡妇多了一段是非难辨的同居生活，这也加剧了静子的痛苦。可见，在小说中，母女两代人都成为家庭的弃儿，远离丈夫的呵护。战争迫使夫妻分离，男人朝三暮四，承受痛苦的往往是软弱而无助的女人和孩子。时代的悲剧与人性的悲剧交织在一起，孩子成为首当其冲的受难者。

那么，作为第三代女性的心如能够过上称心如意的生活吗？在小说中，她是一名现代女性，把自己的处女之身献给了自己的老板——一个有妇之夫。后来她万念俱灰，到狮子山剃发当了尼姑。可见，她也未能像家族长辈女性那样逃脱厄运，成为爱情的牺牲品。所不同的是，作为新一代女性的心如摆脱现实处境的方式不太一样，前两代女性都是家庭的留守者，总是在等待中守护着孩子，即便是三和绫子的出轨也是万般无奈之举。而心如则主动出击，显示出彻底的反封建性，即使头破血流，也要索取自己想要的生活。走入寺庙是她寻求的自我救赎之路。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言：“如果没有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兴起，也就没有‘现代女性’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的觉醒和社会化，始终是在‘他者’的影响下进行的。历史首先是一个巨大的‘他者’，它总是以大势规定女性解放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位置和顺序，因此，女性解放始终是这一元叙事的一部分。知识界则是一个‘他者’，它在完成宏大叙事的过程中塑造女性。这是‘他者’之于女性解放的积极意义。”[4]20世纪80年代“解严”以后，台湾在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中获得了发展，台湾民众的现代意识被充分开发出来。尤其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流入，使台湾女性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难怪柏杨先生感叹到：“女人的名字不是弱者，女人的名字是强哉骄。不管是哪一型，男人都抵不住。”[5]这样的观点虽然难免偏激，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台湾的现实社会状况。陈玉慧写现代女性，从其心理入手，折射出她们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的迷茫，突出了她们的边缘化处境。

纵观陈玉慧笔下的三代女性形象，我们看到了世态变化中的人情冷暖与人性的复杂。苦难是她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无论是战乱之苦，还是遭背叛的寒心，抑或孤独的追求，都成为创伤的记忆。相比之下，林氏兄弟的流浪之旅，则为战争与政治逼迫所致。二马生活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年代，但是他对现代化的无法适应，导致了其新的焦虑与危机，他不得不为自己的任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通过女性视角的审视，我们看到了一个家族的男女不同的追求、困顿与迷失。这样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变。

二、女性视角中的历史与风俗

小说《海神家族》从2001年开始追溯林氏家族三代人的故事与台湾的历史，涉及到众多历史事件，如1930年代台湾台中地区的“雾社事件”，1942年的太平洋战争，1945年日本的无条件投降，1947年台湾的“二二八事件”，1987年台湾的“解严”等，而每一次的事件都与主人公的命运相交织，构成了家族叙事与民族史的双重景观。

历史是民族的镜像，家族的活动处于这个镜像世界的一角，让人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人性与生命。正是由于成千上万个家族的历史，构建起了一个民族的历史长河与精神内涵。“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有生命力的文学不可能脱离火热的现实而成为自言自语的象牙之塔。文学要反映社会生活，离不开表现时代变迁对人精神的塑造。作家的历史意识主要表现为他们对待历史的取舍态度，以及在家族的历史与民族历史的坐标中，历史的真实与想象的真实之间的平衡感。这就要求作家既要有丰富的历史感，又要善于表现历史之中人性的丰富性。”[6]《海神家族》以女性的视角写家族，突出了家族成员迫不得已的人生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命运。三和绫子的随遇而安，静子的忍辱负重，心如的自我救赎，三代女性的不同选择，决定了她们的命运，这构成了林氏家族中的女性世界。而小说中的男性无一例外地远离家庭，或受制于战争，或无意间成为不同政党之间斗争的牺牲品，或游离于两岸之间的情感纠葛举棋不定，导致了父亲形象的缺席，给后代的成长造成了压抑的空间。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中，父亲是挑大梁的人，父亲的缺席意味着爱的缺失，对于女孩而言，她失去的不仅仅是父爱，更是生命动力的缺失。女孩从小对男性的认知往往首先从自己的父亲那里获得，当这个途径失去的时候，她便从外面的世界去寻找，但外面世界里的男人对于她而言是陌生的，由于缺少前期的对于男人的基本认识，她就无法了解并适应陌生的男人，冲突在所难免。

这样的女性视角展现了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女性存在的本真生命状态，无论是过去的女性，还是今天的女性，都有源自性别带来的困惑。在许多神话中，女性创造了世界，却留给世界一个神秘的背影。西方关于海妖的传说，东方关于女娲的创世纪神话和观世音菩萨的神话，组合出女性神秘而多变的形象。“她代表着混沌，万物由那里来，最后又回到那里——她就是虚无。”[7]这样的神话体系实际上剥夺了女性的日常生活权力，带给女性的是一种负罪感，而不是幸福感。但在《海神家族》中，我们看到了对这种状态的反叛。“我”作为家族的第三代女人，几乎不把那两个在妈祖神像身边的“男神”千里眼和顺风耳放在眼里。小说这样写了她的态度：“我不像我的母亲和外婆那样信仰妈祖，更不像大多数的妈祖信徒那样。我只用我的方式信仰妈祖，我感觉到她的存在。”[8]以自己的方式信仰妈祖，不固守对于传统的迷信，而是着眼于当下的生活，这是现代女性对家族长辈女性生活方式的质疑，是对女性自我存在的感知，表明了一个新的女性解放时代的到来。尽管她争取的爱情没有得到，但她走向寺庙，表明了不屈服于现实的坚决态度。这显然有别于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没有在自暴自弃中走向堕落，而是迈向了人生的新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以台湾的民间信仰贯穿其中，成为小说的副文本，增强了故事的传奇色彩。这实际上在女性视角之外增加了一个民间的视角，即以民间习俗连接起人物故事或作为旁白，丰富了小说的传统文化内涵。如台湾人拜天公的习俗所折射出的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敬畏天地自然的传统。从农历正月初九子时开始祭拜，表明了对天公的尊敬。因为此时是新的一天的开始，意味着“开门红”。在香炉前置三只酒杯，象征天地万物。可惜这样的礼俗无法挽救当时台湾人的命运，日本的殖民统治使他们失去了曾经美好的家园。因不满日本人的长期压迫，台湾高山族人杀死了三和绫子的未婚夫吉野，一个日本女人开始了与台中青年林正男的情感纠葛。但林正男与太平洋战争不期而遇，注定了其生不逢时的境遇,他的妻子出现危情反映出世事的变幻无常，林氏家族的命运被推到了时代的巨浪前。小说还写到了“丧礼”的习俗，为二叔公林秩男的流亡之路作了铺垫，凸显了其漂泊不安的生活轨迹。林秩男晚年在遗嘱中表达了对故土的一片深情：“台湾是我的家，我生与斯土，也应死于斯土。”[9]故土难离，是中国人共同的情结，无论现实多么残酷，都要回归故土，完成团圆的愿望。林秩男在国外死后葬在了林家墓地，回到了他梦想的故土——台湾，完成了死后要与三和绫子在一起的夙愿。小说在最后写到了“出生礼”，象征着一个家族在历经了近百年的磨难之后的重生与希望。可见，这部小说通过家族叙事演绎台湾历史的进程，以日常生活叙事牵动宏大的历史事件，以细节的真实和情感的细腻还原了历史的面貌，反思了动荡社会中族群的民族传统信仰。

自明代以来，妈祖信仰就进入到文学创作的领域，在不同的文本中被演绎与翻新。从《三宝太监西洋记》《天妃出身济世传》《天妃娘妈传》到《妈祖志》，妈祖救助海上遇难者的传说得到了充分的演绎。但由于作者生活的年代基本上属于农业社会，他们不可能将妈祖传说融入现代的生活叙事之中，导致了故事主题的相对单一。陈玉慧将妈祖信仰从头至尾穿插于小说《海神家族》之中，标志着一个家族生生不息血脉的传承，在历史的夹缝中寄寓了对人生“救世主”的渴望。有评论者认为：“在《海神家族》中，妈祖作为精神象征和台湾隐喻，推动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地发展，并支撑着故事中人度过重重人生困厄和历史难关。”[10]可见，妈祖信仰充分彰显了台湾地域文化的内涵与主人公的精神源泉。而“父亲”晚年从大陆带回来的家谱更是将这种血脉的传承引向了精神的高度。如何重整家风，坚守生养自己的母土，正是全球化语境中所有中国人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我们的乡土情怀。

女性视角突出的是性别意识，即女人作为完全意义上的人的觉醒，是一种现代意识。书写台湾民俗是为了彰显民族的个性，表明台湾人别具一格的思想、情感与行为方式。通过民俗显现出民间的视角，突出的是底层意识，即对底层人诉求的关切。《海神家族》将两种视角叠加在一起，凸显了台湾文化的多元性。台湾的移民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其民间信仰已根深蒂固。同时，台湾被殖民的历史轨迹表明，日本殖民者及其移民留下的创伤留存在台湾人的心中，成为一道阴影。海神信仰的再现，强化了他们作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三、意义

以女性视角演绎家族的命运并非新鲜，但《海神家族》借家族命运书写民族命运，连接起历史与现实，在跨时空的对话中牵涉到太平洋战争、台湾人民的反日斗争、民族传统的传承及女性的解放，反思了家族繁衍生息的曲折命运和台湾被殖民的历史，令人深思。

首先，《海神家族》借父亲缺席的家族故事，以小见大地深入到历史深处，反思台湾的命运，升华出族群与民族的意义。当族群失去民族传统的根基，其中的女性便失去了自我，成为任命运摆布的棋子，女性渴盼家的温馨与女性解放将无从谈起。《海神家族》与施叔青的历史小说《台湾三部曲》都是以女性视角审视台湾历史的代表作，把21世纪台湾文学的历史书写推向了高潮。当许多作家以纪实的方式来缅怀历史的时候，陈玉慧以自叙传的小说形式演绎真实的历史，在亦真亦幻中给予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拓展了历史文学的审美视阈。尤其是在女性视角之外增加了一个民间视角，凸显了作家的民间立场，尤其突出了底层女性在接受不同时代的改造过程中的无奈抗争。因为当战争、政治与市场经济把她们的男人推向时代浪尖的时候，她们的守候便成为无望的生命轮回。由于与祖国大陆几十年的分隔，导致了其相对游离的状态。《海神家族》借中国沿海居民共同的海神信仰演绎三代女性的命运，隐喻了台湾人的现实困境。妈祖雕像、家谱等文化意象象征着中国民间的海神信仰与家族观念的强大。这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陆兴起的“寻根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便是孜孜不倦地寻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根，批判性地继承其基因，以便后来的人们更好地走向新的生活。它似乎在提醒我们，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时刻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支撑，离不开千年不变的乡愁。这部小说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不仅说明了家族小说经久不衰的魅力，而且是海峡两岸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的一个显证。大陆读者渴望了解台湾文学新的发展状况，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文化交流的必然趋势。

其次，《海神家族》透过女性视角写男性，并没有像李昂的小说《杀夫》那样对男主人公进行过多的责备，更没有以消灭男人作为终极目标，而是突出了历史镜像之中他们仓促的背影与尴尬的境遇。这既有人性的自然流露，更多的则是由于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制约，导致男性无法肩负起家庭的责任，即男性的缺席让女性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并非都源于他们自身的问题，更多的来自于不同时代的社会因素的夹击。男性不堪重负，女性日益孤独，这是历史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讲，它并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小说，而是借女性视角审视了个体对自由的向往及族群的家园意识，升华出家族延续与民族繁荣的要义。这样的书写显然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文学中出现的极端个人化写作，它不是以展露个人的隐私为目的，而是借女性的视角审视了民族传统文化，发出了被边缘化的女性的心声。在当今的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要避免快餐式的写作，创作主体的精神引领显得非常重要。

总之，《海神家族》既是一部家族小说，又是书写女性解放的生命之歌，更是一部关于文化寻根的作品。它发掘台湾的历史，寻找一个个生命存在的本相，书写了家族苦难与民族苦难的同构性，延续了家国同构的中华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海神家族》对于文化传统的反思与人性书写，打通了历史与当下，寄寓了民族文化复兴的期望。

参考文献：

[1][2][3][8][9]陈玉慧.海神家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63.

[4]郭冰茹.女性解放话语建构中的悖论——关于现代女性写作的一种考察[J]，文艺理论研究.2010（5）：38.

[5] 柏杨.八十年代台湾社会现象.1，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131.

[6] 王泉.中国文学如何书写西藏故事，[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5.10第6版.

[7] [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一），[M].李强选译，西苑出版社，2011：104.

[10]张羽、陈美霞.镜像台湾——台湾文学的地景书写与文化认同[M],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135-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