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视野下的生态文学与生态思想

以“生态文学与生态思想”为主题的第六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于2016年10月29—30日在北京成功召开。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研究所主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海峡两岸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专家、生态环境保护组织代表、期刊编辑、青年学子等5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题涉及东西方生态思想的比较与对话，原住民的宗教神话传统与生态智慧，地方书写与环境美学，以及生态文学主题、环境正义的跨学科研究、生态文学的跨界书写等多个方面。

两岸学人携手探究、发展生态论述，助力实现共建美好家园的梦想，是历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的共同宗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梁坤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首先回顾了自2011年起前五届研讨会的主题：厦门大学的“生态文学与生态文明”、台湾中兴大学的“全球生态论述的地方演绎与实践”、山东大学的“生态文明时代的文学与美学”、台湾中山大学的“环境、主体与科技”、南京大学的“当代生态文学批评新趋势”。本届会议主题则深入到思想层面，希望通过解读中西经典文学中的生态思想，寻找到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梁坤教授还提出，从词源学角度看，生态学（Ecology）从希腊文■而来，意为“关于家园的学说”，因此生态文学当解为“关于家园的文学”，它处理的是危机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正是西方文学传统中“寻找家园”母题的延续。

生态批评自发端之始就内在地蕴含着跨学科的要求。如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所言，生态批评不是在以一种主导方法的名义进行的革命，而是可以利用任何一种批评视角，围绕的核心是一种对环境的责任感。与会者就多个主题开展研讨，体现出不同视域的对话与融合。现将研讨会的内容综述如下。

一、东西方生态思想的比较与对话

各方学者基于生态危机的严峻现实，试图从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对东西方生态思想的剖析、比较和对话中进行价值重估，寻求救赎之道。

台湾文学与环境学会荣誉理事长、台湾大学外文系名誉教授林耀福先生从对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批判谈起，认为西方的意识形态/历史终结论总是跟西方文学与思想传统中对乌托邦的追寻互为表里，自由主义资本民主制度因其结构性缺陷，无法达成乌托邦理想社会的建构，因此历史的终结尚未完成。生态批评的兴起，可以说从另一个角度批判了历史终结论的谬误，推动历史迈向生态意识文明的建构。他将当代环境运动的起源置于“落魄世代”（the beat generation，即“垮掉的一代”）反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认为当代环境运动和生态意识从一开始就肩负起鲜明的政治、道德和乌托邦使命，生态主义的发展将生态的层面引入乌托邦与上层建筑的建构，终结了意识形态与历史终结论，由意识形态的典范更替展开了历史的新页。他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記》《归去来辞》和《饮酒》等诗歌中见出历史与自然的互动，认为那里呈现一则以道德界定的乌托邦故事，道德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道法自然，没有人为的暖化导致气候变暖，扰乱天纪，也没有背信弃义的钩心斗角。

从生态视角对东西方文学与文学批评进行反思和价值重估，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集中议题。首都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石海毓副教授指出，美国生态文学以雄厚的生态思想为基础，具备自觉的生态写作立场和现实生态危机的迫切语境，它的出现与生态科学和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思想理论的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有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现实根源和思想理论依据。她从自然主体性的回归，人类伦理与审美文化的反思与重构，唤醒人类的感官体验三个方面探讨了美国生态文学的现实价值。文学并非存在于自身的独特空间里，我们对文学的讨论限定其文学性，无异于断离了它与其他体系的联络。而生态文学在当代文学表达之中方兴未艾，是因为一些作家“懂得自己的书写是在作这样的尝试，即不但要写出美丽而抒情的语言，还要能够達成一种关于人类社会与这个星球的现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生态文学用生动的语言形象、深刻的生态思想重新唤起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感受到大地的气息和生机，让我们的生命回归大地，听到来自内心的呼唤，与其他生命惺惺相惜。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高旭东教授认为，中国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对自然生态的尊崇，应当重视中国文化的生态智慧以及生态批评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带来的价值重估。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人与神、人与自然都是分裂的，与自然相比，人与神更为近似，可以支配并征服自然。基督教这种人与神、人与自然的二分，加上文艺复兴之后与古希腊科学理性的共谋，造就了今天的生态灾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中，道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分别与当代生态批评中的理想派和现实派相类似；同时，中国文化明显的阴柔特性也与生态女性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此基础上，生态批评所蕴含的价值尺度将会对中西文化传统发生颠覆性的重新估价。

杭州师范大学陈茂林教授解读了在西方思想发展过程中“自然”（Nature）一词含义的演变：由“本性”过渡到对象化的“自然界”，词义重心的转移标志着西方近代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宇宙观的形成。他以《呼啸山庄》为例，认为其中“自然”的含义除了“自然界”之外，还有“天性”“自由”“自然而然”的含义，在自然与文明的关系上，倡导二者的和谐交融，其中体现的东方意蕴使作品焕发出新的光彩，对于生态危机时代修补西方主客二分的自然观具有启发意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杨晓辉教授介绍了日本生态文学研究的国内外状况。她指出，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先后共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时至今日，已经从最初对欧美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及作品的译介，发展到形成了具有日本本土特色的生态文学研究态势的阶段。日本生态文学研究第一人（自然写作第一人）野田研一教授、日本文学·环境学会副会长结城正美教授等学者成为研究阵营中的领军人物。跨学科性和对日本本土公害疾病的关注，是日本生态文学研究较为显著的特点。

二、原住民的宗教神话传统与生态智慧

向宗教神话回归，通过对原住民生态理念、生态智慧的考察，寻找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是本届会议的一大亮点。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伽丽娜·柳比莫娃女士从人类学、宗教学与当代生态研究相融合的广阔视域展示了乌托邦建构的实例。她首先介绍了西伯利亚作为全人类精神复兴开始的领土的特定形象（以及整个俄罗斯的形象）理念。在“黄金时代”，正是在俄罗斯的亚洲区域存在着地球的精神地带，现在这一地带集中在西西伯利亚的一个农村。在这个农村里的信徒定期会举行宗教仪式（“吠陀仪式”），这些仪式保护着农村作为“地球能量中心”的神圣地位。西西伯利亚还是一个产生于俄罗斯本土的“原始宗教”的诞生地。在多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她介绍了西伯利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宗教运动和祭仪的特点：“新世纪”宗教尤为关注生态问题，而西伯利亚书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为新宗教教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最后之约教会的生态伦理观认为，应该同对待活着的事物一样，同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母亲只乐意为孩子奉献自己的一切。要学会向自然“正确地索取”它的资源，强行向地球索取（包括借助硝酸盐）对人类无益。柳比莫娃阐明了西伯利亚针叶林区景观发展的独特性，揭示了与环境空间神圣化相关的创建生态村落的原则，包括具有当代环境保护理念的可替代能源的使用、垃圾利用以及在公社的生活基础上“发展小型生产、手工业和民间手艺”。这一社会乌托邦的现代形式，为一系列道德和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适应了当下社会发展的需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梁坤教授同样将视角转向了西伯利亚。她结合近两年在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多次实地考察的经历，对多神教、萨满教的文化遗存进行了多方面的展示。她认为，神话怀乡病是20世纪俄语生态文学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作家们自觉运用神话思维构筑自己的艺术世界，试图通过神话来反拨现代文明、理解自然。这是20世纪西方文学向神话复归大潮中独特的一支，是原生的俄罗斯文化传统的自然体现。这一传统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其综合性，即东正教和原始多神教的综合，东斯拉夫和蒙古鞑靼文化成分的综合。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无论东正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如何浸入并成为文化主流，植根于社会底层的斯拉夫多神教和萨满教都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存活于人们的礼仪行为、生活方式、原始巫术和自然历法中。神话就是生活本身，是无形态、无意识的自然力。梁坤教授进而从土地—女性崇拜、祖先—圣地崇拜、自然—神树崇拜、图腾-动物崇拜几个层面解读其与列昂诺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艾特玛托夫等几位作家的现代神话创作的内在关联。

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副秘书长、珍稀动物保护学会名誉会长赵连石先生多年从事第一线生态考察。他指出，生物多样性的背后是文化多样性。他以黄河流域的文明发源为例，提出“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启发了合理利用自然的行动，又以当下西部地区过度推崇农耕文化、取消游牧业对游牧民族生存方式的破坏为例，提醒盲目推进工业化发展和城镇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他强调，一个尊崇敬畏自然、适度索取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生存方式的消亡，是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悲哀。每种生态环境都孕育一种文化类型，应当尊重每一种文化的发展方式，这样才能保证生物多样性不受破坏和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梁艳讲师着力分析了夏曼·蓝波（Syaman Rapondan）的海洋文学作品，探讨中国台湾地区达悟族的“泛灵信仰”的生态观对现代社会环境危机的启示。达悟族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源自“泛灵信仰”，这一信仰与现代性的冲突，是原始生态与现代文明的冲突。现代性驱除巫魅，但生态平等与共存的原则受到摧毁。因此，否定之否定的“复魅”又被人们提出，并重新审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作家作为人类学家在思考关于民族未来的问题，即如何在强大的现代哲学文化包括强大的汉族文化的冲击下保持自己的原始文化和民族文化。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黄增喜从神圣—去圣—神圣的层面解读人与自然关系的心路历程。他认为，宗教史既是人与神圣的交流史，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或人类的自然观念史。当代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对宗教观念与自然观念的互动表现出密切的关注，其宗教史敘述既是对人类宗教理念之演进的追索，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之变迁的回溯。他指出，前现代人大体生活在充满神圣的宇宙中；犹太—基督教对历史的重视，开启了自然的去圣化进程；现代科技得益于这一进程，并加速了这一进程。现代诸多文化思潮的盛行及“回归自然”口号的提出，无不露出现代人对于神圣的隐秘乡愁，多维度地彰显出人与自然之间难以割舍的统一性。现代人要走出文明的重重危机，就有必要重新唤醒、激活自己感知神圣的能力。伊利亚德的宗教史叙述虽有浓重的想象色彩，但不乏重要的当下价值和持久意义。

三、地方书写与环境美学

来自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前沿的最强音，以及学者们对地方性书写的阐发，对经典生态论述中“环境美学”（Environmental Aesthetics）、“生态美学”（Eco-aesthetics）等概念的深度辨析，使本届会议呈现出理论与实践交融的特色。

生态批评缘起于当代环境危机的现实，生态文明建设者和环保实践者分别介绍了各自在生态农业、河流保护、西北沙漠保护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以及他们切身的思考，为相关的理论探讨提供了现实的维度，令与会者了解到当下生态危机的现状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绩与方向。

在大地上挥毫作画、谱写山水诗篇的齐齐哈尔市原副市长、拜泉县原县委书记、现市政府生态建设顾问、拜泉县生态文化博物馆馆长王树清先生是地球奖获得者。他介绍了拜泉县40年来实行高效循环生态农业的实践经验，展示了三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以及坡、水、田、路、村一体化的生态发展模式，并从生态文学与知性书写，生态意境与生态艺术的天然结合，形象艺术与生态技术的结合，生态伦理与形象艺术的人文教育等方面探讨了生态文学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的多重路径。他寄语与会学者：“生态文学的魅力首先在于他给读者带来的思想力量以及感染力，文化不仅仅是历史文化知识，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存在；文化是充满活力的生命基因，暗地里决定生命的生长和发展；文化的力量是生命的力量，总有一种光芒如影随形，这就是文化的光芒，它浸润、洗礼着我们的内心，给我们充满浮躁、焦灼和困惑危机的心灵以慰藉和安妥，让我们获得心灵的快乐、自由和充实。”

几十年如一日守护家园的志愿行动，为中国绿家园环保组织创始人人汪永晨女士带来了中国环境地球奖、环境使者、環境保护杰出贡献奖等荣誉，前不久她又入选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6年度“全球100位优秀人物”。她用大量实地考察的图片，展示了黄河、长江、澜沧江、渭河、洞庭湖等江、河、湖泊水源地区在30年间的水文地貌和人文环境的恶化。江河污染尤其是水源地环境的恶化常被处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中的现代人所忽略，全球变暖导致的气候异常会给江河水源带来负面影响，而滥用地下水、水源地化工厂污染物排放等人为因素更加剧了江河危机。她呼吁生态写作者关注江源地区原住居民群体的生存智慧和生存情状，号召更多研究者以实际行动参与环保实践，推进环保事业的发展。

生态关注首先应当是地方性的，人们总是从对地方的身心经验出发，想象并评估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学者们对泉城济南、伦敦地景和奥德修斯的水球环境的研究，与来自现实的报告相互呼应、相得益彰。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刘蓓教授从环境史视野出发，探讨在“泉城”的城市形象形成和变化过程中，泉水这一自然景观、文学的传播、不同时期城市建设政策制定者对泉水态度的变化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这一个案启示我们在当代快速城市化的语境中进一步思考生态文学的作用和城市文化的发展方向。

台湾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国际学院助理教授倪志昇以心灵地理学为方法，探讨英国当代作家伊恩·辛克莱（Lain Sinclair）作品中描写的伦敦地景。他认为，作为空间实践的奉行者，辛克莱以行走伦敦的模式重新书写伦敦，其作品长期聚焦伦敦都市现代化给自然与人文环境所带来的冲击，以及现代都会生活经验中主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北京农业大学钟燕副教授从《奥德赛》中主人公对故乡伊塔卡岛的土地依附、岛上亲人对家园的持续守护两点入手，讨论故乡环境在想象记忆和生存现实中的意义，并从归返途中“群岛”地理构成的欲诱、博物学知识对成功返乡的帮助两点出发，探析归途环境与人类的关系。她认为，《奥德赛》是以大海为辽阔背景的返乡作品，主人公奥德修斯的返乡体现了水球环境中人类家园情怀的隐喻。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程相占教授和深圳大学文学院王晓华教授分别从理论上对“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等概念进行梳理和辨析。程相占教授指出，“环境美学”关注融入环境之中的欣赏者与环境之间所进行的相互游戏，他对环境美学的三位代表性学者赫伯恩（Ronald W. Hepburn）、卡尔森（Allen Carlson）与伯林特（Arnold Berleant）各自的关键词“融入”（involvement）、“浸入”（immersion）与“交融”（engagement）进行了辨析。程相占教授指出，理论思路隐含着“生态”和“身体”两种理论取向，前者使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密切相关，后者则使环境美学与身体美学具有一定的关系，在与相关美学理论形态的对比过程中，环境美学的独特理论价值才进一步凸现出来。

王晓华教授则从“生态学”创始人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一元论思想出发，对“生态美学”这一概念进行了知识考古学式的梳理。他指出，海克尔反对二元论和人类特殊论，提出了一元论艺术概念，其生态美学具有机体美学和环境美学两个维度。但由于海克尔没有明确界定机体美学和环境美学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在生态美学发展过程中，机体美学逐渐被遗忘而环境美学日益凸显。在环境论的视野中，世界实际上被划分为人工化的世界和自然，二元论的幽灵又出没于文本之中。王晓华教授认为，为了避免二元论带来的理论困境，生态美学的当代研究者应该追本溯源，回归一元论世界观，以重构完整的生态美学理论体系。

四、生态文学主题研究

生态批评自肇始之日起，经历了荒野回归叙事研究、城市有毒物质的末世叙事研究、环境正义的物质主义叙事研究等浪潮，后又出现了混杂叙事。拥有持续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经典的美国文学为当代美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对美国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研究也一直是生态批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会议对以美国为中心的生态文学创作和批评展开了深入讨论，并延伸到英国经典文学和当下中国的科幻小说，批评视角从“再栖居”的荒野乡村到“人类纪”的城市和科技困局。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方红教授基于对美国生态文学的深入研究，首先梳理了“再栖居”概念的四重内涵：离乡之后的返乡，经历多重生活方式后对先人、前辈适应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的重新认同；修复被破坏的自然环境，重建本地生物区域内生态平衡；多地价值视野下对敬重生命、关爱他者的在地价值与责任意识的重新认识；以“星球意识”平等看待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文化与亚洲传统佛教。在此基础上，她探讨斯奈德、霍根与贝瑞这三位生态作家对这一主题的不同演绎。斯奈德的再栖居主要是荒野再栖居，他提出星球意识下的再栖居，再栖居书写融有跨文化的色彩。霍根则在《靠鲸生活的人》中以人与动物之情的变化，体现返乡栖居是融入多地体验的复合在地，是经历多重价值影响后对在地价值及融入地方生活方式的重新肯定。贝瑞的再栖居书写涵盖荒野在地与农场栖居：《长腿屋》重申了利奥波德提出的土地伦理，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层生态主义思想；而《土地家园》提出在农耕生活中培养与增强个体对家庭、社群、土地与自然的责任感，续写了杰蜚逊农业民主社会的理想，体现出兼顾人类与其他物种安康的弱势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北京语言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张华教授介绍了美国著名生态文学批评家、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开拓者、《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的创刊主编墨菲教授作为诗人的生态情怀。他认为，墨菲教授的诗作体现了其生态批评著作中的生态思想，二者在相同时期相互呼应，思想变化的脉络明晰。

中山大学（珠海）中文系特聘副研究员朱翠凤反思“生态美学之父”约瑟夫·米克对生态危机的起源与悲剧、喜剧关系的探讨。她认为，米克假设悲剧中存在人高于自然、将自然视为对立面的意识，将超自然的力量或一个先验伦理秩序存在的预设视为悲剧的特点：“为了结束人与自然世界之间长期的、灾难性的战争，人们有必要拒绝悲剧的人生观。远离悲剧，是人们避免生态灾难的重要前提。”米克推崇喜剧的解决方式，认为人应该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的改变。在这个观念背后，似乎假设环境本是好的、人为了适应环境而作出的改变也是好的。我们要做的似乎是像工业烟中的蛾子一样，改变自己的“颜色”，而不是想着如何治理这些空气中的污染物。

首都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张紫嫣以《乡村时光》《北方农场》《沙乡年鉴》为研究文本，从“戀地情结”“土地伦理”等角度讨论乡村的美学价值和伦理意义。她认为，与荒野的人迹罕至有异，乡村参与者多了一份日常伦理和悲喜情感；与都市、花园的人造景观不同，乡村与自然的联系中多了一重野性的特性。人置身于乡村的审美感受与情感体验是无可替代的，美国自然文学中乡村书写的意义在于观察人对自然环境的作为，记录人与自然相遇的历史，反思人与自然的变化关系。

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张建国研究员论述了美国古生物学家、进化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科学散文代表作的三个特征：其一，通过阐释和捍卫达尔文进化论，消解人类中心主义，提倡生态整体观；其二，反对滥用科学宣扬男性中心论、白人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倡导人人平等互爱的生态社会；其三，倡导生态科技观，反对滥用科学。古尔德五部代表性作品讨论的是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共存共容，人类因为贪婪无知而破坏环境才导致生物灭绝。古尔德强调，人类需要为保护自己在内的生活圈负起责任，他强调对自然的关爱之心。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汪海副教授将研究引向“城市有毒物质的末世叙事”。他以狄更斯的小说为例，认为雾霾的出现更被狄更斯看作是一种警示：它彰显了维多利亚时代被排斥、压抑和遗忘的各种不可见物，暴露了潜藏的现代性危机。他认为，狄更斯以哲学现象学式的敏锐与深刻，从空间、意向性关系与时间三个层面揭示了雾霾对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生活的深远影响，包括雾霾导致的城市空间的变化，造成的感官体验与心理感受，催生的新的美学经验，以及引发的人与世界存在关系的根本变异。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文系宋丽丽副教授以刘慈欣的系列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为例讨论“人类纪”的混杂叙事，将现实思考、学术视角和科幻文学文本作了一次成功的对接。通过介绍三波不同的叙事研究浪潮，她认为“人类纪”是指人类已经很明显地改变了地球表面海洋和大地，而且重置地球生命的秩序，其暗含话语是对现代文明和现代性以及殖民主义的反思。“人类纪”概念的确立，对人文主义精神的认识与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人类纪”的背景下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叙事混杂性研究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她分析了《三体》的混杂叙事，即地球与三体，末世与轮回，现实与虚幻，荒野与科技困局，人造万物与自然法则等叙事，试图从中理解“人类纪”的混杂迷局与人文主义的可能走向。她认为，“人类纪”背景下的生态批评研究将要超越唤醒大众环境意识的道德理想化层面，而走向环境人文精神的认识与建构层面。

五、环境正义的跨学科研究

从万物平等、环境正义的角度探究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人与动植物之间的关系，是很多与会代表一致关注的话题。资深学者借助后现代哲学思想与生态思想解读文学经典，体现出生态文学研究的前沿性；青年学子对中外古代经典的研究则给会议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台湾文学与环境学会理事长、淡江大学英文系蔡振兴教授援引德勒兹的“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和瓜塔里的“生态哲学物件”（ecosophic object）理论，结合施宾拉德（Norman Spinrad）的小说文本《温室夏天》（Greenhouse Summer），对气候变化问题和资本主义机器对自然、媒体、科技的控制问题展开讨论。他认为，新物质主义对现有哲学思想有两点启发意义：其一，突破人类中心论和意义建构论，强调物质的能动性，其存在意义可以独立于人的主观感知；其二，超越语言学转向后对语言的过度强调，物质可以独立于语言的建构之外存在。“生态哲学物件”以符号的、机器的、虚拟的和存在的为特征。通过“物件”的概念导向“混沌宇宙分析”（chaosmosis），而“混沌”体现对秩序的挑战和补充，这有助于我们突破决定论限制，走向他者所代表的多重可能性。

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梁一萍教授从自然写作、非人本主义生态论述、后殖民生态论述、生态女性主义、跨物质生态论述以及植物哲学等角度，给予经典文本《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新的诠释。迈克·莫德（Michael Marder）认为，“植物—思考”（Plant-thinking）的特点是非感知（non-cognitive）、非理念化（non-ideational）、非形象化（non-imagistic）的，相对于形而上学传统，它强调植物生长的生命力（vegetation），抗拒统一逻辑，排斥工具理性。出身于上流社会的达洛维夫人摆脱不掉中产阶级的繁文缛节，她所买之花和散步经过的伦敦市区公园代表了城市化、商品化与阶级化对自然的控制，买花不是为了亲近自然，而是以人本主义奉献的精神，服从文明社会的符号。因此，以意识流著称的《达洛维夫人》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批评意识，是值得重读的经典文本。

同样涉及植物思考的还有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谢超。他结合物质生态批评、跨身体理论、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身体—主体”（body-subject）理论和卡特里奥娜·桑迪兰兹（Catriona Sandilands）的“植物生态批评”（vegetal ecocriticism）理论，探讨劳伦斯植物诗歌中植物、动物及人的身体三者间的转换，认为劳伦斯企图通过对植物拟人化和拟动物化的书写，重建人与自然和谐有机的联系。

淡江大学林国浒博士通过对比法国电影《野兽》（La Bête，1975）、阿尔比（Edward Albee）的戏剧《山羊或谁是西尔维亚？》（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2003）和美国纪录片《动物园》（Zoo，2007）三部与动物恋相关的文学、影视作品，探讨动物恋争议背后的伦理、政治与美学因素，动物伦理与主流话语体系之间抑制与颠覆的关系，以及基于差异、多元与跨界的伦理—美学范式重新定义动物恋的可能性。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与文化学院的李贵苍教授从东西方神话与文学想象对比的角度，分析奥维德的《变形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生命“变形”的不同特点，指出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生命体之间的变形和转换体现了能量传递、彼此关联、统一整体的生态原则。他认为，《聊斋志异》表现出中国自然观的灵性特点，《变形记》则体现出西方自然观的野性特点。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金美玲分析了托尔斯泰儿童文学作品树和动物的形象以及登场人物认识的变化。她认为，作家所表现的生命思想与爱的观念并不局限于人类，还适用于植物、动物乃至无机物等超越时空的广泛存在。托尔斯泰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表达了人类与自然界作为生命共同体和谐共存的生物平等主义的生态思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研究生魏薇认为，爱本质上是一种能量，《夜莺与玫瑰》讲述的是能量流在生态环境与人之间运作的故事。王童康试图用“儿童般天真”（child-like innocent）的眼睛关照自然的重要性。她从《世说新语》咏雪篇中“撒盐空中差可拟”和“未若柳絮因风起”的“撒盐”和“柳絮”两个比喻出发，指出二者的差异既展现儿童对自然独到的鉴赏力，而前者暗示的“人的在场”与后者中蕴含的“放弃的美学”也可以体现出二者不同的自然审美。

六、生态文学的跨界书写

将文字为主的生态文学研究转向图像描绘研究和电影研究，可以认为是生态批评的进一步延展，在各种不同的跨界书写中传达的是同样深切的生态关怀。

台湾文藻外语大学英语系暨研发处罗宜柔副教授选定格林（Candace S. Greene）与松佟（Russell Thornton）的《天星陨落时：拉可达冬日历书》（The Year the Stars Fell：Lakota Winter Counts at the Smithsonias）为研究文本。她指出，冬日历书为北美原住可达族（Lacota）民常用之年历，记载着自每年首次大雪至隔年首次大雪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由于初期原住民并无文字传承，因此此类历书多以简易符码或象征绘出，即汇集拉可达约17位历书记载者历时200年（1700—1925）的原住民生活记录。透过原住民图像符码记载，深究并体验北美原住民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及将自然融入生活、师法自然、崇敬自然的环境伦理观，验证原住民“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生态铭刻。原住民人类中心主义无论是强人类中心还是弱人类中心，都是警醒人类对生态的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论述了苏联电影《德尔苏·乌扎拉》与黑泽明电影的俄国自然形象。他认为，黑泽明的自然观既受到日本文化传统文化的滋养，又受到西方宗教及哲学思想的陶冶。而苏联电影《德尔苏·乌扎拉》的拍摄正处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严重环境问题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泽明表达了建构于西方文化的“自然人”理想，又将自然现象作为辅助叙事和传达象征意义的手段，让人领略大自然的神奇、神秘，他用长镜头展示乌苏里的严冬和盛夏，色彩斑驳的树林、篝火、风雪，脚印、河流，日月交辉、风雪和冰原奇观。森林是温柔美丽与阴暗野性并存的地方，让人类在其间顿感渺小。通过对原始森林的描述所展现出来的“森林文化”，培育与自然的共存感、对自然的敬畏、万物有灵的虔诚之心，反省砍伐树木、残杀动物的恶行。这种深存于日本文化的土著价值观，在危机时代反而可以具有更大的普遍性。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陈阳副教授回溯中国生态电影制作和生态电影批评的历史，提出在当前中国电影批评的格局中，生态电影批评远未获得充分的揭示和展开，研究者将好莱坞生态灾难大片和生态纪录片视为生态电影的范本，因而忽略了生态电影以及生态电影批评所具有的更加深广的内涵。基于这一问题意识，他对中国生态电影的现实维度展开探讨，将其分为五个方面：以生态自然的思想反对消费主义文化；关注自然本真的纯朴天性及其在人类社会的回响；面对自然的敬畏之情转换为对生命的普遍尊重；向大自然学习无私给予的品格；家园意识和对“诗意栖居”的诉求。在中国当下生产的电影中，许多目光敏锐的影片都不同程度地将生态意识转换到叙事结构之中，并使之成为抵抗消费文化及其所造成的人生困境的文化斗争场域。中国生态电影批评由此也可以找到新的切入点和新的阐释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连丽丽讲师分析了电影《追凶者也》中由迁祖坟酿成的悲剧。她指出，在工业文明物质至上的原则下，人类无限制地掠夺和破坏大自然，并导致了新的野蛮，做出物伤其类的非理性行为。对大自然的征服与占有，不仅是自然生态的危机，更是人类精神生态的危机。北京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王佳奕试图从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伦理观和深层生态学的角度重新解读野夫的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她认为，小说选取的生态叙述策略表现在对立、反抗和救赎三个层面，而生态叙述与隐喻的选取，既彰显了野夫作品独有的气质，又突出了该小说的实质所在，即让“生态”成为一种对过去的追忆、对现实的隐喻和对未来不可测的预估，暴露潜藏其中的现代性危机。

七、余述

本届研讨会首次设立硕博论坛，来自北京大学、首都经贸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几所高校的六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学术报告得到资深学者一对一的点评。年轻学子频发新见，被寄予继往开来的厚望；资深学者细心点拨，使得本次会议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训练营”。

主编论坛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副主编张冰主持，中国台湾地区《淡江评论》主编蔡振兴、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文艺》主编夏忠宪、《外国文学》副主编姜红、《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主编胡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俄语教学》副主编宁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鄱阳湖学刊》副主编胡颖峰分别介绍了各自刊物的情况、学术前沿问题以及论文写作和发表经常出现的问题，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届研讨会还设书展，展出参会学者的专著、译著和期刊共计近百余册。其中包括程虹教授著作《宁静无价》《寻归荒野》、译作《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醒来的森林》《遥远的房屋》《低吟的荒野》《心灵的慰藉》），蔡振兴教授等主编的著作Key Readings in Ecocriticism，王晓华教授的著作《生态批评——主体间性的黎明》，梁坤教授的著作《布尔加科夫小说的神话诗学研究》，杨慧林教授主编的“人文学科关键词研究”丛书，谢天振、许钧主编的《外国文学译介研究》，等等。另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俄罗斯文艺》《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中美比较文学》《美文·汉风专刊》《鄱阳湖学刊》等刊物。

生态问题本身兼具综合性和实践性的特征，本届会议成为跨文化对话、跨领域交流和跨学科研究的复调合唱与思想狂欢，为生态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发出了中国自己的声音。无论是关于东西方生态思想的比较与对话，还是关于原住民的生态论述，关于人与动植物等他者关系的考量，关于生态文学主题研究以及跨界书写，均多从尊重自然的万物有灵论、万物平等的理念切入，最终归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刻反思，呼吁人类省察自己对生態危机的责任。由研究者和践行者汇聚而成的生态学术共同体，对进一步繁荣学术，推动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作者简介：梁坤，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