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鹏飞

任晓雯

余鹏飞初见上海，是在十二岁时。他和伙伴们挤在村长家。松木方桌上的十四寸电视机，“雪花”飘闪，嚓嚓声不绝。男演员一身粗布短褂，挎了只竹篮头，走过招牌、霓虹灯、排门板、电线木头、法国梧桐，“白斩鸡喽，卖白斩鸡喽。”屏幕里的上海，黑白驳杂，光影疏冷，仿佛一个梦境。

填写高考志愿时，余鹏飞仍跟做梦似的。一类本科全填“上海大学”，“是否服从调剂”栏统统写“否”，二类本科及以下尽皆空白。老师父母轮流做思想工作，“分数都能进清华了。非要去上海，也可以报复旦。”余鹏飞道：“进了上海再说，我就是求稳。”最终父亲点了头，“去吧，去当个上海人。上海人哪怕失业，也比我们农民过得好。”

夏杪，余鹏飞背着被头、面盆、热水瓶，到宝山校区报到。新建的宿舍楼，一室四铺。室友皆有人护送。上铺同学的母亲，对余鹏飞做出拨划手势，“让一让，让一让”。她带来录音机、小风扇、电暖壶、木吉他，把一只摩托罗拉汉显BP机压在儿子枕底，轻声交代道：“下铺睏了一只阿乡（上海话，意为乡下人），你物什囥囥好。”

入夜，家长走了，男生们聊起天来。两个上海人，一个回沪知青子女，聊乔丹、皮蓬、《同桌的你》、《阿甘正传》。上海话听着像在打乒乓，叮叮咣咣，来回扣杀。余鹏飞下了蚊帐，半寐不寐。对铺改说普通话，“余鹏飞，对不起，你没听懂吧。我们在讨论接待新生的学姐，短发那个好看，还是长发那个好看。”余鹏飞想一想，道：“女生留长发好，留到腰里最好。”

逾数月，室友彼此熟稔了，商议买电脑。余鹏飞说：“电脑会影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