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君的前世今生
——鲁迅《伤逝》与亦舒《我的前半生》的比较

余醴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湖南株洲41200）

子君的前世今生
——鲁迅《伤逝》与亦舒《我的前半生》的比较

余醴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湖南株洲41200）

在讨论中国女性的命运和情感的命题中，鲁迅和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亦舒都用作品做出了回答。尽管两个子君的时空相隔多年，但遭遇又是何其相似，亦舒更是把鲁迅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形象地运用于实践，让失婚后的子君勇敢地站了起来，也为《娜拉走后怎样》在新时代找到了第三条路。尽管都是对女性的命运作出了深切的关注，但男女作家的视角有不尽相同，他们在对女性命运的讨论中既呼应，又对照。

女性；命运；视角

一 引言

中国历史是一部女性被看轻、被忽略、被压抑的历史，女性并不被独立地称之为单独的一个人，她永远是作为男性的依附而出现的，她们作为女性的个人价值的严重缺失。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女性主义（feminism）传入中国，译作“女子主义”、“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等。当时许多文化界的著名人士都曾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比如梁启超就曾在1922年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演讲《人权与女权》。易卜生和他的作品应运历史和时代需要，进入了国人的视野之中。

娜拉——新女性形象是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在面临着各种压力之时想象与设计民族国家以及男性主体的主要符码，言说娜拉成为五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学议题。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给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作了一次演讲。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两条道路，娜拉式女性出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925年，鲁迅创作了他唯一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伤逝》，将他对于女性、对于爱情、对于婚姻的观点作了一次形象化的表达。

时隔多年之后，香港的言情小说家亦舒创作了一本《我的前半生》，讲述了一个被弃的中年妇女如何找回自己，重塑生活，书中人物仍然沿用“子君”和“涓生”。如果说鲁迅给中国的娜拉言说了两条悲剧道路，那么亦舒就试图通过这本小说告诉人们娜拉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在罗孚采访亦舒之后，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香港有亦舒》，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正是诸如此类的泼辣，形成了亦舒杂文的一种风格。它的特色当然不止这一点。

亦舒是崇拜鲁迅的，这可能使人有些意外，专写缠绵的爱情故事的人，也崇拜鲁迅？这是真的，尽管从她的小说看不出来，就是从她的杂文也看不出来。她的杂文没有什么“鲁迅风”。

“我崇拜鲁迅，崇拜曹雪芹，崇拜张爱玲……”

“大学生问鲁迅，‘作为一个现代中国青年，应该争取什么？’鲁迅答大学生：‘先争取言论自由，然后我告诉你，我们应该争取什么。’第一次看到鲁迅答大学生，是十二三岁吧，马上爱上了他……”

“……在××的杂志社蹲着阅毕了鲁迅杂文。”这时是十六七岁。

“然而随时随地翻开《鲁迅全集》，一切疑难杂症都得到了解答，真不在乎旁人在想什么写什么。夜半看鲁迅，会得手舞足蹈。”

所以说，把《我的前半生》看作是亦舒对鲁迅的致意也丝毫不为过。

二 相似的遭遇与不同的命运

虽然时代不同，但两位子君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伤逝》中的涓生与子君“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大学毕业，英文流利，举止得宜，可以说是“出得厅堂，入得厨房”。

都十分勇敢，《伤逝》中的子君可以说是当时的新女性，勇敢的追求自由和爱情：“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即使走在路上，当涓生“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所以鲁迅不仅赞叹：“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在同居后，她更是显现出超乎常人的勇气，卖掉她的金戒指和耳环，全心全意地投入生活。《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在大学时期就因为错判分数而“吵到系主任那里去”，并且“涓生一向体弱，拿不定主意，买层公寓都被经纪欺侮，一向由我撑腰”。

然而，就是这样的女性，最后都被抛弃了，被弃的原因都是结合后子君归于琐碎平凡，《伤逝》中的涓生视子君为累赘，看到子君饲养油鸡、饲养阿随都心生厌恶；《我的前半生》中涓生也对子君说：“我不想多说了，子君，我不想批判你，但实际上，最近这几年来，我在家中得不到一点温暖，我不过是赚钱的工具，我们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我想与你说话的时候，你总是在做别的事情：与太太们吃饭．在娘家打牌……”更重要的原因是：“子君，我对不起你。"他说，"但是我不能放弃爱情，子君，我以前爱过你，现在我爱上了别人，我不得不离你而去，求你原谅我。”而面对被抛弃的局面，她们同样都不明白，只觉得她们的“涓生”变了，而“我们”并没有做错，为家庭劳累付出，却换得如此一个结局，内心的这份委屈和酸楚是无以复加的。

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子君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局，《伤逝》中的子君被父亲接回了家，没过多久就死去了，涓生以为他对子君说了不再爱她后，勇敢的子君会继续勇敢前进，可是在那个社会，子君能行到哪里去？与他私奔，她已得不到家人的宠爱，回到家只有窒息，不回家那就如同出走的娜拉，无路可走，不是堕落就是死路。

所幸，时代终究是在进步，新子君的时代，女人已有多种选择。做不了贤妻良母了，也可以自食其力，虽然社会仍然复杂，陷阱重重，荆棘满地，但女人只要坚强挺下去，就能经济独立，只有经济独立，才能真正有自信，从而赢得他人的尊重。

三 不同视角的对话与对抗

对于女权问题，鲁迅向来是认为“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1]，“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2]。而且鲁迅一针见血地分析了当时的所谓恋爱自由、妇女解放：她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

这是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像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3]

在这点上，亦舒和鲁迅是持有相同观点的，认为女性只有掌握了经济基础，才会有和男性平等对话的机会，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亦舒的另一个名篇《喜宝》中有这样一句话：“假如有人来问姜喜宝：女人应该争取什么？我会答：‘让我们争取金钱，然后我才告诉你们，女人应当争取什么。’”所以，在《我的前半生》中，子君通过自己的努力，自食其力，艰辛奋斗，获得了重生，并再次获得美好的爱情。也可以说，鲁迅的观点是那个时代无法实现的，所以，这个时代的亦舒在小说中将这个理论作了一个完美的实践。

但对于同一个故事，两者的叙述角度是不一样的，这两位男女作家对“娜拉”的叙述既呼应，又对照，他者叙述与自我陈述形成了潜在的对话与抗衡。

《伤逝》的副标题是“涓生的手记”，所有的观察点和切入点都是以涓生为主，对子君琐碎的叙述：“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她的勇气都失掉了，只为着阿随悲愤，为着做饭出神；然而奇怪的是倒也并不怎样瘦损……。”使得一个平凡、怯弱、无知的女性立于读者面前，而对于两个人的交流，首先是“子君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尔后便是觉得谈话也陷入“虚空”。所以，人们很容易把爱情的毁灭归结于子君的不知进步、迟钝和麻木。

而《我的前半生》中，亦舒认为婚姻的过错是双方的，她对子君婚后耽于安逸也作了批评，但亦舒更注重的是女性心理的感受和复杂的心路历程。

同样是家庭琐事，亦舒以女性的视角做出了细微的体察，开篇一个清晨的场景描述了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子君要承担的一切，首先是闹钟响了先推醒丈夫，接着是叫醒儿子，再为女儿解决文胸问题，还要交代司机，处理女佣间的矛盾。一个清晨，这么多琐碎并且必要的事情都让一个女性默默地承受，并且当她还没意识到婚姻出现问题，丈夫变心之前，她是幸福地承担这些事物的，比如她还能因为菲佣的问题开玩笑，接到好友唐晶的电话，对方称她为“幸福的主妇”。

而男性除了认为这些都是女性的理所当然，他还会要求女性在思想、事业方面的配合，一旦配合不了，女性就会遭到抛弃，但是男性还会振振有辞地说是女性不能跟上他的脚步，即使配合了，在他对女性感到厌倦时，他又会以别的理由去抛弃女人。

其实涓生们根本没有想过，在他们抱怨子君没有陪她读书散步，交流思想的同时，这些琐碎、平凡并且必要的事是谁在做，尤其在《伤逝》中，涓生觉得子君忙与家务，连谈话的时间都没有，觉得有必要“雇一个女工”，但是他们到了后来，连吃饭都成问题，何来雇女工。

所以我们看《伤逝》中，涓生对子君的平凡居然恨不得她死了。这就充分印证亦舒的一句话：“当一个男人不再爱他的女人，她哭闹是错，静默也是错，活着呼吸是错，死了也是错。”《我的前半生》中的涓生，和子君谈离婚的时候看到子君几乎昏倒都无动于衷，而当子君活得自立自强，精彩潇洒的时候，又几度落泪并想复合，所以张爱玲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4]。放到这里可以这样理解，但女人全心全意依附于一个男人而失去了作为自我的存在的时候，她就是“蚊子血”、“饭粘子”；只有她自力更生，为自己而活的时候，她就是男人心中的红白玫瑰。

鲁迅对待子君，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好在亦舒笔下的子君在离婚被弃之后，通过苦苦挣扎，勇敢的站了起来。一个子君身上重叠着两个女人，她们联系着“娜拉”的过去和将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前世芳魂竟伤逝，今生混沌只半生”。虽然现实中的子君最后的结局不一定象《我的前半生》中那样幸福和完美，但这至少是现代女性应当努力的方向。

[1]鲁迅.伤逝[A].鲁迅全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111.

[2]鲁迅.娜拉走后怎样[A].鲁迅全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鲁迅.关于妇女解放[A].鲁迅全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594.

[4]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A].张爱玲文集:第二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55.

（责任编校：张京华）

I206.6

A

1673-2219（2017）03-0055-02

2016－07－06

余醴（1979－），女，湖南株洲人，硕士，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