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淮盐业经济影响下的区域文艺创作与消费

摘 要：明清时期两淮盐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影响了区域文艺创作与消费。社会资本相对集中在少数盐官和盐商手中，他们常常利用资源优势供养文人、兴建书院、观评戏曲、刊藏书籍等。两淮盐业诗歌的创作数量激增，逐渐表现出家族性特征，也更易于被刊藏流传；相关的戏曲创作、观演及评点活动等常常表现出以幕府为中心的群体性特征，乾隆朝的扬州曲剧删改活动更是以不同级别的盐官为主体；而区域小说创作则能够从更广、更深层次反映两淮盐业的盛衰发展状况等，盐商们也常出资刊藏小说尤其是大型类书如《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

关键词：两淮；盐业经济；文艺创作；文艺消费

作者简介：李传江，男，文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连云港校区副教授，从事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江苏教育厅“青蓝工程”骨干教师资助项目，项目编号：苏教师〔2014〕23号；江苏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明清两淮盐业文化与文学”，项目编号：2014SJD664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1-0113-08

明清时期的社会相对稳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体现在社会各阶层的文艺消费亦是如此。这一时期的两淮盐业经济区域在统治者的保护下已日渐成为国家东南经济文化重心，社会资本积累相对掌握在少数盐官和盐商手中，他们利用掌握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常常供养文人、兴建书院、刻藏书籍等，还参与各种场合的雅集活动，进行诗歌、戏曲的创作与评点。而社会大众对市民阶层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消费需求也相对增加，作为时代文体代表的小说更是多方面反映了两淮盐业的发展状况，尤其是盐政管理的混乱腐败、盐业运销的垄断利润、盐枭反抗的贩私卖私，等等。

一、明清两淮盐业诗歌创作与刊藏

有关盐业的诗歌最早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的《南风歌》，相传虞舜巡视河东盐池时见百姓采盐后操琴作此歌。但海盐文学记载稍迟一些，管仲《海王篇》“煮水为盐”当属北海盐业生产的较早记述，张融《海赋》“熬波出素”可以认为是近于黄海盐业生产的诗歌，并且张融为吴郡人，属于两淮盐业的可能性很大。真正明确记述两淮盐业的诗歌产生较晚，笔者能够检索到的最早的一篇为唐代刘长卿的《宿怀仁县南湖寄东海荀处士》，曰“寒塘起孤雁，夜色分盐田”。

唐代的两淮盐业收入是王朝税收的重要来源，但作为唐王朝文学代表的诗歌中以两淮盐业为内容的却仅有5篇，其他4篇分别为卢纶《送王录事赴任苏州》、白居易《盐商妇（恶幸人也）》、许棠《送李员外知扬子州留务》、罗隐《淮南送卢端公归台》，这不能不说是两淮盐业诗歌的遗憾。尤其是唐代后期，大运河的贯通基本改变了原来以建康（南京）为中心的水运经济中心，广陵（扬州）很快成为南北水路交通和运输枢纽，也成为各地财货的集散中心，两淮盐业亦是如此，正所谓“淮海奥区，一方都会，兼水漕陆挽之利，有泽渔山伐之饶，俗具五方，地绵千里”[1]（陆贽《授杜亚淮南节度使制》，P191）。宋朝洪迈《容斋随笔》记曰：“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1

笔者检索2012年出版的张荣生《中国历代盐文学作品选注》，两淮盐业的诗歌数量从唐至元呈逐渐上升趋势，分别为唐代5篇、宋代7篇、元代9篇，而明代却暴增至77篇（其中明末诗人吴嘉纪个人34篇），清代更增至82篇。2虽然每个朝代的相关诗歌篇数并不能作为两淮盐业发展的主要参考依据，但也部分说明了明清两个朝代两淮盐业的社会认可度。

从共有的180篇淮盐诗歌的主要内容来看，有盐官35篇、盐民42篇（其中吴嘉纪16篇）、盐商23篇（其中吴嘉纪6篇）、盐运11篇、私盐8篇、盐场57篇（包括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盐业生产等）及综合4篇（涉及盐民、盐商、盐政、盐官等）7类。值得一提的是，与盐业小说、盐业戏曲不同，两淮盐业诗歌描述相关从业人员的盐民占较大一部分，而描写盐场风土人情咏怀名胜古迹的篇目也最多，这也是诗歌作品“言志缘情”特点的重要体现。并且在绝大多数作品中，诗人们多书写两淮盐业的繁盛，尤其是从正面（即使是私盐）咏叹两淮盐民及其参与的抗倭斗争，这又不能不说是对两淮盐业文学的重大贡献。

当然，两淮盐业诗歌研究还应该包括盐官、盐民、盐商所写的无关盐内容的诗歌，甚至还包括盐商出资、盐官主持编纂或出版的诗歌集等。与单纯追逐经济利益的普通商人不同，大多数两淮盐商不仅仅是利润的驱动者，更是融合了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人生价值追求，推动社会文化进步的重要建设者。

在两淮盐商群体中，“徽商”可以说是重要代表，并且对两淮盐业文化与文学影响非常大。而徽州文化观念从来就表现为“崇学”与“崇儒”3，徽商的诗歌创作也较为丰富，他们积极与各地文人交游并参加诗社活动，还编辑出版诗集，甚至想通过诗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重塑作为商人的人生价值。周生杰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在城商经济蓬勃发展的過程中，伴随而生的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始终处在尚文崇教的基本价值观的有力抑制之下，没有泛滥成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士人仍受到普遍的尊崇”[2]，这也正是中古长久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及“学而优则仕”等社会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明清时期两淮盐商在封建统治者优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还通过捐资施善等方式逐步提高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开始成为文人士大夫们争相交往的对象，而同时拥有较高素养的商人也加入了文学创作的队伍，使作家的成分发生了变化。[3]从诗歌角度而言，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虽然不是那个时代诗歌创作的主体，但却能够凭独特的身份和视角以及颇具特色的人生体验使得明清诗歌更别具风采，在为明清诗歌繁荣做出特别贡献的同时，他们对于诗歌的崇尚甚至还超越了文学的意义，不仅诗学理论上有独到的见解，还与明清时期的诗派领袖在诗学思想上相互影响。当然他们的诗歌还反映了徽商文化的特殊内涵，“引发了明清商人价值观的转换”，要能够超越物质的羁绊，具有高雅的人文情怀，这种诗歌创作是“贾儒”的一种表现，更能彰显出他们高尚的精神追求。[2]

从两淮盐商的诗歌创作群体看，家族性是其重要特征之一，这也与盐商经营的家族特征一致。当然不能排除有少数附庸风雅之徒，但大多数人还是从内心酷爱读书喜欢诗歌创作的。如业盐扬州马氏家族中的马曰琯、马曰璐、马振伯、马振仲等，江氏家族中的江春、江昉、江昱、江恂等，程氏家族中的程晋芳、程梦星、程增、程均、程坤、程钟等。马氏家族中曰琯、曰璐兄弟二人擅为诗，有“扬州二马”之称。江氏家族中以江春为代表，他“精于诗，与齐次风、马秋玉齐名。先是论诗有‘南马北查之誉，迨秋玉下世，方伯（江春）遂为秋玉后一人”[4]（P274）。程氏家族中尤以程梦星作诗为最，其诗“略近剑南一派，而间出入于玉溪生。词亦具南宋之体，但格力差减耳”[5]（P1671）。他们广泛结交文人，“为了得到文士们的肯定，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同时他们广结文士名流，也能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经商过程中获得更有力的支持”[3]。为了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他们动辄豪掷千金，建馆藏书，聚会文士名流。

实际上两淮盐官主持或参与的诗歌唱和活动也非常多，如盐运使卢见曾常组织较大的户外畅游，尤其是春日红桥修禊活动，参与唱和者达7000多人，编成诗集300卷，可惜因各种原因未能刊刻以致散佚，其他相关活动地点主要有平山堂、小玲珑山馆和康山草堂等，其留世作品有《雅雨堂诗文集》以及《雅雨堂丛书》11种；盐运使曾燠曾辟“题襟馆”于邗上，常邀文士琴歌唱和，还主持过九峰园秋禊等重大活动，诗歌唱和者众多，等等。

正因与两淮盐业的不解之缘，清康熙年间江宁织造（兼差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曹寅奉旨于扬州书局刊刻《全唐诗》，完成任务后又从私人藏书中挑选了部分善本翻刻《楝亭藏书十二种》等，后“江南三织造”又共同承刊《佩文韵府》等；嘉庆年间两淮巡盐御史阿克当阿也于扬州奉旨刊刻《全唐文》等内府古籍。而扬州盐商也对明清时期文艺作品的刊藏有着较为重要的贡献，据载，盐商马裕家（马曰琯之子）藏书多达1385种，而《四库全书总目》也著录了其藏本372种5529卷，另有9种无卷数，为褒扬马氏进献之突出，凡其家所奉之书题下皆标有“两淮马裕家藏本”。1

二、明清两淮盐业戏曲观评与删改

明清时期商业经济的逐渐发展促进了戏曲的迅速繁荣，戏曲职业艺术团体和商业演出团体出现。以两淮盐业为中心的区域城市“不仅是传统剧种如杂剧、传奇的展示和提高的舞台，同时也是孕育新剧种的温床，盐区对明清戏曲声腔、地方戏剧种类的形成和传播有重大贡献”[6]。作为盐业生产区域的通州、泰州、海州地区虽然设有两淮盐运使分司衙门，但往往掌管的是盐的生产和外运，盐民阶层及中小商户多。而真正掌管两淮盐业行销外地的巡盐御史司衙门则设在扬州，级别较高的盐官及资本雄厚的大盐商也大都汇聚于此。因此一些耗资较多的大型戏曲观演、创作及评点等活动也往往以扬州为中心，盐运使及其幕府成员的相关戏曲活动成为两淮盐业戏曲发展的代表，各种戏曲及名流在明清时期逐渐汇聚到盐业中心城市扬州，形成了盛极一时的梨园盛景，有诗为证：“拾翠几群从茂苑，千金一唱在扬州。”[7]（《杂缀兼诗话》，P125）“岂期重听何戡曲，恰是相逢剧孟家。歌舞夜阑看北斗，江湖身远忆东华。”[8]（《康山席上遇歌者王丙文、沈同标，二十年前京师梨园中最擅名者也，今皆老矣，感赋》，P680）

（一）两淮盐区戏曲观演及创作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两淮盐业区戏曲兴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统治者尤其是皇帝对戏曲的钟爱，史载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初九日）皇上行宫演戏十一出，系择选程乡绅家小戏子六名。演唱甚好，上大悦。……（三月十二日）皇上过钞门关，上船开行，抵三涂河宝塔湾泊船，众盐商预备御花园行宫，盐院曹奏请圣驾起銮，同皇太子、十三阿哥、宫眷驻跸，演戏摆宴”[9]（《圣祖五幸江南全录》）。为了巴结讨好帝王，盐官和盐商也常常想尽各种办法用戏曲表演来博取皇帝欢心，这种风气到了乾隆朝更为盛行：“梨园演戏，高宗南巡时为最盛，而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10]（P332）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南巡至镇江时，地方盐官及盐商们组织了一次盛大的戏曲表演表示欢迎：

相距约十余里，遥望岸上著大桃一枚，硕大无朋，颜色红翠可爱。御舟将近，忽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掣霞腾，几眩人目。俄顷之间，桃砉然开裂，则桃内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海新戏……当御舟开行时，二舟前导，戏台即架于二舟之上，向御舟演唱，高宗辄顾而乐之。[11]（P341）

明清时期盐官对戏曲的爱好及相关活动也是两淮盐区戏曲繁盛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明代嘉靖年间盐政鄢懋卿、清康熙年间的盐政曹寅和李煦、清乾隆年间的盐运使卢见曾和曾燠都酷爱戏曲，清嘉庆时两淮巡盐御史阿克当阿更是“非国忌，鲜不演剧”[12]（P559）。他们对于家乐的投入也是毫不吝啬，厉鹗曾记载：“江淮大吏某家乐部……令习《长生殿》新声……凡饰歌舞具，金缯、锦翠、珠珰、犀珀，刻意精丽。至玉环马嵬缢后，明皇泣玉环像，则令好手雕沉水香，肖项生像，傅以粉黛，饰之如生。”[13]（P833）除了日常生活中娱乐宴饮等演出外，“更重要的是，戏曲还对他们的社会活动具有特殊意义。他们迎奉帝王、拉拢权贵、网罗文人等都要以戏曲为手段”[6]，卢见曾和曾燠还常常于举行修禊仪式和文人集会时观赏和评点戏曲。

盐官盐商们也常常用戏曲表演自娱或娱民，尤其是各种花部的多种歌舞表演形式赢得了各类社会阶层的喜爱，其角色演出也常常容易深入人心：“凡花部角色，以旦丑跳虫为重，武小生、花面次之……。”[4]（P123）他们有时还同时邀请两个戏班打擂台，“新安贾合两部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14]（卷5“马伶传”），扬州虹桥一带的熙春台、关帝庙“每一市会，争相斗曲”[4]（P257）。

不僅如此，这一时期各种家班和剧目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今见《剧说》、《花部农谭》、《扬州画舫录》、《扬州府志》、《两淮盐法志》等文献载录乾隆年间扬州各家班有近百家，所演剧目达1200余种”[15]，而苏北地区的百戏、淮剧、“五大宫调”等也都在不同程度地发展着。如盐商创作中，明代盐商汪宗姬撰有传奇《丹管记》《续缘记》，其同姓门人、著名戏曲作家汪道昆也为盐商之后，有《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等名作，清代海州盐商之女刘清韵著有《小蓬莱传奇》《小蓬莱仙馆曲稿》等。盐官群体中，两淮盐运使汪廷讷著有杂剧《广陵月》及传奇《环翠堂乐府》18种，巡盐御史曹寅创作传奇《虎口余生》，盐政戴全德花重金聘请当时已享有盛名的戏曲创作者沈起凤为高宗皇帝南巡编写迎銮供御大戏，《谐铎》记曰“盐台全公聘书至。制军委赴扬州，谱供奉新乐府”[16]（P181）。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幕府中戏曲人才也非常多，金兆燕创作《旗亭记》传奇，朱夰创作《玉尺楼》传奇，卢见曾对这两种剧作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在结集时还以自己堂号将其命名为《雅雨堂两种曲》。此外，卢见曾幕府中还有程廷祚撰写《莲花岛》传奇，厉鹗撰写《迎銮新曲》、散曲集《樊榭山房北乐府小令》，金农撰写《冬心先生自度曲》等多种作家作品。1

各种表演技艺在地方城市尤其是繁荣的扬州有了自己的表演天地，如商店开张或请神时，有一种叫作“马上撞”的演出，即“军乐演唱乱弹戏文”，还有一种“小唱”，“以琵琶、弦子、月琴、檀板合动而歌”，其中有的“以传奇中《牡丹亭》、《占花魁》之类谱为小曲者，皆土音之善者也”。2

（二）乾隆朝扬州设局删改曲剧

清朝扬州戏曲的繁荣虽然得到了帝王将相的支持，但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曲剧文本及其演出尤其是民间各类小戏演出的时候，有时还带有一些反清思想的余绪，雍乾时期也时有文字狱发生。为了加强文化专制统治，防止民心异变，乾隆后期《四库全书》编纂接近尾声之时开始着手对戏曲、小说等流传于民间的大量文本进行删改，而政府挑选出的校官以及校员有许多都和两淮盐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关扬州设局删改曲剧的时间《扬州画舫录》记曰：

乾隆丁酉，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改曲剧。历经图思阿并伊公两任。凡四年事竣。总校黄文旸、李经。分校凌廷堪、程枚、陳治、荆汝为，委员淮北分司张辅、经历查建珮、板浦场大使汤惟镜。[4]（P107）

按此记录，扬州设局时间是乾隆丁酉（1777），历时四年是1780年。关于此，黄强1987年就考证过有误，认为总教官黄文旸在《曲海总目》前序中记录的乾隆辛丑（1781）“阅一年事竣”“与实际情况并无抵牾之处”，理由有三：《清实录》记载乾隆下旨删改杂剧传奇时间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史志记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伊龄阿不在两淮巡盐御史任上；分教官凌廷堪受聘扬州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另外黄教授还对扬州设局的背景及删改过程、删改结果做了详细考证，并认为“总体上看，这次设局清理删改古今杂剧传奇主要只能针对昆山腔传奇。……对这些口耳相传的戏曲，破烂不全的钞本，删改也就无从下手了。退一步说，即使是昆山腔传奇，虽受到全面清理删改，但对实际演出影响并不太大。那些被删改过的剧本，各地戏班在演出时未见得就照此办理。这是清王朝统治者所始料未及的”1。时至2012年，王军明又对乾隆时期扬州剧坛和戏曲禁令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文章认为“乾隆年间戏曲禁令不断，但扬州由于家班班主商人的特殊身份和皇帝的庇护，戏剧演出不仅没有衰萎，反而借助于家班达到了它的峰顶，同时由于文人的广泛参与形成了重艺的演出格范，使扬州成为全国的戏剧演出重镇。但是，建立在商人高投入基础上的家班最终也因为商人的经济破产和文人的风流云散而日趋衰歇”[17]。

无论设局删改曲剧的时间、过程、结果怎样，可以知道上层统治者对于这次文本的整理是非常重视的，也可认为这是对四库整理的延续。乾隆皇帝委派两淮巡盐御史伊龄阿、图思阿作为此次任务的执行官，而参与的总校官李经为广东盐场大使，分校凌廷堪、程枚皆长期生活在淮北盐区中心海州，程枚以及委员张辅、查建珮、汤惟镜也皆为不同级别的盐官。正是这些盐官对皇帝交派的此次任务非常用心，让这场戏曲禁毁运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盐政官图思阿于乾隆四十六年呈奏折曰：

窃照查办戏曲，昨奴才拟请凡有关涉本朝字句及宋金剧本扮演失实者，皆应遵旨删改抽掣，另缮清本同原本粘签进呈。……今办得《金雀记》等九种，并全德移来《鸣凤记》一种，奴才俱覆加酌核……奴才又覆勘得《千金记》等十种，又全德移来《种玉记》等十种，均系曲白，内间有冗杂之处，抽改无多，现在即以粘签原本进呈。[18]（P1328-1329）

有了官员的带头，本次曲剧删改参与人员前后达100多人，共约删编校勘了1100多种曲目，在传统剧作梳理、新作品创作、戏曲理论提炼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事后黄文旸还编有《曲海》20卷，程枚创作了《一解珠传奇》两卷40出，敷衍唐代杨贵妃和梅妃故事2。

三、明清两淮盐业小说创作与刊印

明清时期两淮区域小说创作，无论是章回体、笔记体还是拟话本，都或多或少受到盐业经济的影响。章回体小说中笔者以为《红楼梦》是盐官小说代表，《儒林外史》《金梅瓶》是盐商小说代表，《水浒传》则是盐枭小说代表。3但并不是说这些小说中仅仅涉及单一盐业群体，相反，因为盐业管理与运销的密不可分，明清小说尤其是长篇巨制的章回体小说往往对盐官和盐商都有涉及，这也是明清时期盐政管理中官商常常勾结牟利的社会历史再现，可以说明清章回小说的变迁史就是一部两淮盐业的兴衰史。而拟话本小说以及其他笔记体小说因为内容博杂而多有涉及盐官、盐商和盐枭等所有盐业群体，总体上来看还是表现盐商的题材更多一些，尤其以《三言二拍》为代表。

盐官尤其是两淮盐官是不可多得的肥缺，历来统治者在选用盐官时都非常慎重。“两淮盐政及运使素有丰称，多以财交结权贵人与四方游客，以其余赡给寒士，取声誉，皆商资也。”[19]（姚莹《中复堂全集·识小录》，P2386）。曹雪芹的祖先曾担任过两浙都转运使，祖父曹寅与妻兄李煦从康熙四十三年（1704）至五十六年（1717）轮番任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监察御史十余年1，曹家的荣盛与衰败都在曹雪芹的笔下通过贾家的兴亡再现给读者，多少映射了康乾时期两淮盐官生活的社会真实。《红楼梦》明确写林黛玉父亲林如海如今在扬州，“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出为巡盐御史”，是明清时期两淮盐政管理中心多设在扬州的真实反映。而《红楼圆梦》写林如海到仪征时候盐商的隆重庆贺[20]（P143），《红楼真梦》中也写盐官过寿必然要传两班戏，摆几十桌酒席等[21]（P162），则是两淮盐官豪侈生活的再现。

两淮盐商描写在明清盐业小说中最多也最为丰富，学者们也关注到其经营地点多在扬州，身份多为徽商，内容多涉官商勾结、逢迎拍马等反面形象。如《金瓶梅词话》中就至少有4回提到西门庆是在扬州贩盐引起家的大商人2，从侧面证明了明代扬州盐业的发达以及扬州盐商在当时社会的巨大影响。《三言二拍》中就有12篇反映盐商生活的作品，其中外地商人来扬州经商发达的有3篇3，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孙富、《杜子春三入长安》中的杜子春、《韩侍郎婢作夫人》中的朝奉4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更是较为真实地反映了盐商的不法牟利行为：

闻得两淮盐额有一千六百九万多引，叫做纲盐。每引大约三百七十斤，每斤场价不过七八文，课银不过三厘多。运到汉口，便每斤要卖五六十文不等。愈远愈贵，并且愈远愈杂。这里场盐是雪白的，运到汉口，便变了半黄半黑的了。有部帖的盐商，叫做根窝。有根窝的，每盐一引，他要抽银一两，运脚公用。每年定额是七十万，近来加了差不多一倍。其实运脚所用，不及四分之一，汉口的岸费，每引又要派到一两多，如何不发财！所以盐院的供应，以及缉私犒赏，赡养穷商子孙，一切费用，都出在里面。最奇的，他们自己对自己，也要做弊。总商去见运司，这是他们商家的公事了，见运司那个手本，不过几十文就买来了，他开起帐来，却是一千两。你说奇不奇？[22]（P209）

时人也指出盐商暴富的非法手段：“天下第一等贸易为盐商……利可坐获，无不致富，非若他途交易，有盈有缩也。”[23]（P43）盐商的暴富让他们有时候还有参与制定盐政的权力，甚至凌驾于盐官之上。如康熙末年曾业盐扬州的总商安麓村（即安岐）“声势煊赫，督撫监司，莫不与抗宾主礼矣”[11]（P2323），曾为巡盐御史的张应诏在接见两淮众商时云“太爷们，你饶了我罢”[24]（P283），而乾嘉时期的黄个园为总商时“上至盐政，下至众商，视君为动静”[25]（卷9《黄个园家传》）。此外，如《石点头》《儒林外史》甚至《金瓶梅》等小说中都或多或少有两淮盐商尤其是徽州盐商的身影，有逢迎拍马，有官商勾结等，而笔记小说《客窗闲话·淮南宴客记》中有关洪氏盐商的相关描写亦可弥补史料之不足5。

盐商经营的失败也在部分小说中有所反映，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41回写杭州富户来扬州业盐折本后回了老家，《明珠缘》第39回写两淮盐商被知府盘剥破产至卖房，《海上尘天影》第2回写战乱让官商百姓逃走一空，顾家盐引虽多，但“赔折了数百万，一败涂地”，等等。

万晴川认为以《水浒传》为代表的许多绿林小说作品与明清时期的盐业走私有关，如施耐庵曾隐居在盐城白驹盐场，表弟卞元亨曾参与张士诚起义，其笔下的阮氏三雄、童氏兄弟以及李立等都曾贩过私盐，并进一步指出“如果从元末大批盐民起义的背景下去解读《水浒传》，也许会得到不少意外的收获”[26]，此说颇有道理，或许可以为历来纷争不断的《水浒传》主题提供解读思路。万教授还指出《说唐》中的程咬金、《女仙外史》中的家将、《岳飞传》中的欧阳从善、《禅真逸史》中的羊委等都是盐枭出身，甚至《聊斋志异》也借用阎罗、异史氏之口怒斥私盐泛滥，揭露盐政腐败，“使人遗憾的是，明清小说几乎没有反映盐丁们的悲惨生活，也很少把盐商作为正面人物去描写。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一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姗姗来迟的信息”[26]。此外，如《警世通言·蒋淑珍刎颈鸳鸯会》将嫁女儿比作卖私盐，“‘女大不中留，留在家中，却如私盐包儿，脱手方可”[27]（P381），《醒世姻缘传》中写私盐贩陈柳与巡盐士兵勾结，“任凭那盐徒四处横行，壅阻盐法”[28]（P432），等等，反映的都是明清时期盐法被破坏后私盐泛滥的现状。

还有一些小说如《镜花缘》《西游记》等也带有浓浓的两淮盐业气息。尤其是李汝珍和吴承恩曾有过在淮北盐业生产中心的海州地域长期生活的经历，对当地有关盐业的民间传说、风俗人情等非常了解，因而在小说的故事内容、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多受两淮盐业的影响。不仅如此，李汝珍的哥哥还做过海州板浦盐场盐课司大使，李汝珍随哥哥在淮北盐场度过了青年和晚年，因而在小说《镜花缘》中处处留下盐业的影子；而《西游记》中孙悟空出世后外出拜师学艺，第一处明确交代的地方人民劳动便是淘盐、挖蛤等，烙上了明显的盐业印记。

不仅小说创作多方面反映了两淮盐业的盛衰状况，作为文艺消费主体之一的小说刊印也与两淮盐业大有关联。尤其是清代乾嘉时期，扬州盐商们在出资刊藏诗词戏曲的同时也乐于刊刻小说。如乾隆年间黄晟“黄氏亦政堂”刻有宋李昉《太平广记》500卷，嘉庆年间鲍崇城校刊《太平御览》1000卷，《四库全书》收马裕所献372种书中包括子部43种，作为盐商程晋芳至交的吴敬梓，其著作《儒林外史》最早也是在乾隆中期的扬州府学刊印的。

总体而言，明清时期两淮盐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国家财政收入、城市建设、百姓生活等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其时文艺主体的诗歌、戏曲和小说也都留有两淮盐业文化的重要痕迹。尤其是扬州，因为特殊的地理交通位置逐渐成为两淮盐业文化中心圈，在盐官、盐商的风雅倡导下，全国各地的名士文人特别是越来越多的落第举子们游幕于此，形成了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的文人群体。他们交游雅集、诗文创作、刊刻书籍、观演评曲等文艺活动，极大地影响了两淮盐业文化区域的人口流动、园林建设以及消费观念等。这一时期的两淮盐业诗歌不仅创作数量激增，创作题材广泛，以盐商为代表的诗歌创作主体更是逐渐表现出家族性特征，他们凭借掌握的经济资源优势使其作品更易于被刊藏流传。两淮盐业戏曲的繁盛也与帝王以及盐官盐商们的喜好相关，他们养优制曲，观演评点等，或迎驾、或雅集、或自娱，以盐官幕府为代表的戏曲活动常常表现出群体性特征，而乾隆后期的曲剧删改不仅以扬州为中心，其成员更是以不同级别的盐官为主体。两淮盐业小说则从更广、更深层次反映两淮盐政管理混乱、官商勾结牟取暴利以及私盐泛滥等状况。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大盐商也常出资刊藏小说尤其是大型类书，为保存发扬中华古典文化遗产作出了努力和贡献。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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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丽敏]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alt industry economy in Huaihe are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fluences the regional literary creation and consumption. Social capital is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a small number of salt officials and salt merchants， who often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resources to support scholars， build academies， see and make comment on operas and collect books. There is a huge surge in the number of the poems of the salt industry economy in Huaihe area. Those poems gradually show the familial characteristics and are easier to be collected and handed down. Related drama creation and some activities such as drama performance and making comments often share the same group characteristic. The deletion and adaptation of Yangzhou opera in Qianlong Reign are mainly carried on by salt officials of different ranks. Regional novel creation could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lt industry in Huaihe area in a broader and deeper aspect. Salt merchants often fund to publish and collect some famous books such as Extensive Records of the Taiping Era and Taiping Imperial Encyclopaedia.

Key words： Huaihe Area， the Salt Industry Economy， literary creation， literary consum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