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古籍回归与利用模式探讨

■何丽

海外古籍回归与利用模式探讨

■何丽

；新时期海外中文古籍的回归与利用工作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呈现出从唯所有权向重使用权、从单边转让向双边合作、从以点带面向全面普查的趋势转变。从而迫使我国图书情报机构在相关工作中创新工作方法、转变工作思路，探索出了一套以海外古籍普查为抓手、以古籍数字化回归为手段、以古籍合作出版为主要成果的新模式。

海外古籍古籍回归与利用模式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根据世界著名图书馆学家拉托雷特的研究，19世纪末，中国的图书文献已超过全球其他所有国家出版品的总数。然而，由于天灾、战乱等原因，大量的中华古籍流散海外。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流失日本的古籍至少有300万册，仅美国国会图书馆就藏有各类古籍4000余种，地方志约2000种。尽管在国家政府及民间力量的努力下，已有约15万册流散海外的古籍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与流散文献的总量相比差距仍然巨大，海外中文古籍的回归工作任务十分艰巨。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海外中文古籍的回归和追讨工作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和趋势，一方面海外古籍市场价格高企，漫天索价，为海外古籍的实体回归造成了一定困难，但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古籍数字化回归与利用提供了新的渠道。上述变化迫使我国图书情报机构在相关工作中必须因时因事，创新工作方法，转变工作思路，更加灵活多样地应对新的形势和挑战。

一、海外古籍回归与利用的变化及趋势

1.从唯所有权向重使用权的转变

传统观念中，海外古籍的回归即意味物归原主。换言之，只有通过依法追索、拍卖回购、低价赎回等手段使实体古籍的物权成功发生变更才可称之为回归。诚然，上述原生性回归方式从根本上解决了文献的归属问题，并在法理上受到1989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公约》和1995年《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的支持，且我国政府为支持古籍的回归工作还设置了专项基金进行抢救回购，通过拍卖等市场渠道回购海外古籍文献。然而，在实际操作上此种回归方式却往往因代价过高而导致成功率低下。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化高清照排、无损远程传输等手段越来越多地被相关收藏机构使用，使得流散海外的珍本、善本、孤本通过数字化回归成为了可能，例如，日本国会图书馆的中国古籍数字化开放获取项目可以向用户提供41级缩放，其影像质量足以满足各种专业学术要求。这种再生性回归方式实现了古籍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剥离，能够在搁置历史争议，回避现实分歧的前提下实现合理使用古籍资源的目的。目前，这种着眼文献使用权的联合影印出版、珍贵古籍再造、古籍数字化平台建设等再生性回归手段，已经逐渐成为海外古籍回归的主流模式。

2.从单边转让向双边合作的转变

以往的海外古籍回归更加关注文献资源的开放与转让，双方合作形式单调、内容单一，对合作外延缺乏拓展。由于双方互利共赢的基础薄弱，合作往往呈现出扁平化、功利化、不可持续化等明显的单边特性。近年来，随着我国海外古籍回归工作的不断深入，海内外图书情报机构间的相关合作呈现出了更强的灵活性和延展性。除旨在促成海外古籍通过多种渠道、手段回归的努力外，我国部分图书馆还主动承担起了协助海外中华古籍收藏单位整理文献、编目揭示、保护修复、编制题录等工作，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双边合作模式。如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即是在中美两国的联合倡议下，联合包括中国7家图书馆在内的全球30余家图书情报机构，对北美中文善本藏书和中国图书馆的部分藏书共约2万条数据进行了著录，后又在中国的主导和努力下完成了部分书影的数字化扫描和数据挂接工作。上述工作使参与合作的机构均获得了益处，树立了我国在海外中文古籍国际合作方面的良好形象，也为我国相关工作进一步的推进奠定了良好的行业基础。

3.从以点带面向全面普查的转变

从微观上看，海外古籍回归是相关单位间围绕具体议题展开的点对点的合作，其合作缘起常常是以东亚研究重镇的图书情报机构，海外久负盛名的汉学藏书家，或流散海外的具体古籍为线索，以一事一办的方式策划项目，独立推进合作。客观地讲，这种模式在海外古籍回归工作的初期确实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以点带面地促进了相关工作的开展。但从整体上看，上述合作方式缺乏系统性和全局性，无以窥海外流散古籍的全貌，不利于回归工作的长期开展。因此，自2010年海外古籍回归工程启动伊始，文化部即提出了海外古籍回归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海外中文古籍普查寻访、登记，开展古籍普查平台海外部分调研的工作思路。正确的政策指导和科学的普查手段对现阶段我国海外古籍的回归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和信息支持。

二、海外古籍回归与利用的模式

1.以海外古籍普查为抓手

为了科学调查散落在海外的中华古籍存藏情况，通过与海外各存藏单位合作并协助其开展馆藏珍善古籍的数字化，使古籍以数字化形式回归祖国，进而为文献利用和学术研究提供便利，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传承。2015年国家图书馆启动了“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并成立“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领导小组”。当年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华古籍数据库”已累计完成数据登记约10万条，预计2016年将再完成不少于20万条数据的登记著录工作，基本形成数据库规模。国家图书馆还拟采购海外已有的中文古籍数据库以及书目、书志、图录等工具书，以期为数据库的快速建设提供完备的资源支撑。

此外，国家文物局委托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承担“海外中华珍贵古籍调查项目”，该项目最终成果为“海外中华珍贵古籍信息数据库”，该项目预计完成近一万部海外中华珍贵古籍的录入，进而较为全面地掌握海外中华珍贵古籍的存藏情况。此项目由相关专家负责选目和数据审核，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负责数据录入和整理。

2.以古籍数字化回归为手段

国家图书馆积极与海外机构沟通联络、商谈，最终促成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所藏19册《永乐大典》、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圆明园四十景图》等珍贵典籍的数字化回归。

2012年，国家图书馆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在此基础上，双方在推进中文古籍善本的保存、保护与利用，推进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共享上都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双方共同努力，2015年博德利图书馆将馆藏19册《永乐大典》的数字化高清硬盘赠送给国家图书馆，以支持我国的古籍数字化出版项目。

2015年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布鲁诺·拉辛率代表团访问国家图书馆，两馆签署《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协议》，拉辛代表法国国家图书馆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了《圆明园四十景图》的数字版本。《圆明园四十景图》是乾隆元年（1736年）由宫廷画师沈源、唐岱依据圆明园实景绘制而成，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两馆商定在《圆明园四十景图》数字版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与法方的合作，选择其馆藏中华珍贵古籍进行数字化和出版回归。

3.以古籍合作出版为主要成果

目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与英国国家图书馆、阿伯丁大学图书馆、美国亨廷顿图书馆等机构达成出版意向，并获得相关文献的高清电子版，将于年内完成上述机构存藏《永乐大典》的出版工作；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爱尔兰切斯特比特博物馆以及德国国家图书馆等单位联系，推动促成上述机构藏《永乐大典》的合作出版。另外，在中国驻日使馆文化处的协助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京都大学图书馆等日本藏《永乐大典》机构取得联系，并已初步达成日本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的合作出版意向。

启动“海外中华古籍珍本丛刊”“海外中华古籍书目书志丛刊”等出版项目，出版《宋游似藏兰亭本》、《西班牙藏中文古籍目录》、《文求堂书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文古籍书目》、《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方志书志》等古籍。目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与哈佛燕京图书馆达成该馆经、史部分珍本丛刊出版协议，并争取与第三方合作出版其余子、集部分珍本丛刊。

国家图书馆与藏有全本《思溪藏》的日本岩屋寺取得联系并达成一致，由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数字化上述文献，并将其数字化版本提供给中方并授权中方将上述高清资源出版。目前，国家图书馆藏《思溪藏》总数不到4600册，残缺尚多，通过出版补缺工作，现已数字化补充1000册《思溪藏》，使国图藏《思溪藏》接近补全。

三、海外古籍回归与利用的思考

本质上，海外古籍回归与利用是以文献收藏机构为行为主体的，以平等互利为基本准则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因此在推进相关工作，策划合作项目时，除应做到详尽考虑业务范畴内的各项因素外，还要从构建回归模式，营造合作氛围的高度出发，将“3C”原则即：关注力（Concentration）、合作（Cooperation）、贡献（Contribution）作为海外古籍回归的行动指南。

1.吸引海内外业界的关注力（Concentration）

要重视做好海外古籍回归与利用成功案例的对外宣传工作，善于制造议题，讲好故事，推广成功经验，对外形成示范效应。实际上，国内不少机构已经意识到了吸引海内外业界关注力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利用各种国际化平台，向国外介绍我国海外古籍回归的项目进展和政策经验。2015年美国东亚图书馆年会上，国家图书馆便代表我国做了题为《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的主旨报告，向参会的北美图书馆界同仁详细介绍了该项目的实施情况，提升了该项目在北美图书馆界的知名度，为今后合作做好了铺垫。此外，近代中国因侵略殖民造成大量珍贵古籍流散海外，上述文献一旦通过合作方式成功回归祖国，对凝聚国民爱国主义情感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法两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完成《圆明园四十景图》数字化回归后，国家典籍博物馆即策划举办了“三山五园文化巡展——圆明园四十景图文化展”，该展览对外免费开放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不仅体现了展品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更凸显了回归工作的社会教育意义，提升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

2.加强海内外收藏机构的合作（Cooperation）

近年来，传统文化传播与继承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社会公众亦对古籍的保护与开发寄予了较高的期待。在此背景下中、美、欧、日、韩等国政府均制定了明确的古籍保护战略和发展规划。如：2007年中国政府宣布开始全面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和古籍数字资源库，编纂完成《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美国政府推出的“维护美国计划”和“挽救美国财富计划”；欧盟在制定其科技发展第六框架计划时，明确指出应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及其相关研究的支持力度，并将其视为增强经济实力和凝聚力的战略重点；法国政府出资推出的“国家文化遗产（科技）研究计划”集合了53家专业研究机构，推进相关科技项目攻关；意大利政府投入3亿欧元，推动实施国家大学科研部遗产保护研究3年计划（2003-2005年），64个与文化遗产相关的研究机构参与其中；日本和韩国也陆续推出了“文化立国”计划，有针对性地对与古籍相关的工作进行政策指导和财政帮扶。由此可见，各国在古籍保护与开发方面均有较强的政策性倾向，这也为双边或多边的文化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海内外收藏机构可根据自身的需求和专长，各取所需，互惠互利，营造国际古籍回归与利用的共赢局面。

3.提升我国在海外古籍领域的贡献度（Contribution）

充分发挥我国在中文古籍版本研究和古籍保护领域的科研优势，努力提升中国在海外中文古籍研究与合作中的贡献度，确立一批学术机构在海外图书馆界的引领地位，实现以帮扶共建换取资源回归的新模式。例如英国国家图书馆是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藏有大量珍贵的中文古籍，但由于古籍特有的语言及版本属性，使其难于依靠自身人力完成相关文献的编目和资源揭示工作。为了解决上述困难，国家图书馆提出以联合编纂馆藏中文古籍目录的方式协助对方进行文献整理和资源建设工作；作为对中方的回报，英方同意围绕两馆中文古籍编目、出版、数据利用等签订一揽子合作协议，授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英国国家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等成果，并将推进馆藏《永乐大典》的数字化回归工作。

除此之外，为了提高古籍数字化建设的标准化水平，促进海外中文古籍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自2008年起，国家图书馆还陆续制订并推出了《汉字属性字典》、《古籍用字规范、生僻字与避讳字处理规范》、《中文文献全文板式还原与全文输入XML规范》等20个具备前瞻性和前沿性的标准规范，解决了因古籍版本、用字复杂而导致的数字资源描述不统一的难题，体现出了中国在国际中文古籍资源建设与利用工作中的责任与担当。

[1]王云庆.略述流散海外的中国古代图书文献[J].图书馆建设，1992（1）：73-75.

[2]潘德利，胡万德.流散海外古籍文献回归策略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09（4）：23-26.

[3]彭聪.日本收藏的我国古籍数字化开放获取文献资源研究[J].办公室业务，2014（10）：262-263.

[4]我国将启动海外古籍回归工程.[EB/OL]. [2016-05-27].http：//news.xinhuanet. com/ziliao/2010-02/03/content_12922829.htm.

[5]田丰.浅谈古籍保护工作的国际化[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0（8）：88-90.

[6]龙伟，朱云.中华古籍数字化国际合作及实践探讨[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3（7）：32-35.

作者单位：大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