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经学与诗学关系初探

潘链钰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6)

明代经学与诗学关系初探

潘链钰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6)

明代经学与诗学关系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明代经学经由心性之学的弘扬，将诗学心性之论提升到新的高度，成为有明一代诗学体系的核心部分；二是作为明代经学核心的心性之学带来政治意识的重新营构与人格素养的重新要求；三是明代诗学在理论建构问题上的“宗唐”或者“宗宋”，不仅是明人为自身找寻诗学维度的必经之路，更是对明代经学发展做出的紧密和声；四是明代八股文制度对于诗学发展有着促进明代诗学尊体意识与诗学体悟之功。

明代经学；诗学；关系

文化生成视域下的经学与诗学有一种天然的同体共源之关系。先秦时期的经学与诗学多是政治建设下的文学表征。自刘勰始，有关经学与文论关系的研究要么内化成为一种批评标准，比如诗之“六义”；要么外显为一种卫道原则，比如韩柳的复古思潮。其他研究则散见于各类诗文评点之中。经学与诗学的关注热度持久不衰，至清代桐城派还有迹可循。

明代经学与诗学的关系紧紧依托由汉到宋经学转型下诗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明代经学经由心性之学的弘扬，将诗学心性之论提升到新的高度，成为有明一代诗学体系的核心部分，这是明代经学与诗学发展关系的第一要义；其次，明代诗学承前启后，以格调论作为诗学揭橥，实际上是对心性之学要求的政治营构与人格重塑的侧面回应，是与经学心性之学同幅共振的诗学理论，这是明代经学与诗学发展的第二要义；第三，明代诗学在理论建构问题上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唐宋抉择问题，诗学宗唐或者宗宋也是明代经学发展之能动互动，这是明代经学与诗学关系发展的第三要义；第四，明代八股文对于明代诗学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正面意义。这四重要义从不同方面解读了明代经学与诗学关系的大致维度，因而，本文将主要从这四个方面论述经学与诗学的关系之研究。

一、 心性之灵与尊体之制

明人重心学，乃天下皆知之理。明人热衷于心性之学，肇自汉宋经学转型之必然。先秦两汉之经学，以经营致用为本，而宋明经学，亦是以经营致用为本。宋人讲求修齐治平之力，明人继之，言其本心，心性澄澈，则有修身兼济之基础。可见，明人只是转换了思维的方式，发展了致用之渠道，并非颠倒内外经学之理。

从心性之学的内在之体来看，对于明代心性之学的另一重关契便是自汉唐已有且一脉相承的内在文体之要求。文以体为先，齐梁之间的刘勰对于文章之体有着深入的辨析。体制之辨至明则更甚。“可以有把握的说一句，体裁规范论是明代诗学的焦点。”[1]可见明代体裁之辨有着重要价值。“明代诗学辨体理论力图在复古主义的基础上，从前人创作中为每一种诗歌体式确立一种最高的也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创作规则与审美取向，并以此来规范与指导当时的诗文创作。”[2]这当然是谈论明人辨体之大概。其实，相比前人对不同文类的区分而言，明人关心体制之异的重要话题是诗文之异。

之所以明人之思首端放置于诗文之异的维度，原因是明人之思考往往针对于宋人之不足而言。宋人作诗有融议论与理趣之特色。宋人这一特色引来后世诸多批评，明人便是其中之突出者。明初宋濂因诗文皆能发挥载道之功能，因而认为诗文本乎一家：“诗文本出于一原，诗则领在乐官，故必定之以五声，若其辞则未始有异也。”[3]宋濂之认为诗文之辞载道，其实就是典型的道学家之诗论言语。明代主流之诗学则对诗文之异辩解得更加深入肌理。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与明初以宋濂为代表的道学家之诗论不同，明代中期开始，对于诗文之异的辩解，其回答乃是肯定诗文有异。李东阳就认为，诗文乃是不同的文体：“诗与文不同体，昔人谓杜子美以诗为文，韩退之以文为诗，固未然。然其所得成就，亦各有偏长独到之处。”[4]杜子美与韩退之所善之体，其实各司诗文。这便是他二者独到的地方，也是李东阳认为的诗文之异的证明。

即使“六经皆史”之说在明代之讨论甚为激烈，至王世贞，其实“经”之所谓“记事”已远胜“载道”，这跟王阳明已然以理学家而看中道论当然不同了。王世贞等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表明，明代诗学的认知乃是看中诗之本身特性，而不必太强加于道理之上。“诗歌的认识价值不能取代情感价值与美学价值。”[5]因此，连胡应麟都直言“诗主风神，文先理道。”诗文之体的差异，在明人看来，仍然是重其情思之特征。这既是对明代心性之学从“心”的角度的有力旁敲，也是明代诗学在理学着力发展的大势下对诗学发展的一种指向。

二、 良知致用与格调通变

明代心性之学的发展，内在要求文体之论细化到一体一格之上，格调之论遂应时而生。格调之论本来自古就有，然其大势明确提出则在明代。明代李东阳承宋濂、高棅乃至台阁体诗人们认为的诗之格调能与世迁的理论继续前进，既辨析刘长卿所谓“情性”的本然，又因此提出“眼主格，耳主声”之主张，由此论辩“时代格调”。弘治、正德间，李梦阳以格古调逸置于诗之法则以内，实际确立了格调师古的重要地位与价值。

清人极力批评明代格调之论，认为明人大多趋向模拟古人而失去诗之真实根本。“纵观顺康雍三朝的各种文献，清初对明代诗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模拟作风、门户之见和应酬习气。”[6]实际，清人看法相对多有偏见。清人谓明人格调多在模拟甚至抄袭古人情性，其实明人之作法自有其必然之缘由：一是政治环境之发展在诗学内在要求上的必然表现。二是心性之学所谓致良知的经学内在之力的驱使。因此，明人之格调，既非简单以模拟古人为端，亦非鉴赏古人格调之情性。

明初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主要方向就是清除异端思想。朱元璋因不喜孟子所谓民贵君轻之论而撤孟子圣位。成祖朱棣大兴文化改革之策，名义上整理旧典，实际上乃是在消除所谓异端之言论。既然当时环境乃是排斥所谓新颖之见，诗学走向复古之中实际已成为必然。成祖之后，明代学术与文化发展之内在动力实际受到极大限制，这自然是受到经学政治意识形态上排除异端思想之影响。然而，文化之中的多数复古乃是饱含一种革新之力的。中唐古文运动是如此，明代尊崇古人之情性实际亦如此。

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还有明代心学之反应。明人心学讲求致良知，至上能追溯至孟子之功，至下能承接朱子修齐治平之思。心性之学的致良知，一方面缓解了政治意识形态带来的紧张之感，另一方面让诗学发展从对古人之尊崇走向习古人之神情，进而走向融通古人而达到新的艺术境界。“格调论者遵循由古人格调上溯古人情性神韵的思维模式，如果仅止于此，那充其量只是一种艺术鉴赏的模式。明代格调论的动机，就是为了诗歌创作，为了创作出符合古典美学特征的诗歌，他们虽不主张师心自用，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于古人的默契会通中，在古典审美理想的天地里，纵横驰骋，体验自我，发现自我，希望在规则与自由的最佳契合点上，创造自我、展示自我。因此，他们主张在模拟古人中求取变化，变化中保持神似古人。”[7]

所谓“规则”，实际更多的乃是明代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约束。所谓“自由”，则应是诗学本身因由性情而来的自由喷薄。“规则”与“自由”是相互影响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随着“规则”的不断深化，明代政治意识逐渐走向扼杀学术自由的环境直接影响了心性本来应有的良知之性，于是随之走向清人所谓的空谈。那么对于诗学本身而言，因为格调之论本身强调的模拟之习因环境的变转实则促使创作实践之质量大大下滑。因此，秉承心性之学的良知致用，诗学本身并未在受挫后完全放弃。格调论后期的谢榛大谈“兴”与“悟”，其目的正是为了解救心性之学变质而影响的诗学发展之困境。因为“创作主体对理想范式的追求，也是范式变化的原因之一。”[8]“兴”者，实际是借助诗缘情的本质之力，注入到模拟得来的形似而非神似的变相诗格当中，让格调论更多一些真正的性情与个人的真我。“悟”者，乃是从作诗的哲理与意境的角度，重新让格调论丰满起来。借助于“兴”与“悟”，虽然格调论并未有太多的起色，但是至少表明一点，那就是这一时期的明代心性之学所谓良知之致与诗学所谓的复古之功尚在不断的努力之中。

三、 宗唐宗宋，倚道源心

摆在明代诗歌面前的，最主要的就是唐诗与宋诗两座高峰。正是因为明人面临着两种选择，同时明人自身诗学发展的相对多元，造成了明代诗学主流中有着所谓宗唐与宗宋之分。其实，经由元人开启的反宋入唐之路，再由台阁体诗人轻歌曼舞似的弘扬，实际在明初，宗唐之音已然十分明显。弘治正德年间，七子高呼所谓“诗必盛唐”，更直接将宗唐之气势发挥极致，宗唐思潮因此而成为诗坛主流。当然，这些早已是学界共识,故不赘言。

关注宗唐之音虽然弥漫整个明代，但是不代表宗宋之音毫无生存之可能。正相反，宗唐大势之下，却有宗宋一脉潜流涌动。明代宗宋首端大致可以归之于方孝孺。其《谈诗五首》直言对唐人诗歌之不满，尤其是李杜之诗之不满。甚至方孝孺认为，唐诗早已过时，应该与时俱进，看到宋诗之妙。其实，通读方孝孺之五首诗，明显感觉其出评诗之标准，与其所信奉的儒家道德传统息息相关。所谓“万古乾坤此道存”，不仅是道学家要紧紧守卫道，诗学同样要做卫道之人。唐人诗歌中少有明显的道与理的口吻，而宋诗明显把握着“理”之上的“道”。因此，方孝孺对宋诗另眼相看便成为一种自然之势了。

方孝孺之后，黄容、陈献章、张宁、罗伦、杨一清、王鸿儒、都穆等，都留下了对宋诗另眼看待的文辞。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批人的宗宋意识，只能止于“唐优于宋”的语境。因为，从他们的文辞中明显感觉得到，他们是刻意抬高宋诗之地位。真正直言宋诗优于唐诗，有了足够自信与底气的乃是对抗七子派“诗必盛唐”论调的张琦、夏尚朴等人。张琦以学问不逊于情志为由，大赞宋诗风格。夏尚朴则从思想入手，认为宋诗逊于唐诗乃是不可理喻之理。夏尚朴之言论明显比张琦明快敞亮得多。《逸老堂诗话》载：

古今诗人措语工拙不同，岂可以唐宋轻重论之。余讶世人但知宗唐，于宋则弃不收。……巨眼必自识之，谁谓诗盛于唐而坏于宋哉？瞿宗吉有“举世宗唐恐未公”之句，信然！[9]

既然“举世宗唐恐未公”，说明宗唐之外还有很多人为宋诗打抱不平。宗宋之音在这一时期收到了应有的重视。宗宋之第三阶段则是万历中叶的公安派。公安派之宗宋，一是不满文坛对于宗唐之风过分尊崇而引发的诗歌模拟因袭之气；二是要注意公安派之主要对抗点是盛唐。其宗宋之缘起并非直接始于宋，而是晚于盛唐的中唐时期。袁宏道直接从韩柳开始，道“韩柳元白欧，诗之圣也。苏，诗之神也。”[10]袁中道还以白居易和苏轼为偶像，自号“白苏居士”。可见，在性灵派心中，中唐之后直到宋代都是他们的精神所在，而追随公安派宗宋的可考的还有何乔远、毕自严、周诗雅等。

无论诗学宗唐还是宗宋，都跟明代经学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诗之宗唐者，尤其是以盛唐为圭臬者，一是钦佩于盛唐政治经济强盛下而外显的诗学气象，二是追溯作为诗之本体的唐诗情境结合之高超技艺。从更深一层看，盛唐诗之隆盛其实与盛唐之前初唐时期经学重建之功有关。相比唐代，明代整体社会自信显然不如唐代。经学意识又经由唐宋转型而走向心性之学，外在经营之气魄转为内在自性之修养。加上道学的相对陈腐，明代诗学以盛唐诗作为怀想之崇拜对象则自然不足为奇。明代没有唐代的那种文化气氛，盛唐诗歌那种兴象玲珑之气度无法在明代重演。明人只有以盛唐诗为最高准则，才能不断在宗唐路上遥望和接近唐诗。

那么宗宋之音，与明代经学之关联表现如何呢？明代宗宋之人，其思路大体是这样的：“从推崇对象看，一是以苏黄诗风为代表的江西诗派，旁及诗风相近或相关的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陆游等；二是以邵雍、朱熹为核心的理学诗。由此显示出两种价值取向：前者着眼于诗人主体性的积极发挥与自我性灵的充分流露，致赏自立精神下的新变和真趣；后者注目于‘天道’性情的自然抒发和现实伦理的社会关怀，歆羡自觉意识里的质实与理趣。”[11]可见，宗宋之人着眼于主体性的积极发挥，尤其是注重自我性灵之抒发，盖以弃外在大功之取，而多注目内在心性之思，与明代心性之学的发展实际同幅共振。同样的，所谓天道性情，实际还是心性之学的良知致用。正是因为明代经学中的心性之学所拥有的内在良知致用之力，才能客观上影响宗宋派追求性灵的虔诚。反过来，追求性灵的虔诚，也是对于宋明以来愈发朝内发展的心性之论思维的进一步诗意化。

四、八股解经，以文成化

明代八股之恶，明末清初便被有识之士唾骂。几百年来，八股文背负着封建经教与扼杀创新的骂名。然而，八股的存在并非一无是处，其价值关键取决于从何种角度看待。若从经学与诗学的角度，显然八股乃是经学与诗学在明清的交汇点之一。从文体学的角度看待八股，说八股是一种文体，应该不会太过。梁启超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皆一代之英杰。此论尤确。唐有殿试诗已然成为诗歌文体之一种。那么同样以文学取仕的八股，自然也是文体之一种。既然是文体，那么就是属于文学或者诗学的范畴了。

既然八股成为诗学研究的范围，那么其“文”之力量理论上应该具有极强的外显能力。明末大儒顾炎武说：“八股盛而六经微。”[12]顾炎武此句，一方面表示八股文的考试方式让士子只知道挖掘圣人在字里行间的意思，将圣人衍化的天地大道变成了采摘此句、泛演文章的技能。这是一种消解了圣人本意的考试方式，最终导致儒生为了功名利禄只知道死记硬背与胡乱理解。但是另一方面，八股的程式化对诗学也有一些相对积极的影响。以八股为载体的诗学呈现出别样的风貌。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首先，八股文这种让士子代古人语气的考试方式，客观上极大有利于明代诗学的体悟与感观之发展。从文体学的角度而言，五经各有其体之特制：《诗》有民风之态，《书》倚端正之辞，《礼》度虔诚之心，《易》究天人之奇，《春秋》申圣明之志。士子深究五经，还要替古人代做语气，若不能深刻体悟五经之义，何以能体察圣人之言？更何以替圣人做文言说？因此，若要写出优秀的八股文，必须首先一条就是要学会以“文”的姿态去感受“经”的内涵。

其次，诗学的研究路径与范式往往来自于研习八股文。诗学因八股文的程式化而呈现出稳定明晰的研究方向。明代八股用于经学考试，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秉持了“以文化之”的态度。士子若读《诗》，知其乃民风之态，必然先要把握民风之态如何。无论是乡间男女情思之缱绻，还是邦国祭祀之诚恳；无论是忧心子孙之情愁，或是思妇征人之悲怨，士子必先自我有其情，而后察其状，而后深思情之所起，状之所由，才得以模其情，论其意，才能八股下笔，代古人之语气。所以，士子之风便是天下之风，而诗家专著，亦祈愿与之导航。所以明代很多经学家往往都是从诗学的角度来研究的，这正是迎合当时士子风气的一种强有力的佐证。

第三，明代诗学文体思路也因八股之制的发展而更为成熟。经学和诗学在明代之交融可谓蔚为风采。明代研究《诗》之学者何大抡直接用诗义来解读《诗》，其书凡例有这样一段话，让人觉得明代八股之制实际乃是一种诗学文体之思：

诗家所贵，最取词华，率俚无文，色泽安在？今采其词句雅丽，宛如八股样式，万一临场操觚，少加润色，则句句灵通，字字琢练，满纸尽灿珠玑，为心另为捃遮。……至于十五国之风，趣味飘洒，韵致风骚，主司辄因文理简便，每取以校士，而士人芸窗证业，亦辄采其题以发骚逸荡迭之致，所以编之独详……[13]

可见，何大抡的诗学研究其实就是为八股文考试这种制度而撰著的。明代的八股文在致用之思上已然与诗学体悟之力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诗学体之参悟与文之用心，大部分用于八股的创制，更显现出明代经学与诗学的一种特殊的关联。因此，“像这样的解经风气，其必然使诗经研究从本质上发生变化，由对圣典道德、伦理意义的观注，转向对诗歌文学情韵的体味，对诗中形象、情感、心境的领悟，走向文学分析、欣赏的道路。”[14]

[1] 陈文新.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J].文学评论，2002(3):80.

[2] 邓新跃.明代诗学辩体理论的尊体意识与典范意识[J].南都学坛，2005(2):63.

[3] 宋濂.宋学士全集[M].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33.

[4]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M]. 李慶立，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74.

[5] 汪泓.明代诗学体制为先观念之内涵及其流变[J].江西社会科学，2007(5):231.

[6] 蒋寅.清初诗坛对明代诗学的反思[J].文学遗产，2006(2)：109.

[7] 查清华.格调论的思维模式[J].社会科学战线，2004(6)：82.

[8] 方锡球.明代唐诗学对“诗变”内在因素的探索[J].江淮论坛，2012(4)：154.

[9] 俞弁.逸老堂诗话：卷3[M]∥四库全书：88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8.

[10] 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1.

[11] 查清华.明代诗学宗宋说[J].江西社会科学，2004(10)：77.

[12] 顾炎武.日知录[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727.

[13] 何大抡.诗经主意默雷[M].刻本.友石居，陈氏，1635(明崇祯五年).

[14] 刘毓庆.八股取士与明代《诗》学的转向[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375.

[责任编辑：林漫宙]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 Classicsand Poetics in the Ming Dynasty

PAN Lian-y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6, China)

Confucian classics and poetry in the Ming Dynasty are connected in four aspects. The first is that Confucian classics is developed through the mentality theory, which improves the mentality theory of poetics to a new height and becomes the core of poetic system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second is that the mentality theory as the core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Ming Dynasty brings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new requirements of personality traits. The third is the “authentic Tang or Song” of the poetics in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which is not only a compulsory path for the Ming people to pursue the poetic dimension for themselves, but a close harmon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fourth is that the system of eight-legged essay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style-respecting awareness and comprehension of poetics in terms of poetic development.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Ming Dynasty; poetics; relationship

2016-06-08

2012年度国家重大社会科学项目(12&ZD153)

潘链钰，(1988-)，男，湖北鄂州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I207.2

A

1004-1710(2017)01-01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