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余红伟+沈珺+李丹丹

摘要 基于2014年中国质量观测调查的数据，实证测度了转型时期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并运用统计描述、相关性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从财富拥有、社会福利与个体能力三个维度分析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女性高于男性，农村人群高于城市人群，已婚人士高于未婚人士，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教育程度、职业类型以及家庭结构中，幸福感呈现明显差异；②个人目标实现能力、社会公平与物价稳定是影响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最为显著的因素，而家庭消费、消费环境以及社会治安是相对不显著的影响因素；③财富拥有、社会福利会以及个体能力三个维度的因素均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其中个体能力维度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最大；个体能力除了直接正向作用于幸福感之外，还会通过正向地影响财富拥有及社会福利来间接作用幸福感。因此，当前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关键影响因素在于个体能力维度。进一步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与环境，为中产阶层个体能力展现提供公平畅通的渠道，是转型时期提升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首要之义。

关键词 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财富拥有；社会福利；个体能力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KG*2]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11-0115-09

[WTHZ]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11.015

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正在不断壮大。据国家发改委课题组对中等收入者的划分标准统计[1]，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比例从2001年的7.82%提高到了2014年的24.25%，已经成为构成中国社会的核心群体。幸福感是中等收入阶层生存状态的主观表达，反映了他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满意度与诉求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的阵痛期，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中等收入阶层有了更高的生活期望与要求，另一方面现实中诸如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等诸多问题又制约了其生活水平的提升。研究转型时期中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问题，对于进一步地缓解贫富矛盾，维系社会稳定，扩大消费需求，助推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与相关概念界定

1.1 文献综述

对中等收入阶层发展的时序研究均表明，近二十年来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占比不断增加，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社会群体[2]。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特点通常表现为拥有中等及以上水平的收入、受过良好教育、一般从事脑力劳动、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与职业能力、有较强的消费能力、注重生活质量、有较强的自我价值实现要求等[3-5]。对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生活状况的研究表明，无论在收入、住房这些生活机遇上，还是在阶层地位认同上，中等收入阶层都呈现出典型的中间状态的特点[6]。中等收入阶层处于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在协调贫富阶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7]。 同时，中等收入阶层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与意识，也成为新常态下促使经济进入消费驱动良性循环的重要推动器[8]。

国内外对收入与幸福感的研究发现，当个体收入较低时，幸福感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当个体收入较高时，幸福感并会不随收入增长而升高，甚至会出现下降趋势，即“幸福悖论”[9-10]。而专门针对中国中等收入阶层这一特定人群的幸福感的研究并不多见。刘欣[4]对2003年中国中产阶层定位的研究中简单地统计了阶层地位对其生活幸福感的作用，指出中产阶层明显比低社会阶层的人群有更强的幸福感，中产上层的人群甚至比社会上层的幸福感更强；李敏等[11]对中国西部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发展状况的调查发现，52.3%的西部中等收入阶层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幸福；宋辰婷[12]对2006年中国中产阶级的幸福感进行了分析，指出家庭结构、教育经历和职业特征对幸福感影响显著，而收入的影响却不显著；廖永松[13]研究了较为富裕的农民的幸福感，指出农民具有明显的“小富即安”的生活观念；罗拾平[14]对城市中产阶层按揭购买行为的研究表明，按揭購房后其生活质量明显下降。虽然这些研究对中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问题有所涉及，但是仍缺乏全面性与深入性。特别是在当下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中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可能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

1.2 中等收入阶层判定标准

中等收入阶层的划定有绝对定义和相对定义两种主流的方法。绝对定义是通过定量的划定收入或消费开支水平来进行确定，如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1]以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2—6.5万元之间为中等收入者。相对定义法则主要是通过以中位数收入或消费支出为基数，上下浮动一定比例来获得中等收入阶层的区间值，如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根据国民家庭平均年收入的0.75和1.25倍作为上下限，确定中等收入阶层为家庭年收入处于10.6—22.9万元的人群[15]。相比而言，绝对定义法更合适做国别的比较研究，而相对定义法则适合对单一国别的内部的研究。由于本文的研究范畴仅是针对中国内部的分析，因此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对定义法所确定的标准，即家庭年收入处于10.6—22.9万元。

1.3 幸福感测度

测量主观幸福感通常会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单项问项测度法，直接向被访者提出 “总的来说，你觉得你的生活幸福吗？”等类似问题，并要求受访者按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以及十分法等选择不同程度的主观评价。这种测试方法的优势是简单、清晰且实施成本低，可以很快地测量出个体的总体幸福感，规模较大的样本调查采用非常普遍。像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和盖洛普调查（Gallup Poll）等采用的就是单项问项评价的方法[16]。第二种是综合测量方法，即以量表的形式将幸福感分解为诸多问项，要求受访者对每个题目进行一一选择，将所有评价结果进行加总合成从而测量出整体幸福感。如著名的牛津主观幸福感问卷（OHI，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测度了包括生活状态、个人目标、社会价值、需求满足等12个维度的内容[17]。分项的综合测量方法由于问项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多，将能更清楚地反映幸福感的内在构成要素，更便于分析其形成的机理与过程。本文对幸福感的测量将选择第一种单项问项法，主要基于两点理由：其一，本文所用的数据源于全国范围内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符合第一种方法的大样本属性；其二，本文研究重点是幸福感的各类影响因素，综合测量法所需构建的诸多指标极有可能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并非是幸福感的组成要素。

1.4 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涉及诸多方面，大量的文献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将基于现有学者的研究，分别从经济、社会与个体三个层面对影响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因素展开分析。

（1）经济层面的因素主要是指经济增长带来的个体财富拥有。中等收入阶层处于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之间，收入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更为复杂。有学者认为相比收入，家庭或个人开支与幸福感的关系更加直接，因为开支水平直接决定社会商品的购买量，而中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则从商品的使用中得以体现[18]。虽然开支与收入可能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但两者并不等同，它们会随个人或家庭消费观念等因素的差异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由于中等收入阶层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也有学者指出并不能单纯静态式地讨论收入和开支对其幸福感的影响，物价波动与消费环境变化等动态因素也是中等收入阶层财富构成的条件性要素[19]。此外，中等收入阶层的财富增长除了表现为当期的收入兑现外，还会表现为财产拥有的未来预期增值。如学者林江[20]的研究表明中国城市房价的上涨会显著提升有房者的幸福感。综合现有研究，本文认为影响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财富因素主要包括收入增长、家庭或个人消费、物价水平、消费环境以及财产增值等。

（2）社会性因素是指社会发展可以为个体提供更多的“可获得性”[18]，从而影响其幸福感。这种“可获得性”突出地表现为广义的社会福利。中等收入阶层通常具有较强的自我价值实现愿望，因此他们往往也对这种“可获得性”的社会福利更加敏感。社会福利首先表现为基本性的安全与需求保障。Easterlin[10]认为基本性的生存与安全保障是幸福感形成的前提；同样犯罪率高与社会动荡的环境中人们感到“不满意的程度”将增加[21]。社会福利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的公平，比如一些学者认为贫富差距拉大会显著地降低整体社会民众的生活满意度[22]，包括政治参与度的公平也会影响居民幸福感[23]。由于社会福利的供给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一国的政府，因此许多学者分析了政府保障性支比如医疗保障的支出、失业保障的支出、教育支出等对幸福感的作用[24]。此外，生态环境污染也会影响民众的生活环境，对民众幸福感造成不利影响[25]。总体而言社会层面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比较多，基于现有文献的分析，本文认为影响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社会福利因素包括社会治安、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政府效率以及生态环境等。

（3）个体性因素是内生于个体的各类因素。不论是对于中等收入阶层还是其他阶层，幸福感本质是个体的一种主观感受。对个体性因素的讨论可以从显性化的个体外在特征与隐性化的个体内在能力两个方面展开。外在个体特征比较容易观察，如性别、年龄、职业、居住地、教育经历等，许多研究表明这些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幸福感的明显差异。内在个体能力相对而言更难于直接观察。Amartya Sen[26]的能力方法论（Capability Approach）指出 “对于个体的生活质量，重要的不是商品和收入，也不是效用，而是个体功能和能力”。功能是个体所要实现的状态，是其设法做到或者存在的，反映出一个人的现实状况；能力是反映人获取一种功能所需要的能力水平。Sen[26]认为个体的这种“获取功能的能力”是幸福感生成的重要因素。本文认为，中等收入阶层通常受过较好的教育，掌握了相关的專业技能，从个体能力的角度探讨其幸福感将更加有针对性。基于Sen的理论学者们分别从个体保持生理健康与活力的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学习知识的能力、获取资源的能力、实现个人目标的能力等方面展开了个体能力的讨论[27-29]。基于这些文献的分析，本文将重点探讨保持健康、适应环境、学习知识、获取资源以及实现目标等个体能力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而将外在的个体特征作为分析中的控制与调节变量。通过这些隐性化的能力因素的探讨，可以更深层次发掘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形成的内在机理。

基于以上文献综述与概念分析，本文将运用大规模一手调查的数据，对2014年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进行测度，并重点从财富拥有、社会福利以及个体能力等维度进一步分析影响幸福感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为转型时期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例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2 数据来源与变量统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4年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的中国质量观测调查。中国质量观测调查是面向全中国居民的一项以主观满意度评价为主题的大范围问卷调查，通过招募大量（200—300人）学生调查员进行入户访谈填报问卷的方式实现。调查总共发放了8 342份问卷，回收6 108份，经过检查与清洗，最终保留有效问卷5 308份。选用这项调查的数据作为本文研究的基础数据，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1）调查数据能完全覆盖本文所要研究的具体对象与指标。中国质量观测调查内容涉及个体基本信息、总体生活幸福满意度、对自身状况的满意度评价、对经济增长相关活动的满意度评价、对社会发展相关活动的满意度评价、对各类产品、服务、环境等的满意度评价、对政府部门各类管理服务效果的评价等130项具体的评价问项，如“总体而言，您对您的生活感到满意幸福吗？”“您对本地区社会治安状况的满意度评价如何？”等，要求被访者按照十分法的选项进行主观评价。这些评价完全能满足本文研究的数据需求。

（2）调查数据具有较好的区域代表性和抽样代表性。第一，调查区域具有代表性。调查覆盖了中国所有32个省级区域的89个地市级区域。其中地市级区域的确定原则是：每个省级区域原则上确定3个地市级区域，每个省级区域的省会城市均入选，然后依据各省级区域内的地市人均GDP排名分别选取排名位于1/4区位和3/4区位的2个市级区域。依此原则应总共调查96个地市级区域，但是由于7个地区过于偏远，未能完成调查。第二，样本选取具有代表性。原则上每个地市级地区要成100个受访对象的问卷调查。这100个受访对象的选择必须遵循统一的分层抽样准则，严格将样本的性别比、城乡比、年龄分布、职业分布等多个属性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3）调查数据能够反映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特征。按照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对中等收入阶层的定义标准，5 308个有效样本中1 398个样本被判定为中等收入者，中等阶层占比26.3%。中等收入阶层的样本特征描述如表1所示。可以发现，样本数据能够较好的反映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特征。

2.2 变量统计

根据上文对幸福感测度方法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在原问卷130项问项中确定16个问项进行具体变量的度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进一步对以上中等收入阶层的16个问项数据进行信度检验。运用SPSS19.0计量软件进行Cronbach α系数检验。整体16个问项的量表以及财富拥有、社会福利、个体能力各维度指标的α系数分别为0.897、0.813、0.750、0.852、0.820，均属于很可信的区间范围，表明整体及各类变量具有较好的可信度，能够进行进一步的量化分析。

3 实证分析与讨论

3.1 幸福感特征描述分析

从问卷测量结果可知，2014年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整体幸福感均值为7.072，而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发布的当年中国居民幸福感5分制评价结果为3.370，转化为10分制约为6.740。对比之下可以发现，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明显高于整体国民水平。

对不同群体特征的中等收入阶层进行幸福感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女性的幸福感均值略高于男性，反映中等收入阶层中男性可能承担了更大的经济社会压力，从而获得更低的幸福感；已婚的人群比未婚人群的幸福感均值高出10.2%，表明婚姻能够带来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显著提升；农村人群的幸福感也明显高于城市人群，高出比例为7.3%，说明生活在农村的中等收入阶层更容易获得更高的幸福感。从中等收入阶层的年龄分布来看，从18—60岁幸福感随年龄增长而依次递增，特别是在30岁前后的两个年龄阶段，提升最为明显，增幅达3.92%，进一步的表明婚姻可以有效的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提升；幸福感在51—60岁间达到最高为7.234，到61岁之后显现略微下降趋势，表明中等收入阶层退休后幸福感可能会随之降低。在教育学历方面，随着中等收入阶层受教育程度的延长，其幸福感整体显现出一种U型的分布：学历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人群幸福感最高，这类人群可能更多分布在农村，生活成本低更容易得到满足；学历处于高中与高职高专的人群幸福感最低，学历可能给这类群体造成了一定程度身份认同的尴尬感；本科学历的幸福感与平均水平基本持平，而研究生学历则明显能获得更高的幸福感。从职业类型来看，处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农民幸福感最高；企业职员的幸福感最低，其次是公务员，两者均低于平均水平；教师、医生、律师、金融等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个体经营者的幸福感均高于平均水平，表明中等收入阶层的专业化技能能够有效地促进其幸福感的提升。在不同家庭成员数的分布中，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随家庭成员数量的变化显现倒U型分布，家庭成员数量在4人时，幸福感最高为7.256。在地区分布差异上，中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按东、中、西部依次地区递减。

3.2 幸福感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将财富拥有、社会福利、个体能力的15个影响因素指标分别与总体幸福感评价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的相关性结果显示，除对家庭消费、消费环境以及社会治安三项的满意度评价与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中等程度相关外，其他影响因素均强相关，说明这些因素均能在不同程度影响中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相关系数排名前三的影响因素分别为实现个人目标的能力、社會公平与物价水平。对相关性系数在0.7以上的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7个因素中有4个属于个体能力维度，2个属于社会福利维度，1个属于财富拥有维度。这表明对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个体能力维度的因素作用最大，社会福利维度次之，而财富拥有维度的作用则最小。与此同时，相关性系数排名后三位的因素分别为消费环境、家庭消费和社会治安，进一步说明财富拥有对中产阶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弱。对影响因素分维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财富拥有维度，物价水平的相关系数最高，但是满意度评价却最低，同时对消费环境的评分也远低于幸福感均值，表明当前物价上涨与消费环境不佳，加重了中等收入阶层的生活成本，从而削弱了收入与财产增值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在社会福利方面，社会公平与政府效率与幸福感的相关更强，但是两者满意度评价却均低于幸福感均值，表明当前政府过多干预造成个人机会的不均，显著地降低了中等收入阶层的“可获得感”，社会治安的相关性相对最弱，但是满意度评价却最高，表明中等收入阶层对社会治安普遍表示放心；在个体能力方面，个人目标实现能力的相关性最高，但是满意度评价却最低，表明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不足以支持中等收入阶层较高的生活目标实现。同时，对比三个维度的满意度评价可以发现，相比社会福利与财富拥有维度，个体能力维度的各因素评价普遍较低，均低于总体幸福感评价，表明个体能力的诸多因素不足已经成为拉低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明显短板。

3.3 不同因素的影响作用分析

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显示，个体能力维度因素对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最大，而财富拥有维度的作用最小。由于相关性分析只是静态地将单一的影响因素与总体幸福感进行检验，并未考虑到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动态影响过程，因此本文将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分析不同因素对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与机制。

3.3.1 模型建立

根据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财富拥有（WP）、社会福利（SW）以及个体能力（IA）三类因素对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H）的影响作用。

3.3.2 模型拟合结果

运用Amos 21.0软件对图1所示的模型进行数据拟合，最终修正拟合的模型结果如图2所示。

对拟合模型进行适应性的分析，各项指标如表5所示。

拟合模型中卡方值对应的p值为0.147，模型在0.05的置信水平下达到了显著。同时绝对拟合效果指标中GFI值为0.930，超过了0.9，AGFI值为0.873，接近0.9的水平，PGFI也超過了0.5；相对拟合效果指标中，NFI和RFI基本达到0.9的可接受水平，IFI和TLI则未能达到可接受的水平；替代性指标中，CFI超过了0.9，PCFI超过了0.5，RMSEA也低于0.05。X2自由度比、AIC等指标均达到了可接受水平。整体而言，拟合模型主要指标均达到了较好的适配水平。

3.3.3 影响作用的标准化路径分析

对拟合模型的外生观测变量进行标准化路径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1）直接作用路径分析。从表6的结果中可以看出，财富拥有（WP）与社会福利（SW）对幸福感的形成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CR值分别为11.320与44.835，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二者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332和0.467，说明个体财富拥有（WP）和社会福利（SW）每增加1个单位，对应幸福感则分别上升0.332和0.467个单位。但是，个体能力（IA）对幸福感作用路径的标准化系数为0.889。从直接作用的路径分析可知，个体能力（IA）对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形成影响作用明显强于财富拥有（WP）与社会福利（SW）的影响作用。

（2）间接作用路径分析。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个体能力（IA）对幸福感的形成还存在着间接的作用路径。表6的计算结果中，个体能力（IA）对个体财富拥有（WP）和社会福利（SW）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均在1%的置信水平显著）。其中个体能力（IA）每提升1个单位会促使个体财富拥有（WP）感知以及社会福利（SW）的感知评价分别提高0.130和0.314个单位。因此，个体能力（IA）会通过影响个体财富拥有（WP）和社会福利（SW）进而间接地提升个体幸福感。

因此，综合三类因素的作用机制可以发现，财富拥有与社会福利会促进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提升，但是个体能力与幸福感正向作用的系数更大。进一步地，个体能力除了直接作用于幸福感之外，还会通过正向地影响个体财富拥有及个体社会福利来间接作用幸福感，使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上升。因此，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核心影响因素是个体能力，一方面个体能力的提升会直接导致个体幸福感的提升，另一方面它又会通过能力的提升而获得更多的财富与社会福利，从而使幸福感得到相应的提升。

4 结 论

本文运用2014年中国质量观测调查的数据，实证测度了转型时期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并从财富拥有、社会福利与个体能力三个维度分析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影响作用，主要结论如下：

（1）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整体幸福感评价为7.072。对不同个体特征的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农村人群高于城市人群，已婚人士高于未婚人士；随年龄增长幸福感依次递增，到退休后呈下降趋势；随教育程度的延长，幸福感整体显现出一种U型的分布，高职高专历人群幸福感最低；从事教师、医生、律师、金融等专业技术职业以及个体经营者的幸福感普遍高于平均水平；随家庭成员数量增长，幸福感显现倒U型分布，家庭成员数量为4人时，幸福感最高；地区分布差异上，幸福感按东、中、西部依次递减。

（2）对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各类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财富拥有维度，物价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最为显著，持续的物价上涨加重了生活成本，削弱了财富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社会福利维度，社会公平与政府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政府过多的干预造成个人机会的不均，显著地降低了中等收入阶层的“可获得感”；个体能力维度，个人目标实现的影响最为显著，而且各因素评价均普遍较低，个体能力的诸多因素不足已经成为拉低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明显短板。

（3）对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各类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财富拥有与社会福利会促进幸福感的提升，但是个体能力与幸福感正向作用的系数更大；个体能力除了直接作用于幸福感之外，还存通过正向的影响个体财富拥有及个体社会福利来间接作用幸福感，使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上升；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的核心影响因素是个体能力。

因此，转型时期的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提升应进一步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与环境，为中产阶层个体能力展现提供更好的平台。具体包括：要消除市场上由于垄断、特权、价格不合理以及生产资料独占而带来的不平等，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最大程度的发挥中等收入阶层的能动性；要减少部门权利对社会流动机会的干预与影响，注重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加大中等收入阶层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要推动高等教育向提升个体综合能力与专业化技能并重的方向改革等。此外，也要注重进一步地稳定物价水平，特别是对房产、食品等刚需性商品的涨价幅度进行有效控制，使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拥有更大程度地惠及中等收入阶层。

（编辑：徐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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