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量化分析

黄继朝　孙玮瑛

摘要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之后，台日之间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都发生了一定改变。对于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一般认知是：民进党执政则“政热经热”；而国民党执政则“政冷经冷”。但运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在对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进行梳理以及“温差”的测量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台日政经关系之间的互动影响其实并不明显，从总体趋势来看，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呈现出一种从“政热经冷”（民进党执政）到“政冷经冷”（国民党执政）的走向。归其缘由，主要是因为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与经济关系有着各自的发展轨迹，政治关系的发展受到政党轮替的影响明显，基本遵从“民热国冷”的一般规律，同时台日政治关系还深受中国大陆与美国因素的影响：而经济关系发展主要取决于台日双方各自的經济发展状态，此外还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或者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以及相关政治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政党轮替 台日 政经关系 量化分析

一、引言

2000年民进党上台，台湾实现政党轮替，逐步迈向政党政治，政党轮替之后在不同政党主导下的台湾对外关系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其中台日关系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一般来说，双边关系都是由相对独立、彼此影响的各种领域构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层面，其中政治与经济关系又是最为关键和最有影响力的领域，而政经互动也是各领域之间相互影响的最基本形态。本文主要探讨分析的便是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发展脉络及其互动影响。

一般而言，政经关系呈正向相关关系，政治关系亲密或冷淡会造成经济关系的发展或倒退，而经济关系的热络也可以促进政治关系的改善。基于历史、政治等复杂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一般认知是：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日关系热络，则“政热经热”；而国民党上台之后，台日关系冷淡，则“政冷经冷”。也就是说，政党轮替直接决定台日政经关系的好坏。但运用实证方法对台日政经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却发现实际情况有些不同。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发展脉络以及台日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是否遵循一般国民党执政“政冷经冷”民进党执政“政热经热”的普遍认知？如果不是，那么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是如何互动影响的？

二、研究回顾

冷战以来，可以看到国内外学界在台日关系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异常丰富，但同时亦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为研究价值的政策导向，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薄弱等。值得重视的是，目前的台日关系研究仍然多从历史，经济，政治等单一学科的角度运用传统定性方法来展开分析，在跨学科、多学科以及多方法的综合研究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扩展，虽然在历史、社会、政治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上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例如陈奉林的《战后日台关系史》贾超为的《日台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川岛真等编著的《日台关系史：1945-2008》。但政治与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关系两个基本领域研究似乎还少有学者对台日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进行综合分析。

对于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关系发展，具有国际关系视角的学者也多是概述性地分别论述台日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经济关系，例如臧世俊的《战后日、中、台三角关系》与吴寄南的《冷战后的日台关系》，而缺乏对于台日政经关系的复合研究，也缺乏实证方法尤其是定量方法的运用。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成熟，学界对于中美政经关系、中日政经关系以及两岸政经关系的研究逐渐热起来，例如刘江永的《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宋俊芳的《中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美经贸与政治关系的互动（1972-2002》以及单玉丽的《试析两岸政经良性互动的动能、瓶颈与策略》。而中日政经关系与两岸政经关系一定程度上都与台日政经关系相关联，因此通过实证方法对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发展以及互动进行深入分析也无疑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

鉴于此，本文主要参考“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并将其进行一定调整，在对2000年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经济往来历史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于2000年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进行了系统的定量研究，试图说明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影响互动情况。

三、2000年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梳理（2000-2013）

要研究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首先有必要对2000年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进行一定的梳理回顾。在此主要是从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两方面按年代来对2000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进行动态的梳理回顾，为了更直观地厘清说明2000年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发展脉络，笔者首先对2000年以来台日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中的一些重要事实进行概略性的论述，然后主要参照“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的基本指标，同时考虑台日政经关系的实际情况，使用访日“部级”官员以上人次、访台日本议员人次、台日贸易额、贸易增长率等量化数据对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分别进行统计描述，进而做出一定分析解释。

（一）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治关系发展

概论而言，相对于李登辉时期台日政治关系的稳步前进，21世纪以来台日政治关系整体呈现出曲折波动的发展脉络，2000年陈水扁上台执政之后，一方面延续了李登辉的亲日政策，但另一方面没有党内牵制的陈水扁为了加快实现其“台独”理念，在发展台日实质关系上又积极突进，丝毫没有顾忌，积极强化台日军事安全合作的密切联系，极力寻求日本对其“台独”路线的支持，企图以突破对日关系来抗拒“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压力；2008年之后，基于马英九个人以及国民党内部传统的反日情结，马政府提出“亲美、和中、友日”的外交策略，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台日关系的压缩，于此背景下台日政治关系发展也产生了新的变动。同时，冷战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的加剧，也使得台湾在新世纪日本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逐渐突出，从而也对21世纪以来台日政治关系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另外，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以及美日台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台日政治关系的发展还不可避免受到中国大陆与美国因素的影响。

关于如何描述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关系的发展，笔者主要是通过统计双方“政要”互访情况来进行说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台日之间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也随之断绝，按照“七二体制”，日本与台湾分别成立“交流协会”与“亚东关系协会”，作为双方发展非官方实质性关系的主要机构。但冷战后，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台日之间进入了重视政治交往，不断提升实质性政治关系的新阶段，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民进党的上台，台日双方“政要”之间的直接互动日益频繁，而“政要”互访交流也逐渐成为台日之间维系与发展实质性政治关系的重要渠道，也是体现双方实质性政治关系的主要内容。

对于政党轮替以来台日之间的“政要”互访情况，在参照“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的基础上再结合台日实际情况，本文选取了三个指标来进行测量：一是台湾地区访日“部”级以上官员人次。主要包括台湾地区前“总统”（正副）及“总统府”秘书长（正副》、“五院”院长与秘书长（正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正副）、各县市县市长、以及“行政院”下设之涉经济、内政、外交、国防的重要部门、委员会之行政首长，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故宫博物院等基于特殊职能而设立的“独立机关”首长。另外国、民两党党主席因其特殊性也计入此类；二是日本访台前阁僚或一级地方政务首长人次访台前阁僚的指标均以统计当年之前曾担任过阁僚职务为准，且不包括前内阁总理大臣（正副）；三是访台议员人次。台湾地区注重对外开展所谓的“国会外交”，即通过“国会议员”之间的交流来开展“外交”工作，本文主要选取应邀访台的日本议员人次来作为所谓“国会外交”的测量指标，因台湾之“访日议员”其实往往难以受到日本官方重视，其对台日实质性政治关系的影响有限。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华民国外交年鉴”，“中华民国外交部”网站以及日本新华侨报网。

在用以上三个指标来衡量台日政治关系的时候，还要考虑不同指标影响台日政治关系的权重因素，访日“部”级以上官员人次访台前阁僚与一级地方政务首长人次的权重相当，而访台日议员则权重最低。因为应邀访台日本议员虽然人次众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实际对于台日实质性政治关系的影响并不明显，很多年轻或者资历尚浅的日本“议员”，其实主要是跟随“前辈”过来学习或者寻求高规格特殊待遇的满足感。若有人同时满足议员与前阁僚或一级地方政务首长这两个条件，则把他计为前阁僚或一级地方政务首长而不计为议员。具体来看，2000年至2013年台日双方“政要”互访情况列表统计如下。

从表1来分析，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日之间“政要”的互访交流普遍都较为频繁，访日“部级”以上官员加上访台前阁僚或一级地方政务首长的人次基本都在15以上，访台议员也多在50人次以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日政治关系的亲密。但是，也可以看到，其间双方“政要”互访并非一直都非常热络，中间亦出现过一定的冰冻期，2004年台日“政要”之间的互访次数相比其他年份大幅度缩减，“部级”以上官员或前阁僚，地方政务首长之间的互访不到10人次，而访台议员亦只有20几个，台日政治关系陷入低谷。归其原因主要在于2004年陈水扁不顾海内外各方强烈反对，执意推动“公投”以及“公投入宪”，试图挑衅两岸关系分裂国家，造成台海一度处于紧张局面，而日本虽然新世纪以来一直在推动强化台日关系，但絕不期望台海出现不稳定因素，早在2013年底日本政府就对陈水扁“公投”表示过忧虑，最近陈水扁关于实施“公民投票”及“制定新宪法”的言论使两岸关系产生紧张。从台湾海峡及本地区和平稳定的角度，日本对此感到忧虑。日本认为应避免目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希望陈水扁遵守就职演说中所做的“四不一没有”的表态”。为了避免被陈水扁拖入台海“风暴”，2004年日本政府明显减少了与台湾当局之间的政治交流，在政治上与台湾当局保持一定距离。

2008年马英九上台之后，台日“政要”互访交流状况相比陈水扁时期有明显降温。2008年虽然马英九5月才“就职”，但双方“政要”互访频率较2007年有明显回落，访台日议员同比减少一半以上，再加上“联合号”保钓船事件的爆发，2008年台日政治关系开始明显转向。2009年由于“斋藤失言”事件的发酵，双方“政要”互访状况更是跌入低谷，“部级”以上官员或前阁僚、地方政务首长之间的互访只有9人次，而访台日议员也只有30多个。2009年至2013年，台日碚B级”以上官员或前阁僚，地方政务首长之间的互访人次一直未上20，亦反映了马英九执政以来台日政治关系整体处于低谷状态，但其间也出现过一些波折变化。2010年之后，随着美国加快推进实施其“重返亚太”战略，着力巩固美日台同盟关系，2010、2011年台日之间“政要”互访人次有一定增加，显示出日政治关系有缓慢改善迹象。2012年在中日钓鱼岛争端升级背景下，两岸联手保钓态势凸显，台日“政要”互访人次也随之减少，台日政治关系明显回落，而2013年在美国主导下台日实现初步和解，双方以民间机构名义签订“台日渔业协议”，台日政治关系又有所好转，2013年台日“政要”互访人次增加反映了这一点。

（二）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经济关系

由于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战后以来台湾与日本的经济关系一直非常紧密，虽然在1970年代台日经济关系因政治外交原因受到一定冲击，但整体来看一直维持持续发展的趋势。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台日经济关系亦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在此主要选取贸易总额、同期贸易增长率等指标，通过统计这几个指标的变化情况来说明政党轮替以来台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华民国经济部”国际贸易局经贸资讯网的统计资料。

冷战之后，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大背景下，台日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双方经济关系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后，在台日各自经济状态长期疲软的背景下，台日经济关系发展有明显变化。民进党执政时期，2001年由于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台日贸易额出现严重负增长，从2000年的551.56亿美元降为386.07亿美元，锐减30%（见表2），之后台日贸易额虽然逐步恢复上升，但直到2004年才恢复2000年贸易水平，达到568.24亿美元，2004年之后贸易额上升速度渐趋下降，2007又降为负增长，为-1.28%（见表2）。2008年国民党上台之后，台日贸易额除了2010年受到区域经济环境作用有明显增长之外，其余年份不是倒退就是停滞，台日贸易增长率基本维持在负增长或者低于5%水平，分别为2.902%、-20.807%、0.336%、-6.432%、-6.928%、-1.748%（见表2，图2）。总体来看，21世纪以来，台日贸易额虽然仍维持一种增长趋势，但整体处于一种徘徊前进的状态（见图1），2000年至2014年14年间台日贸易总额增长不到4n亿美元，增幅仅有7.1%

从台日双方贸易额来看，2000年政党轮替以来台日经济关系虽然有一定发展，但整体呈现出一种低迷前进的态势。按不同执政党来看，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日经济关系虽然有过短暂高速发展时期（2003、2004），但很快就回归低水平，其余年份亦主要是保持一种低速前进或倒退状态。而马英九2009年上任以来，除2010年之外，台日贸易额基本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凸显出台日经济关系的持续低迷。

四、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互动分析

关于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影响与互动，基于表象的认知一般认为民进党执政时期“政热经热”，而国民党执政时期则“政冷经冷”。但是，实际来看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互动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因此，在对2000年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的基本发展脉络有一定认识之后，进而有必要对2000年以来台日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之间的影响互动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

参考“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笔者首先把政治经济关系冷热状况划分为冷凉温热四种程度，并设定与四种冷热程度相对应的参照值表，在设定参照值的时候，本文一方面参考了“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的设定标准，同时更充分考虑了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经济关系的实际状况。其次，在上文对于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分别选取指标进行测量统计的基础上，笔者对于统计的相关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按照参照值表将整理的数据结果进行对应组合，对台日政经关系进行复合定位，实现对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测量。最后，再根据测量所得的台日政经关系温差情况表，进一步对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现象进行分析，从而说明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互动情况。

（一）参照值的设定以及相关数据的处理

具体操作而言，在政治关系衡量方面，首先需要设定与政治关系冷热程度相对应的参照值表。参照“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中的中日政治关系冷热程度参照值表（见表4），笔者基于中日邦交正常化台日政治关系的特殊性，并充分考虑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关系的发展状况（见表1），选取主要官员互访与访台议员两个指标设定了台日政治关系冷热程度参照值表（见表5）。

设定好政治关系冷热程度的参考值后，还需要把先前统计的台日政治关系数据进行一定处理以便于对应参考值表（见表6）。

对于经济关系的衡量，也需要先设定参照值表，同样参照“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中的中日经济关系冷热程度参照值表（见表7），然后结合台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选取贸易增长率、台日贸易总额增长率与台湾外贸总增长率之比较，以及日本对台投资额增长率三个指标将台日经济关系设定出冷、凉温、热的参照值（见表8）。衡量经济关系的参照值设定完成之后，同样需要将上文梳理政党轮替以来台日经济关系发展所统计的台日经济关系数据进行一定处理，并通过查询“中华民国经济部”投资业务处统计月报搜集台湾对日投资额增长率的数据作为补充，以得到参照值表所需要的经济数据（见表9）。

（二）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测量

在参照值设定完以及数据处理之后，可以将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相关数据与设定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冷热程度参照值进行一一对应，从而对不同年份的台日政治关系與经济关系做出冷、凉、温、热的定性区分。但是，在具体定性操作过程中要根据台日政经关系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衡量。

在根据相关数据对台日政治关系进行定性界定的时候，若指标数据间发生冲突时，主要是关注指标的权重因素，主要官员互访人次相对于频繁的访台议员人次更能反映台日政治关系的冷热程度，因此一般是以主要官员互访人次作为主要判断依据，但同时也要充分考虑不同年份的实际情况。具体来看较为特殊的情况如下，2000年台日主要官员互访20次，满足该指标的“政热”条件，但访台议员只有34次，远低于该指标80次的“政热”条件，因此综合下把2000年看作“政温”，2008年与之类似：2010年主要官员互访11次，属“政凉”，访台议员63次，属“政温”，按权重大小该年应定为“政凉”，但考虑到2010年主要官员互访中有两位极具影响力的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与安倍晋三，因此把2010年视为“政温”，同样情况的还有2012、2013年，2012年访台议员人次为62，主要官员互访中包括日本前首相、“首相制造者”森喜朗，2013年访台议员人次为96，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菅直人相继访台，因此这两年的政治关系定位都往热方向上调一个程度。在经济关系的指标上，若贸易增长率与对台投资增长率或与台湾外贸增幅比值发生冲突时，则一般以贸易增长率为主要参考依据。

最后，在对不同年份台日政经关系的冷热程度进行定性区分之后，还需要将结果进行组合，从而完成对台日政经关系的符合定位，得出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温差情况表，进而说明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互动情况（见表10）。

（三）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分析

根据2000年至2013年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一览表，可以把“温、热”视为同一方向即正向，“凉、冷”视为同一方向即负向，通过观察发现2000至2013年14年间有8年台日之间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呈现一种反向状态，即“政冷，凉，经热/温”或“政热/温，经冷/凉”，也就是说政党轮替以来台日关系“政经分离”的态势明显，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相互之间的影响互动并不十分强烈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情况，可以依据台日政经关系温差一览表描绘出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曲线图（见图3）。参见图3，可以发现：2000-2002年，台日政治关系持续热络，但经济关系却急剧下滑，2004年台日政治关系跌入低谷，而双方经济关系却处于高峰；2005-2008年，台日政治关系持续繁荣，但经济关系却持续下降：2010-2013年，台日经济关系持续走低，但双方政治关系却徘徊在不热不冷的温凉状态。

进一步来分析2000年以来台湾政经关系之间的互动影响，可以分别研究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关系温差以及经济关系温差的变化情况。首先，2000年以来台日政治关系温差的变化明显受到政党轮替的显著影响。2000年至2008年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日政治关系基本保持在温热状态，而2008年马英九上台以来，台日政治关系出现急剧下滑，2009年跌入低谷，之后虽然有所回升反复，但始终难以突破政温状态。同时，在“民热国冷”的基本态势以外，台日政治关系温差受中国大陆与美国因素影响也出现了一定波动变化。有如2004年由于陈水扁的“公投”逆施导致两岸关系紧张，从而使得台日政治关系陷入“政冷”状态，2010之后，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影响下，台日政治关系时而回升至“政温”状态。

其次，2000年以来台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受政党轮替的作用不明显，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执政，台日经济关系的温差变化整体都表现出走冷的趋势（见图4），换言之2000年以来台日经济关系发展受到政治关系影响不大。进一步来分析，台日经济关系的整体走冷趋势主要源于双方的经济发展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与日本的经济发展就开始逐渐下滑，而21世纪以来双方各自的经济状况仍然长期维持低迷甚至一度恶化，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地改善，再加上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台日经济关系自然难有很大进展；另外，由于受到相关政治因素全球与区域经济环境的影响，台日经济关系持续降温阶段，也在2003、2004以及2010年分别出现短暂的“经热”状态，但在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台日经济关系很快又走入低迷状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日益密切，台日经济关系不可避免受到冲击，2010年两岸签订ECFA之后，台日贸易额一直维持负增长或零增长状态。

综合来看，2000年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总体呈现出分开运行的轨迹，政治与经济关系之间的互动影响并不十分突出。具體而言，一方面，台日政治关系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党轮替的直接作用，即民进党执政时“政热”，国民党执政时“政冷”，但同时亦深受中国大陆与美国的影响，另一方面，影响台日经济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还是台日各自经济发展状况、全球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等经济因素，虽然短期内亦可能受到政治因素的作用，但长期来看台日经济关系发展态势主要还是由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而决定。

四、结论

通过实证研究，对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进行梳理以及温差的测量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台日政经关系之间的互动影响其实并不明显，并非完全符合民进党执政时“政热经热”，国民党执政时“政冷经冷”的一般认知规律。从大体趋势来看，21世纪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呈现出一种从“政热经冷”（民进党执政）到“政冷经冷”（国民党执政）的走向。归其缘由，主要是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与经济关系各自区别的发展轨迹，纵览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发展脉络，虽然有一定联系存在，但政治、经济各行其道才是台日政经关系发展的基本主线，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各自遵循本身的发展规律。

政治关系的发展受到政党轮替的影响明显，基本遵从“民热经冷”的一般规律，即民进党执政时“政热”，国民党执政时“政冷”。但同时台日政治关系还深受中国大陆与美国的影响，当两岸关系平稳发展时，台日政治关系才能维持正常的发展规律，一旦台湾当局领导人试图顽固走向“台独”，两岸关系出现危机，日本政府以及美国政府都将与台湾当局保持距离，因为他们绝不期望台海出现大动荡，因此台日政治关系也势必将走入低谷。而当美国为了亚太利益，需要巩固美日台战略同盟关系的时候，台日政治关系亦会有所加强。

相比于政治关系，2000年以来的台日经济关系发展主要取决于台日双方各自的经济发展状态，此外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以及相关政治因素的影响。21世纪以来在台湾与日本的经济发展长期都维持低迷状态的情况下，不论是民进党执政还是国民党执政，台日经济关系发展整体都呈现出一种低速徘徊的状态。尽管民进党执政时想努力推动台日经济关系深化发展，但在短暂的“经热”之后台日经济关系又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复归于低迷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作用下，随着两岸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发展，台日经济关系亦不可避免要受到重要影响。在当前台日经济状况低迷的情况下，台日经济关系只有积极融入中日经济以及两岸经济的发展，才有可能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