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杂剧爱情剧中的精神内涵
——以关汉卿作品为例

◎邱辛辛

试论元杂剧爱情剧中的精神内涵
——以关汉卿作品为例

◎邱辛辛

元杂剧是我国古代杂剧的集大成者，在我国戏曲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爱情剧是其中最灿烂的一脉。本文从精神内涵这一角度来解读元杂剧中爱情剧的创作，分析元杂剧中爱情剧蕴含的精神内涵对于我们解读阐释元代其他作家的作品，乃至其他时代的杂剧，深入挖掘元杂剧的社会意义和审美意义都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爱情剧 精神内涵 关汉卿 婚姻

元杂剧是元代文化的综合体。元爱情剧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精神，是构成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时期，戏曲广泛在勾栏瓦舍处聚集演出创作，戏剧家们把对现实的观察以及由此产生的感受融于戏剧创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老百姓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所创作的戏剧更接近于元代思想迫切需要改革的前沿。这时期的杂剧包孕了民间文化的精髓。爱情剧在民间戏剧剧目中尤为多产，包容的精神内涵也更加深厚。因此，选择爱情剧来分析元杂剧的精神内涵也就更具有典型意义。

一、精神之缘

戏剧追求写意的真实，通过作者所处的现实环境以及当时全面的社会条件来综合分析戏剧，从而达到对作者人格结构和价值观念外化的作品的理解。元代是一个分离和统一的时代，人民经历着国破家亡的灾难，同时在思想上也经受着空前的自由与融合。蒙古族入主中原，凭借武力一统中国，却没有严格的礼法制度。而汉人秉承着温柔敦厚的传统，遵循以儒家教义为核心的礼乐制度，与之适应的文化审美形式也是中庸的，强调教化作用和对人民的思想控制，情感的抒发也要合度。而蒙古族的文化形式更加关注的是其娱乐功能。随着南北割据的结束和中国的统一，多元的文化相互融合，给接近衰微的中原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老百姓在内心深处有了更自由的思想。元代不重视精神层面的内容，轻视知识分子，废除了科举制度，背离了传统文人的思想。文人入仕无门，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开始了新的文学创作生活，通过杂剧这种通俗文学来宣泄自己的情感，把自己无处施用的精力投入到杂剧创作中去。因此，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剧作家，并且创作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作。而杂剧创作者有更为自由的创作空间，把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和感悟都表现了出来。所以，元杂剧的题材思想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不仅反映了国家的兴衰，而且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情状也得到了详尽的摹写。

元之前的文学注重教化作用，是统治者用来巩固其王朝统治的工具，强调对老百姓的思想禁锢，教导他们要温和敦厚，有节制。而到了元代，戏曲这一文学样式表现出和传统文学精神相背离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对爱情、对情欲的歌颂。元之前的文学作品对于爱情情欲或是很少涉及，或是即使偶有表现也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甚至是大加抨击。

二、精神之源

自封建社会初期，就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针对女性行为要求的规范。这套规范到了秦汉时期作为法令来严格实施，束缚了女性的自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些陈腐的思想也渗入到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去。因此在早期的杂剧作品中，可以见到许多歌颂女性忠贞的作品，而情欲这一人性使然的东西是被严重摒弃的。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里，婚姻不是建立在男女双方互爱的基础上，而是以政治以及家庭势力的扩大为基础。元代之前的文学作品，大都是以男权的视角来描写的。作品一般表现女性是男人在谋取功名利禄失意时的安慰品，而女性本身并不是文学作品的重点表现对象，只是作为表现男性形象的附庸。爱情的主动权掌握在男性的手里，女性处于一个极其被动的地位。而元杂剧对于追求爱情情欲是极力赞扬的，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这与元之前的主流思想“存天理，灭人欲”完全相背离。形成这种世俗观念的原因在于科举制度的取消使得文人社会地位与老百姓更加接近，文人更能展现世俗的思想观念。元杂剧中爱情作品与之前作品精神内涵相反的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点：社会状况的改变引起了社会思想的改变；文人社会地位的改变引起的社会心理的改变。

三、精神之流

元杂剧中描写婚姻爱情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在杂剧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元杂剧中表现的女性，是传统女性形象的一个转折。在这些婚姻爱情剧里，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的新女性形象，她们敢爱敢恨，勇于挑战“三从四德”，发掘自己的人性力量，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新意蕴。这类观点在元杂剧爱情剧里得到了极力的表现。

才子佳人剧是元杂剧爱情剧的主要内容，塑造了一系列光辉的女性形象。通过对她们心理特征和个性行为的描写，发出了新时期爱情观的最强音。关汉卿作品《拜月亭》不再是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的模式，而是两个人逐渐情投意合。王瑞兰在逃难途中幸遇蒋世隆，为了得到世隆的帮助一起逃难，她先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后来世隆不从，又说“怕不问时权做兄弟，问着后做夫妻”。这表现了瑞兰性格上对传统“男尊女卑”观念的突破。作为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女子，能说出这种话，实属不易。后来，遇到了父亲，瑞兰把世隆介绍给父亲。结果父亲却以“穷秀才几时有发迹”拒绝承认这个女婿。她痛斥父亲“你可怎生便与这般狠心，猛虎狞狼，蝠蝎顽蛇”，这是瑞兰反叛礼教的高峰，也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大胆蔑视。面对爱人的无奈离去，瑞兰发出了“见个人残生丧，一命亡，世人也惭惶。你不肯哀怜悯恤，我怎不感叹悲伤”的哀叹。杂剧第三折，瑞兰在花园内焚香参拜月亮，表达了其爱情理想：“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不分离，教俺两口儿早得团圆”。瑞兰把男女之爱放在首位，不顾封建礼教、父母之命。当父亲要纳当朝状元为婿时，“你贪着个断简残编，恭俭温良好缱绻，我贪着个轻弓短箭，粗豪勇猛恶姻缘。您的管梦回酒醒诵诗篇，俺的敢灯昏人静夸征战；少不的向我绣帏边，说的些碜可可落得的冤魂现”，表现了瑞兰对爱情的坚贞和专一。世隆面对大臣欲招己为婿，冷漠地回道：“纵有胡阳公主，那宋弘呵，怎做得亏心汉？”“违着孩儿心，只要遂他家愿。不顾自家嫌，则要旁人羡”，揭示了传统父母包办婚姻的实质——仅仅是为了政治、经济利益上的联合，而不是男女的两情相悦，表现了人欲不可违背的合理性。 蒋世隆的形象真实、饱满，并不是好的全好，坏的全坏。“旷野奇逢”中，蒋世隆是正人君子；而在“招商谐偶”中，又成了迫不及待的好色之徒。这是元杂剧源于生活的真实流露。

元杂剧里也有描写士人和妓女相恋的作品。在古代，妓女是作为男性婚姻的补充而存在的，为了满足男性的情欲，作为男人的附庸，在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元代由于文人社会地位低下，在政治经济上都处于劣势地位，他们便把生活的重心由功名利禄转移到寄情于声色之中，终日醉心于勾栏，和妓女接触频繁。文人和妓女的风流韵事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由于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此能够理解对方的遭遇，文人能够发现妓女的美，表现她们的真情实感。所以到了元代，妓女问题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元代作家们对于妓女问题进行了深邃的思考，替妓女们辩白伸冤。元作品中的妓女都是集美貌才情于一身。关汉卿作品《金线池》中的杜蕊娘也是聪明伶俐，她自己也说过，“我想这济南府教坊中人，那一个不是我手下教导过的小妮子，料必没有强似我的”。她和韩辅臣的爱情发自内心，初次见面两人便情不自禁地感叹对方是“一个好秀才也”“一个好妇人也”。妓女喜爱的是有才情能写诗的文人，但他们都属于落魄书生。韩辅臣“幼习经史，颇看诗书，学成满腹文章，未曾进取功名”。韩辅臣不仅有才情而且英俊倜傥。杜蕊娘感慨其是“果然才子，岂能无貌”。但却被鸨母束缚了自由，鸨母狂妄地说“我不许嫁，谁敢嫁”。势利的鸨母则偏爱于有钱人，“小娘爱的俏，老鸨爱的钞”“丫头，还着你觅钱哩”，鸨母把妓女当做她们赚钱和享乐的机器。鸨母依靠妓女的身体赚钱，是妓女的寄生虫。

（责任编辑 葛星星）

邱辛辛，女，研究生在读，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