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全球经济的趋势与挑战

未来全球经济的趋势与挑战

郭可为

2016年，全球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国际金融市场遭遇了“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黑天鹅”事件，国际政治格局也面临着孤立主义、民族主义、反全球化主义的强烈冲击。此外，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恐怖主义阴魂不散也加剧了世界形势的动荡。展望未来，全球经济保持低增长、大分化格局，国际贸易增长疲弱或成常态，全球跨国直接投资（FDI）波动性增强，跨境投资流向反复多变等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全球风险因素错综复杂，地缘政治局势风起云涌，欧洲一体化进程前途未卜，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走向何方等挑战显得尤其突出。本文将尝试对未来全球经济的趋势和挑战作出解答。

全球经济未来可能呈现四大趋势

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低增长、大分化的“新平庸”时代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后危机时代的转型和调整期，美国经济复苏形势相对稳固，欧洲经济温和复苏，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较突出。俄罗斯、巴西等资源出口型新兴经济体受大宗商品价格走低陷入负增长的泥潭。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在2009年全球经济零增长后，2010年至2015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85%。虽然与2000年至2009年3.89%的年均增长率相差无几，但增速基本上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2015年仅为3.2%，是六年来的新低。

未来全球经济将延续中低速增长的趋势。根据IMF的预测，2016至2021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速为3.56%，低于2010～2015年年均增速0.29个百分点。从增长格局来看，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仍将显现明显的“快慢”不一。根据IMF的统计数据，2010年至2015年，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87%和5.43%。IMF预测，2016年至2021年，发达经济体經济增速将降至1.72%，同时新兴经济体也降至4.78%。未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仍远远快于发达经济体，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人口老龄化、高福利、产业空心化等问题将持续困扰欧美国家；另一方面，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已陆续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新阶段，日益成熟的技术和广阔的市场需求，将使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除金砖五国外，美国高盛公司认为“新钻11国”（包括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等11个国家。）未来经济增长前景也一片光明。高盛预计，2050年“新钻11国”的GDP总值将比2005年猛增11倍，相当于一个美国或四个日本的规模（见表1）。

全球贸易增长疲弱或成常态，新兴市场中产阶级人数增长将推动贸易发展

自1 9 9 0年以来，国际贸易年均增速为5%左右。自2 0 1 2以来，全球贸易增速连年低于3%，贸易增长疲软成为常态。国际贸易增速低于全球GDP增速，贸易的GDP创造效应不仅大大下降，甚至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拖累。2015年，除德国实现较好的贸易增长之外，美国、日本及中国都出现了进出口贸易的负增长。世贸组织预计，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由此前预测的2.8%下调至1.7%，将成为2009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长最慢的一年。IMF的最新报告认为，全球贸易增长放慢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复苏不振。与2003～2007相比，2012年以来实际贸易增长下降的四分之三归因于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尤其是投资不振。此外，贸易保护主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等因素也抑制了贸易增长，这些因素导致2012年以来全球实际进口年增速降低了1.75个百分点（见表2）。

未来全球贸易将呈现三大特点：一是全球贸易疲软可能会持续。IMF的研究表明，较快的经济增长通常伴随更快的贸易增长。未来五年，全球经济活动回升可能有限，因此全球贸易也不可能有过快增长。二是区域自贸协定竞争趋于激烈。美国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诸（多）边服务业协议（TISA）等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力图推行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三是新兴市场贸易潜力将逐步释放。汇丰预计，到2050年，包括中国、俄罗斯、埃及、墨西哥、波兰、南美洲部分国家及亚洲部分国家在内的17个新兴市场的新增中产阶级人数将超过26亿。随着中产阶层的壮大带来消费习惯的改变，新兴市场将开发出更多增长潜力，进而给全球贸易带来新机遇。

全球跨国直接投资（FDI）增长或难以长期持续

201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强劲复苏：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简称“贸发组织”）的《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FDI流入总量跃升了38%，达1.76万亿美元，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跨国兼并和收购（跨国并购）金额从2014年的4320亿美元猛增至2015年的7210亿美元，这是去年全球FDI强劲反弹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已公布的绿地投资项目也达到7660亿美元的较高水平。

2015年全球FDI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发达经济体在FDI流入和流出两方面都重新占据优势。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FDI流入量几乎增加了一倍，达到9620亿美元，占全球FDI的比重从2014年的41%猛增到2015年的55%。发展中经济体FDI流入总量增长了9%，达到7650亿美元的新高。从全球FDI的来源看，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也有所加强。发达经济体的对外投资增长了33%，达到1.1万亿美元。主要发达区域的表现有所不同：欧洲的对外投资增至5760亿美元，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地区；北美的对外投资量与2014年基本持平（见表3）。

展望未来，贸发组织预计全球FDI将于2016年下降10%～15%，之后恢复增长。这是因为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乏力，总需求持续疲弱，初级商品出口国经济面临困难，跨国公司利润水平下滑，以及政府出于反避税目的对反转交易采取更严格的政策措施。从中期来看，随着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回升，全球FDI可望于2017年恢复增长，在2018年达到超过1.8万亿美元的水平。从长期来看，鉴于主要经济体增长的不均衡性、脆弱性、不确定性，以及美国及其他一些大国货币政策分化，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影响全球FDI的流向。总体而言，全球FDI未来一段时间不会出现强劲增长。从方向上看，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复苏，FDI流入会逐渐加大。

跨境资本由新兴经济体流入发达经济体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但幅度可能会减弱

近年来，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分化、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全球避险情绪波动较大等因素，国际跨境资本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大幅流出到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国际金融协会（IIF）报告显示，2015年新兴市场资本净外流规模为7350亿美元，为IIF自1980年纪录以来最严重的一年。预计2016年新兴市场债市和股市将继续出现资本外流，预计资本外流规模为4480亿美元。与此相对应，2015年美国市场总计吸引384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欧洲和日本股票市场净流入金额分别为1271.1亿美元和559.4亿美元（见图1）。

未来全球经济风险错综复杂

未来一段时期内，新兴经济体将承受外部和内部的双重压力，跨境资本流动方向更加不确定，波动更加剧烈。外部因素上，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是影响国际资金流向的关键要素。内部因素上，新兴经济体自身经济增长趋势是影响国际资本的根本原因。未来新兴经济体外需疲弱、产能过剩和去杠杆等因素改善程度有限，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国际资本逐利空间缩小。但刺激新兴资本外流的因素有所削弱：一是美元已大幅升值，继续升值空间有限；二是大宗商品价格已显现企稳反弹的趋势；三是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币值、资产价格经过大幅下调以后，资产收益率已大幅上升，具有较大的投资价值。

IMF2016年10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认为，当前全球金融稳定面临的风险上升。从报告中绘制的全球金融稳定地图（见图2）可以看出：与2016年4月的报告相比，2016年10月，全球新兴市场风险下降一个等级，信贷风险升高一个等级、风险偏好升高两个等级，货币与金融环境宽松一个等级，市场与流动性风险和宏观经济风险持平。与2009年4月的报告相比，2016年10月，全球信贷风险降低三个等级、新兴市场风险降低两个等级、市场与流动性风险降低一个等级、宏观经济风险降低两个等级，货币和金融环境宽松四个等级，风险偏好升高四个等级。也就是说当前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阶段相比，全球货币与金融环境大幅宽松，风险偏好大幅上升，信贷风险、新兴市场风险、市场与流动性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均有所下降，其中信贷风险下降最多，市场与流动性风险下降最少。

尽管与2009年相比，目前全球金融稳定形势已有较多改善，但当前日益突出的地缘政治冲突、政府信任危机、执政理念转变、民粹主义抬升等因素对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威胁仍然很大。

首先，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呈现出长期化、复杂化、僵持化态势。总体而言，当前地缘政治风险仍主要集中在西亚北非、中东欧以及亚太地区。在西亚北非地区，除巴以问题外，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为了争夺地区领导地位而明争暗斗；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向来紧张，军人政变也威胁了国内稳定；叙利亚国内战火持续数年，美俄大国的身影若隐若现；“伊斯兰国”的恐怖活动渐渐由明目张胆转化为暗流涌动，但危害性丝毫没有降低。在亚太地区，日本积极响应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不断向中国施压。东盟少数国家在域外势力的煽动下，在南海问题上尝试挑战中国底线，加剧了区域紧张局势。乌克兰危机处于僵持阶段，美欧等西方国家延长了对俄罗斯的系列制裁措施，俄乌暂无缓解迹象，大国博弈暗流涌动。

其次，美国未来战略走向的不确定性较大。美国总统大選已于11月8日正式举行，之前毫无从政经验的商人——特朗普成功逆袭资深政治家希拉里当选，引发全球市场的大幅动荡。在本次大选中，特朗普经常语出惊人，竞选纲领也“剑走偏锋”，提出诸多极端社会政策、挑战社会“主流”思想，与精英理念背道而驰。“不走寻常路”的竞选主张可能会迎合一部分对现状不满的人群，但同时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以及落实的难度。特朗普的当选必将导致全球第一强国的美国政策发生较大调整，这将给未来四年甚至八年的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带来重大影响。

再次，欧洲一体化进程危机重重。欧盟近年来饱受乌克兰危机、难民潮和恐怖袭击等多重危机困扰，英国公投脱欧为其他欧盟国家开创了一个“先例”，其负面影响可能刚刚开始。OECD的报告认为到2018年欧盟GDP增速将下降1个百分点。无论“硬脱欧”还是“软脱欧”，英国脱欧进程已经无法停止甚至挽回，留给英国、欧盟以及各成员国领导人的时间相当紧迫，可操作空间也很狭小。意大利即将于12月举行修宪公投，如果失利恐将导致民粹主义势力在意大利进一步扩大影响。此外，欧洲一体化的轴心德国国内政治斗争趋于尖锐，默克尔为首的政治力量在2017年大选中恐遭遇失败，这可能是未来压垮欧盟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四，欧美以外的部分国家进入政府更迭的不稳定期。2016年年初以来，巴西前总统罗塞夫遭弹劾下台，政局动荡恐加剧经济增长的低迷和通胀。韩国总统朴槿惠也深陷丑闻当中，支持率屡创新低，韩国笼罩在政局动荡的阴影中。政治强人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去世以及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年事已高，未来中亚的政治形势更显波诡云谲。此外，2017年，德国、法国、泰国、土库曼斯坦等国将迎来大选，全球政治形势不确定性仍然很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