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学者刘献廷的书画批评

杨秀娟

清初学者刘献廷的书画批评

杨秀娟

刘献廷（1648-1695），字君贤，号继庄，别号广阳子，直隶大兴人，祖籍江苏吴县（今苏州市）。终生不仕，致力于学，其学问广博，主于经世，为时人所推重，曾参修《明史》《大清一统志》，有《广阳杂记》五卷、《广阳诗集》二卷流传于世。其好友王源在他去世后撰写《刘处士墓表》，称赞他“于礼乐象纬医药书数法律农桑火攻器制，傍通博考，浩浩无涯 ”。1（p2）近代学者周作人也认为“其气魄颇与顾亭林相似，但据我看来，思想明通，气象阔大处还非顾君所能企及”。2（p75）

刘献廷通于书法、绘画、篆刻，且造诣颇深。他自幼聪颖，“年十三，从其父刘公观《程君房墨谱》，有所悟”，3（p32）表现出在书画方面的兴趣与天赋。成年后更是广交书画名家，品评书画名迹，探究书画法度，考证书画常识。《广阳杂记》中有关于书画品评的记载十余则，《广阳诗集》中亦有题画诗及与书画家的酬唱赠答之作若干首，体现了他在书画方面的修养和造诣。因其学者的身份和经世致用的学术立场，他对书画的品评更为精深，时常体现出借论书画以论学问的特点。

刘献廷一生结交了许多书画家，其中交往较为密切的有姜宸英、张穆、丁等，同好之间的切磋交流，成为其书画批评的主要活动。

姜宸英（1628-1699），字西溟，号湛园，浙江慈溪人，是清初著名的诗人、书法家。姜宸英珍藏了许多珍贵的名家墨迹、宋元拓本，与刘献廷一同赏鉴。《广阳杂记》卷四记载：“西溟出《晋唐小楷》一册视予，则宋拓《乐毅论》《破邪论》也。”“西溟出手卷二，一明祝枝山《离骚经》墨迹，一宋拓定武本《兰亭》。”刘献廷对书画的品评得益于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眼力，他曾自言：“余所见宋拓多矣。”因此他对于这些珍贵书画作品的品第高低、创作章法等往往能展卷即下断语。对宋拓本《破邪论》，他认为“《破邪》推此本为第一”，对祝枝山《离骚经》墨迹，他认为：“枝山《离骚经》纯本章草，其结构转换多得之孙过庭《书谱》……自始至终二千余言，无一笔溢出规矩之外，绝无平日狂怪怒张之态。非此卷，几不识枝山本领矣。”他的品评也得到姜宸英的认同——“闻余言深以为然”。1（p218-219）另《广阳杂记》卷二有评元人绘画一则：“画至元人，别开一路，堕入十里云雾中，惟松雪守定唐人规矩。”1（p100）可见，刘献廷对清以前的书画艺术发展史了然于心，他的书画品评尤以宋元拓本和明以来名家作品为主。

张穆（1607-1683），字尔启，又字穆之，号铁桥、铁桥道人，广东东莞茶山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画家，尤擅画马。明亡后，张穆以遗民自居，过着隐居、游历的生活。七十岁后，他北上游历，与刘献廷相识相交。《广阳诗集》中有《赠张铁桥先生》4（p227）诗一首：“我生燕山下，君住罗浮巅，相去万余里，苍茫隔风烟。我年三十君七十，南溟绝塞谁通连。金阊忽相遇，会合非徒然。庞眉拄杖指天外，招我把臂谈重玄。……还期遍走齐州地，同作天台采药人。”抒发了二人相隔万里，一朝相会的忘年情谊；“先生画马非凡马，笔走房星自天下。世间骐骥总虚名，王良只向丹青写。……画马不画人，画鸟惟画鹰。宇内神俊姿，妙手恣飞腾”，对张穆的绘画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另有《题铁桥先生画册四首》4（p204），对张穆所作《济贫图》《炼丹图》《坐忘图》《伏虎图》的意境、旨趣进行了细致描摹，《济贫图》一首云：“所以铁桥贤，发愿先施贫。累累负千贯，沿途拯穷民。”《炼丹图》一首云：“先生海上来，许结烟霞盟。教我以至诀，立志惟精诚。”《坐忘图》一首云：“天地悉皆归，身心寂不动。至人有隐忧，悯此阎浮众。”《伏虎图》一首云：“画虎不画龙，画龙难点睛。伏虎不伏龙，龙在匣中鸣。”这些诗句抒发了他与张穆类似的境遇，其中既有救世济民的抱负，转而寄希望于飞升坐忘以摆脱烦恼，但又终究还是挥不去“龙在匣中鸣”的壮志难酬之感。

刘献廷对书画的品评还侧重于探究书画法度，考证书画常识。《广阳杂记》卷四有一则论及草篆：“与青来言赵寒山草篆。予之恶草篆者，非恶寒山之草篆，恶今人之学寒山者耳。若寒山者，所谓从容于法度之中，故能变化于规矩之外。今人未尝一日从事于玉筯，执笔辄拟寒山，所谓学邯郸之步，未有不失其故者也。人有不由楷法竟学章草者乎？无有也。篆籀何反不然邪？”1（p212）赵寒山即明末著名的篆刻家赵宧光，他将草书笔法渗入篆书，倡导草篆创作，成为一时潮流，许多人争相模仿，但却难有成就。刘献廷正是指出了这其中的问题所在——“人有不由楷法竟学章草者乎？无有也。篆籀何反不然邪？”篆刻与书法一样，必须先有扎实的基础才能进而有所创造，学寒山草篆者“未尝一日从事于玉筯，执笔辄拟寒山”，这就无异于邯郸学步。

《广阳杂记》卷五还有两则书画常识的考证文字，其一云：“今人呼私印为图书，非也。古者图画书籍，皆有印记，后以印记为图书，正如竖碑于某处，必有记铭，后遂以碑为文章之名耳。日久相沿，恬不知怪，惜无有正之者。”1（p240）其二云：“案《博古图》，古器俱有款识。款谓阴字，是凹入者；识谓阳字，是凸出者。款在外，识在内，夏器有款有识，商器无款有识。识音炽，今人读款识如见识之识，已谬，而有以器物形象为款制者，尤谬之谬也。”1（p252）这体现了刘献廷深厚的学术功底。

刘献廷对书画法度的探究和书画常识的考证，常常能由此及彼，推广到治学上去，体现出借书画论学问的显著特点。《广阳杂记》卷二有一则是关于岣嵝峰禹碑的。禹碑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碑刻文之一，从魏晋开始，对其探访、摹刻之人不绝，而对其文字的考释也是众说纷纭，明代人尤其热衷于此，徒增许多怪诞之说。刘献廷对历代关于禹碑的考释情况作了简要梳理，并指出：“余睹流传刻本久矣，形声意象，展（辗）转求之，不得其故，大都古今人非自欺则欺人，与为人所欺耳。六经诸史暨三藏十二部诸家之书皆然，不止一岣嵝碑已也。”1（p94）刘献廷精通古文字音韵之学，精研梵语、拉丁语、蒙古语等，曾撰成《新韵谱》一书。他对历代关于禹碑的各种说法不以为然，认为“大都古今人非自欺则欺人，与为人所欺耳”。文字音韵之学是研究古代文献典籍的基础，但是历代真正精通于此的学者并不多见，却对经史诸书妄为说解，刘献廷由禹碑推及经史诸书，提出了历代古文献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可谓一针见血。

《广阳诗集》中还有《石鼓篇》一首，所探讨的问题与禹碑类似，其诗云：

昌黎始作石鼓篇，后来作者相连延。皆言字出史籀手，歌颂宣后中兴年。或言成有岐阳搜，事见左氏非周宣。揣摩时势虽互异，同在姬氏西京前。尊荣谓是古遗物，直与雅颂堪齐肩。我生未及见此鼓，窃睹摹本相流传。文辞脱落不可读，字画诡谲犹能沿。古人制书法有六，形声意象非徒然。及观此鼓殊不尔，文繁义晦徒枝骈。若言此书籀所创，考文自是天王权。下逮春秋战国世，同文之治犹星悬。况当盛世职太史，敢变王制争奇妍。其他钟鼎金石刻，蛇神牛鬼纷纠缠。圣王作书乃如此，武周远逊李斯贤。是皆秦皇汉武代，古迹焚灭成寒烟。燕齐方士逞妖诞，欺世惑众谈神仙。或言掊地得古鼎，或造图谶穷虚玄。缪书伪器傍午出，后人误言何拘牵。古文虽废明有据，物象满目陈方圆。参之圣经合史传，是非不啻如山渊。谁当力辟缪妄说，一扫昏雾开青天。4（p218）

在这首诗中，刘献廷大胆地对石鼓之类的真伪提出了疑义，认为是汉代方士作伪之风造成的，后人不当误信，而应以经史之书详加考证。刘献廷不迷信成说，大胆怀疑的态度和治学方法，体现出一个学者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正是清代考据学的先声。

总之，刘献廷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广结书画名家，通于古代书画发展史，尤精于对宋元拓本和明代书画作品的品评，而且能以学者的眼界将对书画的批评提升到更高的学术层面，在清初的书画批评领域独具一格。

1．[清]刘献廷．广阳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周作人．立春以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清]杨宾．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吴中文献小丛书[M]．江苏：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1940．

4．[清]金圣叹．沉吟楼诗选（附《广阳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清]彭蕴璨．历代画史汇传[M]．清道光五年吴门尚志堂彭氏刻本．

2013年度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刘献廷集校注”（编号：1347）；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